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知道为什么抓您吗？”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侦查员便建议奥·曼想一想有哪些诗作会导致自己的被捕。奥·曼相继背诵了《狼》、《老克里米亚》和《住宅》。他指望这些诗能让对方满意，因为其中任何一首都足够让他们把作者送进集中营。侦查员既不知道《老克里米亚》，也没听说过《住宅》，于是立即将这两首诗记了下来。奥·曼在背诗时隐去了《住宅》一诗中的八行，即“别管共青团小组和校园歌曲，/别管坐在课椅上学舌的刽子手/……/我读着定量供应本，/捕捉粗纤维话语，/把可怕的摇篮曲唱给农庄主人听。”在塔拉森科夫阿纳托利·塔拉森科夫（1909—1956），曾任《旗》和《新世界》杂志副主编，收集整理了大量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诗歌作品，后编成大型文献目录集《二十世纪俄国诗人》（1966，2004）。的抄本中，此诗后来也一直缺少这几句塔拉森科夫是从哪儿得到此诗的？或许就是在秘密警察机构。——作者1977年补注。在奥·曼背诵了这几首诗后，侦查员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来，提到那首写斯大林的诗，并读了几行。奥·曼承认此诗是自己写的。侦查员要奥·曼把全诗背诵一遍。听完奥·曼的背诵，侦查员发现他那份抄本上的第一段与奥·曼背诵的有所不同，便读了他手里的版本：“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语，/只能听到那位克里姆林宫山民，/那个杀人罪犯和农夫斗士。”奥·曼解释说，这是第一个版本。在这之后，奥·曼被迫把全诗抄写一遍，侦查员把奥·曼的手迹放进了卷宗。
奥·曼看到了侦查员展示的那份抄本，但他想不起来他是否真的把那份抄本拿在手里，亲眼看了一遍那上面的诗。他当时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于是便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首诗被送往秘密机构时是个什么样子，是全诗还是只有几行，诗句是否准确？
在听过此诗的人中，许多人都能背诵这首总共只有十六行的诗，甚至只听一遍便能背下。自己也写诗的人背诵起来更不费力，但小小的差异总是在所难免的，诸如变动几个字，漏掉几个词……如果能发现这些差异，奥·曼或许就能断定，把这首诗交给秘密机构的一准是个只听过此诗、但并未抄过此诗的人，如此一来便可排除一个人的嫌疑，只有这个人曾获奥·曼允许抄录此诗，而且还是此诗的第一个版本。但是，奥·曼当时却无足够的自持力来完成这样的检查。我们后来在沃罗涅日曾详细讨论当时他究竟该做什么，该如何行事。如今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故事，说有些胆大的人巧妙地骗倒侦查员，把侦查员搞得焦头烂额……这或许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想象之结果吧？……
奥·曼的漠然也另有原因：他完全没有揭发叛徒的愿望，也不太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人都曾被“揪到那里”，要求他们向当局通报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女人们被揪过去，无论漂亮还是不漂亮的，赋予这些美人或丑人完全别样的功能，并诱之以各种形式不同的奖赏。有出身和心理缺陷的人也被揪过去，有人受到恐吓，因为他是旧官吏、银行家或旧军官之子，有人则得到了将被关照和呵护的许诺……害怕丢掉工作的人或是想走仕途的人会被揪去，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怕的人，准备坦然面对一切的人，也会被揪去……他们把人揪过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取情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共同犯罪那样把人们联结为一个整体：名声不好的人、被拉下水的人和吓破胆的人越多，背叛者和告密者越多，体制的拥护者便越多，他们希望这种体制能延续数千年。当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揪人”，整个社会和所有的人都会丧失交往能力，人们之间的联系会减弱，每个人都会躲进自己的角落，沉默不语，由此而来的便是统治者的宝贵特权。
他们曾这样呼唤库津的孝子情感：“如果我们把您抓起来，您母亲会受不了的……”库津回答，他希望他的母亲早死，这种无情无义让侦查员大惊失色。就是这位侦查员曾威胁要放出谣言，“我们招募了您，您再也无法正眼看人了……”
画家Б即廖瓦·勃鲁尼。——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勃鲁尼（1894—1948），先锋派画家。是一个最单纯的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在被传唤过去的时候总是迟到，没人敢不去，虽说那传唤并非正式的，通常是打电话传唤，就像卡夫卡所写的那样。他们责怪Б来得晚了，这位画家便回答：“我有不开心的事情时总是会睡过头……”我的一位女友即柳莉娅·阿连斯。——作者1977年补注，早在二十年代就常常在街上被人拦下，她当时只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他们似乎是在表演一出窃取欧罗巴的场景欧罗巴是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国王的女儿，后被宙斯化作白牛将她掳走，提香、洛伦和谢罗夫等人均以此为题画出名作。……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通常并不把人叫到卢比扬卡去，而是让人前往一些专门辟作此用的住宅。拒绝合作的人被一连数小时留在那里，久久不让离开，被要求“再考虑考虑”。这样的传唤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这些传唤也是恐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还有助于对公民情感的检验，冥顽不化的人会被打上记号，等有机会再和他们算账。同意合作的人则仕途顺利，在除名和清洗时分，他们有指望获得干部处的优待。能被传唤的人有的是，要知道，一代又一代新人在不断地成长。
面对与秘密机构合作的建议，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反应。老一代人会因为自己在恐惧中签下了保守谈话秘密的承诺书而痛苦。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左琴科拒绝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后几代人却甚至不明白，这样的签字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推脱：“我如果知道什么情况，一定来见你们，可是我什么也不可能知道，除了上班我哪儿也不去……”始终有此类故事不胫而走，说某某拒绝“合作”。在我们这里，世上的一切都被称作合作……但是，拒绝合作的比例究竟有多大？这已无法弄清。可以设想，拒绝合作的人数在恐怖减弱时期反而有所增长。除了那些被迫“合作”的人外，还有大量自愿者。每个单位都是小报告满天飞。告密信成灾。在二十大之前我曾亲耳听到，教育部的一位督查来到我所工作的楚瓦什师范学院，他在教师大会上请求大家不要再写告密信了，他警告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读匿名信了。事情果真如此吗？他们真的不读了吗？我有些不相信……
置身这种被传唤的环境，人们患上两种疾病：一些人怀疑每个人都是告密者，另一些人害怕被当成告密者。就在不久前，一位诗人曾抱怨他没有奥·曼的诗。我提出给他一份抄件，可他却吓得要死，于是我突然明白了，他是在为卢比扬卡骗取抄本！在我提议把同一份诗作交给Ш即申格里。——作者1977年补注时，他觉得他有义务向我和盘托出，他这几十年来常被揪去，饱受折磨。在一九三四年，当时奥·曼已身在沃罗涅日，М即马尔古里斯。——作者1977年补注来见我，他愁容满面地问：“您说是我干的吗？”他来这里是想弄清，我们是否认为他就是奥·曼被捕的始作俑者，可是他甚至从未听过那首反诗，他本人也是一个好人。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他于是如释重负。
我们不止一次地打断别人的话，当他们过于随意地说：“天哪！您在干什么呀？您这么说话，会被人家当成什么人呀？”也有人建议我们不要与任何人来往。比如，米申卡米申卡是米哈伊尔的爱称。·森凯维奇就教导我只在家里接待自小就认识的人，我却相当合情合理地回答他，自小就认识的人后来也会完全变样。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因此，我们是与众不同的。
这样的生活会留下其痕迹。我们大家全都出现了心理偏差，稍稍有些出格，虽没到患病地步，但也不完全正常，我们十分多疑，爱撒谎，思维混乱，欲言又止，却又表现出未成年人那种可疑的乐观态度。我们这样的人适合做证人吗？要知道，毁灭计划中也包括清除证人。
“副官”
“副官”
《沃罗涅日笔记本》中的《斯坦斯》一诗是这样写成的：一位名叫德里加奇的人在一份大型杂志上发表一首诗，他在诗中保证，他仅凭诗人竖琴上的一个音符便可辨别出阶级敌人。指德里加奇发表在《新世界》杂志1935年第2期上的长诗《关于乡村的谈话》。这首诗中还提到了《伊戈尔远征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