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德里加奇二十年代中期在基辅相识，当时，一群年轻记者把当地一家报纸的傻瓜编辑弄迷糊了，使他同意发表奥·曼的一组小文章。在中心城市，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德里加奇的妻子，一位纯净的金发姑娘，也是始终为奥·曼张罗的人之一，她是我的中学校友。他俩的住处离我父母家不远，我们去基辅时常常和他们见面。几年后，德里加奇来到莫斯科，与奥·曼一起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编辑部工作。曼德施塔姆于1929年秋至1930年初曾负责编辑《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文学之页”栏目。他干的时间不长，因为莫斯科的好汉们喜欢排挤外省人。一天，德里加奇容光焕发地跑来我们家，他终于撞上大运：他捡到他的死敌、该报一位负责人无意间丢落的一封信。这是一封进城谋生的乡村青年所写的典型书信。他在信中向亲朋好友、伙伴邻居致敬。他告诉妈妈，感谢上帝，领导很喜欢他，很欣赏他。他不会再依靠别人，不会再失业了。事情眼看就有指望了，他会获奖，得到一间房，到时候他就把某一位兄弟接过来，让兄弟也出来闯荡闯荡。
这封信充满人情味，其中罗列出一位共青团报纸负责人的个人兴趣，而他本无权这样做。此外，这个小伙子还提到上帝，这是共青团领袖们所不允许的。就连“感谢上帝”这样的说法，也会被视为宗教的遗迹。这位青年显然在过着双重生活，说着双重话语。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将工作单位的语言、崇高的意识形态语言转化为家庭语言呢？我们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直渴望能写出一部描写这种双重语言、这一转化时刻的剧作来。即埃德曼。可是他属于老一代作家，因此未能实现这一构思。他摩拳擦掌，老是在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多年之后，另一位年轻得多的作家诉诸这一题材，他写了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在他的小说中，村苏维埃主席刚一摇响宣布开会的铃铛，农夫们便立即转而操起官方话语。指亚历山大·亚申（1913—1968）的短篇小说《杠杆》，刊于《文学莫斯科》1956年第2期。
德里加奇打算充分利用他得到的这份东西，即一位共青团报纸理论家写下的双重语言家书，德里加奇的目的就是向更高层揭发他的这位敌人。他来到我们家吹嘘他的成功，还给奥·曼看那封信。奥·曼一把夺过那封信，将它扔进了火炉。
对于那个时代，即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而言，德里加奇的行为十分典型。在为意识形态的纯洁而展开的斗争中，领导层千方百计地鼓励“勇敢的揭发者”，这些揭发者“不顾情面”，暴露其同事身上旧式心理的“残余遗迹”。那些人的名声如肥皂泡一般爆裂，而揭发者们却平步青云。在那一时期爬上去的活动家无一例外地都使用过这一手法，即揭发自己的领导。否则你又如何能占据领导的位置呢？那封信本可使德里加奇获得更好的工作，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被奥·曼说服了，他离开我们时有些伤心，但并不生气，尽管他获得更好未来的希望已在火炉中化为灰烬。不过他或许还是生气了，因为在此事发生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看到他。
在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德里加奇再次现身于富尔曼诺夫胡同。是季诺奇卡领他来的，季诺奇卡是一个小演员，她身材不高，打扮奇特，但很可爱，我们是在亚洪托夫亚洪托夫（1899—1945），演员，“独角戏”体裁的创始人。家认识她的。我们回忆起那封信来，德里加奇感谢阻止他干出那件卑鄙的事情。他很快赢得我们信任，那桩共青团往事不再被提起，小伙子们在那些年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能因为一个举动就追究他们终生吧……
一九三三年，德里加奇围着别济缅斯基别济缅斯基（1898—1973），诗人。转，通过后者找到一些报刊方面的活计。他时常建议奥·曼就各种事情去征求一下别济缅斯基的意见，当时奥·曼正麻烦缠身，即先后与萨尔吉疆和托尔斯泰闹出的两场风波……就在被捕之前，德里加奇曾劝说奥·曼去见一位女检察官，那位检察官是别济缅斯基的朋友，德里加奇建议奥·曼向那位检察官说明抽托尔斯泰耳光的原因。我不清楚这阵张罗可有结果，但我知道奥·曼给德里加奇朗诵过那首写斯大林的诗。
奥·曼被捕后的那个早晨，别济缅斯基一大早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我解释了夜间发生的事情，当然是用间接隐晦的语言说的，但这种语言大家全都能听懂。别济缅斯基吹了一声口哨，挂了电话。无论此前还是此后，他都没给我们打过电话。德里加奇究竟对他谈过哪些关于奥·曼的话呢？也许，他听到一点奥·曼被捕的风声，便打来电话确认一下？可他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有谁会知道呢？要知道，逮捕令是雅戈达签署的，在奥·曼被带走后很短的时间里，仅仅几个小时，消息便传播开来。别济缅斯基为什么要打来电话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德里加奇是在富尔曼诺夫胡同我们家的前厅，就是我探监回来的那一天。我向德里加奇借钱，他出去找钱，就此一去不返。当季诺奇卡打算送我们前往沃罗涅日，德里加奇对她大发雷霆，要她改变主意。季诺奇卡十分愤怒，他们两人于是分了手。大惑不解的季诺奇卡在沃罗涅日告诉我们，她这位情人如何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俩持续数年之久的关系如何一下一刀两断。我在战后听说，德里加奇上吊自杀了。在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1948—1953年在苏联开展的思想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反犹太知识分子运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是苏联知识分子的亲西方意识和思潮。中，他深感恐惧。德里加奇并不以勇敢见长。
奥·曼并未尝试去找出叛徒。他常说，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在我们那个年代，原本就不应给人们以诱惑。奥·曼被捕时坐在扶手椅里的勃罗茨基，其做法就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一次他曾求奥·曼别给他朗诵危险诗作，因为若听到那些诗作，他就不得不前去汇报……“没有德里加奇，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奥·曼常带着惊人的冷静这样说，当我就德里加奇的事对他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则很想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小人，因为其他的可能都的确让人难以承受。去怀疑某位我们视为朋友的正人君子，总是要比栽赃无足轻重的德里加奇沉重得多，但我仍一直无法确信德里加奇是个告密者。
在奥·曼被调查时，德里加奇的名字未被提及。他们或许是在保护线人，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那些负责监视我们家访客的告密者未曾见过德里加奇，因为德里加奇和季诺奇卡通常在白天来我们家，季诺奇卡晚上常有演出，她有些害羞，怕见我们的熟人，更愿意与我们单独相处。告密者们总是喜欢向秘密机构通报所有的造访者，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小圈子。在我们这个案子里，赫里斯托夫罗维奇就几乎知道到过我们家的每一个人。
德里加奇能一下记住十六行诗句吗？我从未听到他重复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诗句。那首关于斯大林的诗，奥·曼只当着他的面读过一次，而且还有另一个人在场，即画家兑什列尔兑什列尔（1898—1980），画家、舞台美术家。，这对于奥·曼而言是有悖常规的。这位画家的名字在调查中也没出现，侦查员从未提及他。可我们无法弄清最主要的一点，即德里加奇听到的是这首诗的哪个版本，其中有无“农夫斗士”一词。好像是没有。兑什列尔很少来我们家，他在奥·曼被捕前不久才来过我们这儿，当时第一个版本已被彻底舍弃。只有一个人经奥·曼同意曾抄录此诗的第一个版本，但此人的一生表现证明他不应被怀疑。或许，有人从他那儿偷走了此诗？这一猜测不失其可能性，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从每个人家转向秘密机构的途径要简单得多。
德里加奇在奥·曼被捕后的行为可解释为胆怯，或是那种著名的疾病，即害怕被人视为告密者。就其身世来看，他似乎比所有人都更近似这一角色，但可怕的是，那些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告密者的人却也会干出这样的事。这一行当里有多少十分体面的太太和有修养家庭出身的青年啊，要知道，每个人都会信赖这样的人！那里还不乏献身于科学和艺术的思想者，他们能用细腻、智慧、优雅的谈话打动人心。较之于缺文少墨的德里加奇，这些人无与伦比地更适宜于那种角色！但是最终，德里加奇却一命呜呼。他不过是一只偶然生活在恐怖年代的可怜甲虫。人难道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他的行为，甚至连他的性格，全都被时代所左右。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还有一个问题，即秘密机构何时获悉了这首写斯大林的诗？此诗写于一九三三年秋，奥·曼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被捕。或许，在奥·曼抽了托尔斯泰耳光后，当局开始监视奥·曼，通过特工采集消息，从而获悉了此诗？要不，此诗被放置了整整大半年，他们一直没采取行动？后一种情况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德里加奇开始造访我们的时间很晚，是在隆冬，而他直到春天才赢得我们的信任。
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像同时代大多数贤妻良母那样赶走所有朋友和熟人，以便让我俩单独待着，我这样做是否有错呢？只有一件事能减弱我的罪责，即奥·曼反正会挣脱看管，给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朗诵禁诗，而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切诗歌都是违禁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逮捕的体制不适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