这一切渐渐地深入她的内心。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渐渐地，两位诗人的诗句变成了她的意识和她的个性。两位诗人的诗句不仅赋予她以视野和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对她而言也成为一种语言范式。因此，当她坐下来写作自己的书时，她已注定会将自己的语言与两位诗人的语言进行一番比较，这种比较在当时或许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
如果改用一下温·休·奥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伟大的诗歌将她“踹进了”散文。语出奥登的《悼叶芝》，诗中有“疯狂的爱尔兰将你踹进诗歌”一句。因为，对这两位诗人之遗产的探究只能在散文中进行。在诗歌中，这份遗产只能成为模仿者的资本。后来的情况也果然如此。换句话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散文已成为语言藉以摆脱停滞的唯一环境。这一散文似乎成了唯一合适的环境，两位诗人使用过的语言可以在此歇息灵魂。因此，她的书与其说是回忆录，是对两位大诗人的传记之附注，无论它们作为回忆录和附注的性质如何出色，这些书仍不如说是在阐释俄罗斯人民的意识。至少，是在阐释有幸读到此书的那些人的意识。
丝毫不令人奇怪，这样的阐释会变成对体制的谴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这两部回忆录的确能被等同于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世纪的文学作出的最后审判，更可怕的是，正是这个世纪曾发出建造人间天堂的呼吁。更不会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回忆录，尤其是第二部，在克里姆林宫内外均引起一片愤怒。应该说，当权者们的反应要比知识分子的反应更真诚一些，因为当权者仅仅把藏匿这些图书宣布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知识分子，尤其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却掀起一场可怕的声浪，因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某些实为体制帮凶的杰出知识分子或不那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指控，于是，向她的厨房涌去的人流也逐渐消失了。
出现一些充满愤怒、提出绝交的公开信和半公开信，她究竟是否有权指认某人为告密者，这一问题甚至导致朋友反目，夫妻分手。那位杰出的异见人士抖动着大胡子宣称：“她败坏了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的名誉。”另一些人则冲向别墅，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赶紧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已经到了七十年代，六七年之后，由于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态度，这些人中间又将再次出现一场相似的分裂。
文学家的意识中存在着某种拒绝道德威信的东西。文学家很乐意认同总书记或元首的存在，但他一准会质疑先知的存在。问题或许就在于，“你是个奴才”这样的话听起来要比“从道德角度看你就是个零”的定论更易忍受。就像俗话所说，人们不揍已经倒地的人。但是，先知踹了倒地者一脚，却不是为了弄死后者，而是想让他站起身来。人们抗拒被踹，指控和谴责遭到怀疑，可他们这样做却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出于奴才固有的精神自满。如果事情不仅牵涉到道德威信，而且还牵涉到文化道德，如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所为，这对于一位文学家而言就更加糟糕了。
我要冒险再稍稍往前走几步。现实只能借助接受来获得意义。只有接受才使现实变得重要。接受的层次有所不同（取决于其重要性），这一等级体系是接受行为借助一些最为敏感、细腻的棱镜获得的。只有一位大师能赋予这些棱镜以细腻和敏感，这位大师就是文化、文明及其主要工具，即语言。借助这一棱镜对现实作出的评判，或许就是最准确的评判，甚至可能是最公正的评判，获得这样的评判就是全人类所有代表的共同目标。（“不诚实！”和“精英治国！”之类的哭喊，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都有可能遇到，首先是在我们的大学里，但是没有必要去关注这些，因为文化就其定义而言就是精英的，民主原则在认识领域的实施就包含着一个信号，即智慧和愚昧的平等。）
娜·雅·曼德施塔姆对她所目睹的现实作出的评判之所以毋庸置疑，并不是因为她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自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诗歌获得了这种棱镜。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明失聪，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在革命前即已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如此，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同样如此。即便俄国没有经历过本世纪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他们也依然会是大诗人，因为他们富有天赋。一般说来，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
如果没有革命以及其他事件，娜·雅·曼德施塔姆也会成为一位作家吗？或许不会，因为她是在一九一九年遇见自己未来的丈夫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谨，它会将我们带入概率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模糊领域。她最终成为一位作家，并非因为本世纪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而更像是对本世纪俄国所发生一切的抗拒。一位诡辩家定会伸出食指，发出一番指点，说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看，“抗拒”就等于“因为”。好吧，如果他对一位普通人的“抗拒”之意义如此地无动于衷，那就随他去吧，那就随他的历史决定论去吧。
不过，所有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既然一位年逾六旬的瘦老太婆很快便能体现出这样一种能力，即延缓民族的文化崩溃，如果说她未能最终阻止这种崩溃的话。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历史在这烛照中缩成一团，而个人主义则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即去寻找光源还是去犯下针对自我的人类学罪行。
她的任务中完全不包括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她更不追求去与体制算账。对于她而言，这是一项个人事情，关涉她的性格、个性以及那塑造了她的个性的一切。而塑造出她的个性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最优秀产物，即她丈夫的诗。正是这些诗句拯救了她，而非关于丈夫的记忆。她在四十二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这些诗，而非他的遗孀。她当然很爱他，可是要知道，爱情本身也是一种最为精英化的激情。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爱情才能获得规模和前景，因为它需要在意识中，而非床铺上占据更大的位置。脱离这一语境，爱情就将沦为普普通通的摩擦。她是文化的遗孀，我认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书才会如此深入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这或许也是因为，当今世界面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可以被概括为守寡状态。
如果说她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在这一方面，她完全不像她那两位诗人。但是，那两位诗人自有他们的艺术，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从而表现得谦卑，或是显得谦卑。而她则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有时，她的观点是不尽完善的，或是以传闻为基础的。简言之，她有性格缺陷，这并不奇怪，如果你们注意到她在现实生活中以及之后的想象中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最终，她的不宽容赶走了许多人。她将这当作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她已经因为崇敬、因为诸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2009），美国政治家、金融家，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或威利·菲舍尔（少校鲁道夫·阿贝尔鲁道夫·阿贝尔（1903—1971），苏联王牌间谍，原籍英国。的真名）这样一些人的狂喜而感觉疲惫不堪。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在自家的床上，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甚至情愿死去，因为，“在那边我又可以和奥西普在一起了”，可阿赫马托娃有一次却对她说：“不，这一次该轮到我和他在一起了。”
她的这一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她死在自家的床上。对于她那一代俄国人而言，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为数并不多。毫无疑问，有人会认为她不理解她所处的时代，未能赶上开往未来的火车。有什么法子呢，她像她那一代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开往未来的火车将停靠在集中营或是毒气室。她很幸运，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她和我们都知道这趟列车的终点站。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地点是她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地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苍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所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一九八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