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发于《纽约书评》1981年3月5日（第28期）。
（一篇悼词）
约·布罗茨基
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时间则是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娜佳是遗孀当中最幸运的。”安娜·阿赫马托娃这样说的时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在当时获得的普遍承认。阿赫马托娃的这一看法自然首先是就她那位诗友的命运而言的，这一看法虽然公正，却依然是旁观的。在上面提及的普遍承认出现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已年逾七十，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几乎一无所有。况且，这一承认虽说普遍，却仍未能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亦即俄国流传开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度过的二十年，是守寡、极度贫困、将一切个人损失一笔勾销的大战以及每时每刻的恐惧，担心身为人民公敌之妻的她会被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们抓走。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除了死亡，其他任何遭际都可以被视为喘息。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当时，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应该说，那些教堂是整个帝国最漂亮的教堂）。听说我们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建议我们去见一见当时在该地师范学院教英语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并让我们把几本书转交给她。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还活着。
她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住户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运的嘲弄，叫“非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属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这个房间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米。房间的大部分面积为一张大铁床所占据，另外还有两把维也纳式椅子，一张带有小镜子的五斗橱，还有一个床头柜，这床头柜也当桌子用，上面摆着几只剩有残羹的盘子，旁边是一本简装英文书，以赛亚·伯林的《刺猬和狐狸》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一部俄国文学论集（1957）。。这本红皮书籍会出现在这间斗室，有人敲门时它也未被藏到枕头下面，这个事实本身恰好也表明，喘息期业已开始。
后来得知，这本书也是阿赫马托娃送来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赫马托娃始终是曼德施塔姆夫妇最亲近的朋友，起初是他们夫妇两人的朋友，之后则仅为娜杰日达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两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枪毙；第二任丈夫、艺术学家尼古拉·普宁死于同一机构设置的集中营。阿赫马托娃竭尽所能地帮助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在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将后者偷偷带到塔什干，作家协会的部分成员当时被疏散到那里，在塔什干，阿赫马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粮。阿赫马托娃的两任丈夫均为国家所灭，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总共被关了十六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如此，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是要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好一些，即便仅仅因为，官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她是一位作家，还允许她住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而对于人民公敌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门则是紧闭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像对她自己一样。在她最遂顺的时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区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贵重的物件就是厨房墙上那只能发出布谷鸟报时声的挂钟。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带着逮捕证赶到这里来的那些人也同样会感到失望。
在那些“遂顺的”年代，即她的两部回忆录在西方发表之后，这间厨房的确成为一块朝觐之地。几乎每天晚上，那些熬过艰难时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涌现出来的精英们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这张桌子要比普斯科夫的那个床头柜大十倍。能感觉到，她在试图挽回她被摈弃的那几十年。但这只是我的怀疑，不知为何我记得更清楚的还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间斗室里的模样，或是她坐在阿赫马托娃列宁格勒住所里的沙发角上的模样，她有时偷偷从普斯科夫跑到列宁格勒来，或是她现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莫斯科住处的走廊深处时的模样，在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时，她就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对这些模样印象更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时候更接近她的本质，即一位被抛弃的女子、女难民，或是像曼德施塔姆在一首诗中对她的称呼，即“穷女友”见曼德施塔姆的《你还没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1937）一诗。，这种身份她实际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终点。
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六十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那种对充满事件、跌宕起伏的漫长一生进行静观的传统回忆录作者形象，并不适用于她。因为，她度过的六十五年生活并不十分正常。在苏联的惩处机制中有这样一项规定，在某些特定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年可被视为三年。如此算来，本世纪的许多俄国人堪比《圣经》中的长老。曼德施塔姆夫人与那些长老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义的渴求。
然而，六十岁的她在喘息期伏案写作这些回忆录，其动机并不仅仅是对公正裁决的希冀。这些回忆录之所以面世，是因为俄国文学史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又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生活中再度出现。我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伟大的俄语散文的诞生。这种散文仿佛凭空出现，像是某种不明原因导致的后果，但实际上，它就是从十九世纪的俄语诗歌中成长起来的。诗歌为其后的整个俄国文学确定了基调，俄语散文中的杰作均可被视为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间俄语诗歌中出现的细腻心理和细致语汇的遥远回声和精心再加工。阿赫马托娃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上了年纪的普希金主人公，比如奥涅金之类。”
总体而言，诗歌永远走在散文的前面。这句话在很多方面也可以用来概括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一生。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她都是她的一生与之紧密相连的两位诗人之产物，这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并非仅仅因为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终生好友。说到底，四十二年的寡居生活会使最幸福的回忆也黯然失色（而在他俩的婚姻中幸福的回忆原本就不多，即便仅从这一点来看，即他们的共同生活充满了因战争、革命和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而导致的别离）。同样，她也多年无法与阿赫马托娃见面，而书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那种使这段婚姻、这份友谊得以维系和强化的机制就是一种愿望，即一定要记住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就是两位诗人的诗句。
在那个被阿赫马托娃称为“前古腾堡时代”的年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做这些事时绝非孤身一人。昼夜重复已故丈夫的诗句，这不仅能让她越来越深地理解这些诗，而且还能复活她丈夫独具的嗓音和声调，能让她感觉到（哪怕是瞬间地）他的在场，能让她意识到，他履行了他在结婚仪式上许下的“同甘共苦”的诺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在阿赫马托娃不在身边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也时常用同样的方式诉诸阿赫马托娃的诗，因为这个记忆机制一旦启动，便无法再停下来。这一方式也被诉诸其他一些作者和某些思想，诉诸其他一些伦理原则，一句话，诉诸一切只能以这种方式方能得以保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