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个鉴别他的记忆之真伪的不错标准，即那位侦查员在我探监时也曾涉及诸多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把他对整个案件、对调查过程方方面面的看法灌输给我。究竟该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些权威解释。有许多像阿达里斯一样的女性，她们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诸如此类的解释……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但也有人是心悦诚服的。如此一来，探监时的我便似乎成了一张唱片，侦查员和奥·曼都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刻录在这张唱片上，好让我带出去告诉大家。那位侦查员在有意识地竭力吓倒我，再通过我吓倒那些将来与我交谈的人。但是他失算了，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活动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手下的牺牲品也会记住点什么，也敢于用自己的标准，而非官方的标准来看待事件。恐怖政策和专制政体总是短视的。
奥·曼容易激动，因此或许是个不难对付的猎物，他们对他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考究的手段。他被关在“双人单间囚室”里。侦查员如此解释单间囚室：“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这里禁止单身囚禁。”我知道这是谎话。如果这道禁令真的有过，那也只存在于纸上。在各个时期我们都遇见过曾被关进单间囚室的人。不过，在监狱容量吃紧的时候，这些面积极小的囚室也会被塞满人，连根针都插不下。在没收财宝时期指1930—1931年间旨在没收私人财产的所谓“黄金战”。，我们首次听说这样的事情。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人说，他们不得不一连好几个昼夜直挺挺地站在无立足之地的单间囚室里。通常，单间囚室里的第二张床是有特别用途的，在一九三四年，在奥·曼被捕之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同号的囚友老是用即将到来的审判吓唬奥·曼。他要奥·曼相信，奥·曼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已被捕，将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被起诉。他熟悉各种刑法条款，像是在为奥·曼“释疑解惑”，也就是说，他是在威胁奥·曼，说奥·曼会因恐怖、阴谋等诸如此类的罪名遭到起诉。夜间审讯过后，奥·曼便落到他这位“囚友”手中，得不到片刻休息。不过，这个人的工作干得太糙，面对他的死乞白赖，奥·曼问道：“您的指甲为什么干干净净的？”这位囚犯愚蠢地回答，他是“常客”，已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他的指甲因此得到了细心的修剪。一天早晨，这个家伙比奥·曼回来得稍晚一些，装得像是刚被提审过，可奥·曼却闻到他身上有股洋葱味，于是就直接对他挑明了。
对于奥·曼称自己被关在单间囚室里的说法，侦查员做出反驳，他申明出于人道考虑禁止单身囚禁，他还补充说，奥·曼起先与另一位犯人一同关在一间囚室里，可他“欺负自己的囚友”太甚，只好把那个犯人转走。“太关照人了！”奥·曼抢着说了一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执也到此为止。
在第一次审讯中，奥·曼便承认那首导致他被捕的诗是他写的，这就是说，此类密探的作用并不在于搞清侦查员尚不知道的某些事实。或许，此类人的功能就包括恐吓、折磨被调查者，让后者的日子不好过。一九三七年之前，我们这里还自诩只进行心理折磨，可是后来，心理折磨便为肉体折磨所取代，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肉体折磨，即毒打。一九三七年之后的单间囚室里究竟有没有安排进密探，我再也没有所闻。或许，在一九三七年之后被关进卢比扬卡单间囚室的人，都没能活着从那里出来。
奥·曼也曾遭受在我们这里一直实施的肉体折磨。首先，就是剥夺睡眠。他每个夜晚都被提审，审讯会持续数小时。夜间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受审，而是在侦查员办公室的门口等候，押送人员寸步不离。有一次，在没有审讯的时候，奥·曼还是被叫醒，并被带去见一位女人，她让奥·曼在她办公室门口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才问他有没有什么申诉意见。众所周知，对这所谓的检察机构提出申诉是毫无意义的，奥·曼于是也放弃了这一权利。他们领他去见这位女检察官，或许就是为了走过场，同时也为了在侦查员需要睡上一觉的那个夜晚继续剥夺奥·曼的睡眠。这些夜间鸟类具有一种野性的生活方式，可他们毕竟也要睡觉，虽说他们睡觉的钟点与正常人不同。失眠的折磨，用强光照眼，每一个进去过的人对这些手段都不陌生……
我在探监时发现奥·曼眼睑红肿，就问他的眼睛怎么了。侦查员抢先回答这个问题，说奥·曼书读得太多，可事情立刻便真相大白，因为奥·曼在监狱里无书可读。他的眼睑后来一直有毛病，始终未能治愈。奥·曼告诉我，他眼睑之所以红肿不仅是被强光照的，而且还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次走近囚室的“监视孔”时，眼里被泼进了某种液体。每一阵激动都会让他坐卧不安，一个人待在囚室里，他自然会在囚室里来回走动……人们告诉我，“监视孔”中镶有两层厚玻璃，液体不可能通过“监视孔”泼过来。这液体有可能属于谵妄的记忆，但是，仅仅一盏强光灯就能导致如此顽固的眼睑疾病吗？
他们让奥·曼吃很咸的东西，却不给他水喝，这一手段被广泛用来对付卢比扬卡的犯人。当他走近“监视孔”向看守要水喝时，他就会被拖到禁闭室，套上一件拘束衣专为精神病人制作的一种约束服装。。他之前从未见过拘束衣，因此建议我以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一下这个事实：他先描述一下这种衣服的模样，然后我们再去医院看看是不是那样。结果，的确像他描述的那样。
探监时，我发现奥·曼的两个手腕都缠着绷带。“你的手怎么了？”我问道。奥·曼摆了摆手，侦查员却神情威严地长篇大论起来，说奥·曼把违禁物品带进囚室，于是要根据某一条款对此进行惩罚……原来，奥·曼割破了自己的血管，所用工具是一支“吉列”剃须刀片。事情是这样的，库津于一九三三年在监狱里被关两月，后由于他的一位对昆虫学感兴趣的契卡友人出面张罗，他被放了出来，他对奥·曼说，在那样的处境中最缺的就是一把刀，或者哪怕有一支刀片也成。他甚至想出一个主意，能保证自己拥有一支可备不时之需的刀片，即把刀片藏进鞋底。听了此言，奥·曼便说服他熟悉的一位鞋匠，把几只剃须刀片藏进他的鞋底。我们的习俗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预见性。早在二十年代中期，洛津斯基洛津斯基（1886—1955），诗人、翻译家。就向我们展示过一个装满杂物的口袋，那是他为被捕而准备的。工程师和其他“重点行业”的人也会做这样的准备。最为奇怪的事情并不在于他们事先就备下坐牢用的口袋，而在于这些口袋和故事并未激起我们的任何反响，这十分自然嘛，人们要为将来着想，好样的……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先藏进靴底的刀片使奥·曼有可能割破自己的血管，而让自己的血流尽，则不失为逃离我们生活的一种不错的方式……
旨在摧毁心理的工作在卢比扬卡四处进行，那里有一套体系，由于我们的秘密警察机关也是一个官僚机构，离开规定便什么也干不了，因此，大约也存在某些相应的规定。不能用某些恶人的天性来解释这一切，虽说这些人当然也是被挑中的合适人选，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个人却会表现得很善良，同样是根据规定……在我们中间曾有这样一个传闻，说雅戈达曾组建一些秘密实验室，安排许多专家去进行与唱片、麻醉剂和心理暗示等相关的各种试验。这些传闻无法得到核实，也许，这只是我们病态的想象，或是有意在我们中间散布的故事，其目的是牢牢地掌控所有的人……
奥·曼在囚室里曾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女人声音，他认为那是我的声音。那是一些怨诉、呻吟和急切的叙说，可是模模糊糊的，他听不清词儿。这使他认定我的确被捕了，就像侦查员在审讯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无法确定，是否可将那个声音视为幻听。他为什么听不清词儿呢？要知道，他在幻听状态下听见的词儿甚至是非常清楚的，许多当年蹲过内部监狱的人都曾听到他们妻子的声音和喊叫，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并未被捕。难道每个人都有过幻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让每个人都产生幻听的呢？据说，他们收藏许多唱片，上面录有诸如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声音，这些唱片会被用来摧毁被捕者的精神……在这些考究的折磨和心理手段被原始手段所取代之后，便再也无人抱怨他曾听到妻子的声音了。我知道这些更加粗暴的手段，比如，他们会敞开一道门缝，让一位被捕的女犯人看到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的男人，然后告诉她这就是她的儿子或丈夫。但是，却无人再提及那些自远处传来的声音……真的有过这些唱片吗？我不知道，也无处获知。由于奥·曼在出狱后一直有幻听，我倾向于认为，那个女声也属于他的内在声音，在切尔登，这些内在声音始终在折磨着他。而那些关于麻醉剂实验室的传闻，至今仍能听到。
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犯人自被捕时起便与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系，除了包裹单上的签名，他对留在外面的人一无所知，但是要知道，远不是每个人都允许接收包裹。对犯人施加影响的第一个手段就是禁止他接收包裹，切断他与外部世界的最后一道联系。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是没有任何可眷顾的人，如果不需在审讯中为弄清亲人的命运而细心捕捉侦查员那些假装的失言和暗示，你便会觉得自己更为坚定。搅乱一位单身者的心理要困难得多，他能更轻易地集中关注自己的利益，并展开系统的防御。尽管判决都是事先决定的，但聪明的自我防卫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我的一位朋友即室内剧院演员亚历山大·鲁姆涅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鲁姆涅夫的生卒年为1899—1965。就曾出奇地骗倒一位侦查员，当然，那是一位外省的侦查员。在漫长的抗争之后，我的朋友同意在狱中签字承认为他编造的所有故事。他们给他一张纸，他在纸上写下侦查员要他承认的一切，却没在这些文字的下方签字，那位满心欢喜的侦查员也没发现这一点。当然，我的朋友是在幸运之星当空时出生的，因为就在此时，叶若夫被赶下了台。他的案子尚未提交法庭，判决尚未作出，他获得重审的机会，因为他的材料因缺乏签字而无效。他是为数不多在叶若夫倒台之后重获自由的人。出生在幸运星座当空之时，这还不够，还得不惊慌失措才行，而单身者最容易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