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于诗人而言，幻听症是某种职业病。
许多诗人都说过，诗句是这样产生的，它起初是诗人耳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无形乐句，然后形式才逐渐确定下来，但仍无字词。《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中有这样的表述，奥·曼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但是，却没有任何声响能盖过这曲调，无论是喧闹和广播，还是同一个房间里的交谈。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说，当“长诗”出现时，她情愿做任何事情，只求能摆脱它，她甚至跑过去洗衣服，却仍然于事无补。
在乐句过后的某一时刻，字词会突然出现，于是双唇便嚅动起来。或许，作曲家作曲和诗人写诗有某种共同之处，而词的出现，则是区分这两类创作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时，奥·曼会在梦中听见曲调，可醒来之后，他却想不起他梦见的诗句。
我产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诗存在于它被写就之前。（奥·曼从不说“写诗”，他起先说“编诗”，后来改称“记诗”。）整个写作过程就表现为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和声和意义统一体的紧张捕捉和呈现，这些不知自何处而来的统一体会渐渐地化身为字词。
写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诗中剔除那些偶然的字词，在这些字词出现之前，那个和声整体中原本并无这些字词。这些偶然溜出来的字词被匆忙记下，以填补整体形成时暴露出的空白。它们卡在那里，将它们剔除可是一件沉重的工作。在最后一个阶段，还得痛苦地谛听自我，以寻找那个被称为“诗作”的绝对精确的客观统一体。在《请保留我的话语》一诗的头两句，最后一个修饰词是“良心”（“劳动的良心焦油”）。奥·曼抱怨说，这里需要一个准确而又简洁的定义，就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做的那样：“只有她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似乎在等待她的帮助。
在他的写诗过程中，我常常会发现两次“整流的叹息”，而不止一次：一次是在诗句或诗节中出现最初的字词时，一次是当最后一个准确的词驱逐了那些偶然闯入的外来客。此时，那个倾听自我的过程，即那个会导致内在听觉紊乱、会导致疾病的过程，方才停止。这首诗仿佛终于脱离其作者，不再嗡嗡作响地令他痛苦不堪。被控制之人获得了解放。可怜的伊俄母牛摆脱了叮咬她的那只蜜蜂。伊俄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之女，成为主神宙斯的情人后被变成一只小母牛，宙斯妻子赫拉派一只牛虻（而非蜜蜂）不停叮咬她，她四处奔逃，最后逃至埃及，被宙斯变回人形。
如果一首诗不愿离去，照奥·曼的说法，这就意味着这首诗中还有些没有理顺的东西，或者“还藏着点什么”，也就是说，还存在着能孕育出新芽的丰厚土壤。换言之，工作尚未结束。
内心的声音刚一平息，奥·曼便会立即把新写好的诗读给别人听。仅有我这位听者是不够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番折腾，这让奥·曼觉得我似乎也同样听到过所有的曲调。他有时还指责我没有听清什么东西。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沃罗涅日时期（即《沃罗涅日笔记本》的第二册和第三册），我们常去见娜塔莎·施特姆佩尔娜塔莉娅·施特姆佩尔（1908—1988），沃罗涅日航空学校俄国语言和文学教师，曼德施塔姆夫妇在沃罗涅日时期的好友，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笔记本》中有多首诗是献给她的，她设法保存下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时期的许多诗作。，或者请费佳·马兰茨来我们家，后者是个农艺师，他长得像个猴子，却极其纯洁可爱，他本想成为一位小提琴手，却在年轻时偶然伤了一只手。费佳身上有一种懂音乐的人才具有的内在和谐。他起初不太懂诗，但他的音乐嗅觉却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诗歌听者，胜过许多专家。
第一次朗诵似乎就是诗歌创作过程的结束，第一位听者会感到自己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自三十年代起，奥·曼的第一位听者有如下几位：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库津，一位生物学家，奥·曼曾将《致德语》一诗献给他；亚历山大·马尔古里斯，他实际上正是前两册《沃罗涅日笔记本》的传播者。马尔古里斯在听朗诵时背下诗作或是拿到抄本，然后便把这些诗作读给他的亲朋好友听，他背诵或抄有奥·曼的大量诗作。奥·曼写有许多关于马尔古里斯的诗，这些诗一准以“老人马尔古里斯”这几个字开头，也一准能博得马尔古里斯本人的赞许，奥·曼写道，在贫穷的老头马尔古里斯（马尔古里斯当时还不满三十岁）家里，还有一位被马尔古里斯秘密赡养的更贫穷的老头。马尔古里斯是个地道的“单人乐团”，他能用口哨吹出最复杂的交响乐。遗憾的是，那些最好的“马尔古里斯诗作”遗失了，那些诗写的是“老人”马尔古里斯如何在莫斯科的街心花园里演奏贝多芬。马尔古里斯后与女钢琴家伊扎·汉岑结婚，后者是斯克里亚宾音乐的出色演奏者。马尔古里斯终生喜爱音乐、诗歌和艳遇。我听说，当他在远东的天幕下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还在给那些刑事犯讲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以及火枪手们的艳遇，而刑事犯们则回报以食物。
廖瓦·古米廖夫也常常成为第一位听者，他于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冬天住在我们家里。奥·曼曾将《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的开头部分读给鲁达科夫听，后者当时与列宁格勒的贵族一同被流放至沃罗涅日，但不久就返回了列宁格勒。
结果，奥·曼的所有第一位听者都遭遇到悲惨命运。除娜塔莎一人外，所有人均经历过监狱和流放。比如，费佳在叶若夫掌权时期坐牢一年多，他挺过这一切，并未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因此成为幸运儿，在叶若夫垮台后被释放。在这番经历之后，他身患重病，疲惫不堪，战争期间他又再度被流放，仅仅因为他很偶然地出生于维也纳，他在出生三周后便被带回了基辅的家。
若按逻辑推论自然可以设想，曼德施塔姆的所有第一位听者均遭到镇压，这说明他们的案件中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库津“被抓”是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与生物学家案件有关。他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写了几首打油诗，他十分谨慎，一直并未让我们读到那些诗。他常常被传唤至某些私人住宅，在那里的一个专门加固过的单间里会坐着一位侦查员，他负责招募告密者。库津第一次坐牢是在一九三二年，后来他又再度被捕，与生物学家维尔梅尔维尔梅尔（1908—1938；一说死于1943），动物学家，死于集中营。是同一天，他们两人都被列为新拉马克主义者拉马克（1790—1869），法国博物学家，最早提出关于生物界进化的完整理论，“生物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已被赶出季米里亚泽夫农科院。
生物学家库津，农艺师费佳·马兰茨，被处决将军的儿子鲁达科夫，还有被处决诗人的儿子廖瓦，他们甚至彼此并不相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即喜爱诗歌。显而易见，这种情感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智性为前提，而智性在我们这里却注定会使人走向灭亡，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会遭到流放。只有翻译家才能活下去。
翻译工作的过程与真正诗作的写作过程截然相对。我当然不是指那样的奇迹，即两位诗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融为一体，如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1783—1852），诗人。或阿·康·托尔斯泰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作家、诗人。的译诗，在那样的情况下，译诗将新的源泉带入俄国诗歌，或者说，译诗成了货真价实的俄国文学作品，就像我们所喜爱的那首《科林斯新娘》阿·康·托尔斯泰翻译的歌德诗作。。但是，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赢得这样的成功，而且也十分罕见，普通的翻译只是一种冷静理智的编写行为，是对某些作诗因素的模仿。无论此言多么奇怪，我仍要说，在翻译中不存在任何需要再现的现成整体。译者像发动引擎一样发动自己，经过一番漫长、机械的努力，寻求他需要使用的旋律。他丧失了那种被霍达谢维奇霍达谢维奇（1886—1939），诗人、批评家，后流亡国外。十分准确地称之为“秘听”的东西。翻译是一项真正的诗人不该去做的工作，它甚至会妨碍原创诗作的诞生。
在《谈论但丁》中奥·曼曾言及“现成意义的译者”，以此表明他对翻译作品、对那些用诗歌形式来表达其思想的人之态度。奥·曼从不将这样的人等同于真正的诗人。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无人继续读诗。“诗是这样一种东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说，“谁要是一朝吞下一块赝品，就会终生中毒。”人们如今又返回诗歌，读诗的热情前所未有，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已学会将诗歌与翻译行当的种种产品区分开来。
诗如词。一个刻意杜撰出来的词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已经被各种各样不成功的造词行为所证明，这种造词行为是在天真地戏耍话语这一人类的神圣天赋。那被称作“词”的语音单位被强加上武断的含义，从而成为祭司、占卜者、统治者和其他招摇撞骗者出于自私目的而使用的黑话或语言糟粕。人们强暴词，强暴诗，以便使用它们，就像催眠术士使用水晶球。骗局迟早会被揭穿，但人们永远面临新的危险，即被那些将水晶球掉转一面的新骗子所迷惑，落入他们的掌控。
“里面”
“里面”
奥·曼遭审查时，在内部监狱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关于这一点，奥·曼在沃罗涅日与我谈过很多，他努力想把幻觉臆想与事实区分开来。他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我对此确信无疑，因为在探监时他立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穿着谁的大衣，我回答是妈妈的，他通过我的回答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这就是说，你没有被捕……”但是他当时已经病了，远不能说他的一切观察和结论都准确无误。我俩一起小心翼翼地在其中挑拣真实的成分，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