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沃罗涅日。
奥·曼的护照在被捕时被没收了。我们前往沃罗涅日时，奥·曼的唯一证件便是切尔登国家政治保安局出具的旅行证明，我们凭借这份证明在军人窗口拿到了车票。奥·曼来到沃罗涅日政保局破烂不堪的通行证处，将那份证明递进一个专门窗口，换得一张新证明，这份证明仅允许临时居住数周。他就揣着这份证明，直到他们搞清楚，该让这位流放犯住在省城还是把他送往乡下。此外，我们的监护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类流放犯。有多种层次的流放，我就知道有两种基本类型：受监视的流放和不受监视的流放。若是受监视的流放，就必须定期到政保局接待室的窗口前登记。在切尔登，奥·曼就必须每三天去登记一次。不受监视的流放也有不同方式，可能允许在被流放地区旅行，也可能不允许。快到秋天时，奥·曼被叫到警察局，他们准许他申领一份沃罗涅日护照。若是揣有一份护照，便是最宽松不过的流放了！我们立马又获悉，持有护照也是一种崇高的特权，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
获得一本护照，这可是一个流放犯生活中的巨大事件，这能使他产生关于公民权的幻想。在沃罗涅日生活的第一年全都用在了持续不断的奔波上，即去警察局领取那被称为“临时护照”的文件。一连七八个月，我们领到的都是只有一个月期限的证明或文件。在证明到期前的一个星期，奥·曼便开始收集换证所必需的各种材料，如他登记居住的那幢楼的房管所证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证明，最后还有工作单位的证明。与政保局的关系很清楚，但最后一项证明却成了一块挡路的巨石：到哪儿去开这份证明呢？起初，只好去地方作协求人家出具证明。这套手续一直很难办理。作协的活动家们倒是乐意出具任何证明，可他们却不敢这样做，其中几位或许的确因为自己拥有在纸上加盖作协公章的权力而胆战心惊：要是给一位坏作家盖了章该如何是好！地方作协的管家们要请示上级，以便得到给奥·曼出具证明的许可，证明奥·曼的确在从事文学工作。一开始，他们叽叽咕咕，眼神黯淡，避之不及……等接到许可，沃罗涅日的作家们喜笑颜开，见一切顺利，他们也很高兴……那个时代还很纯洁，还奉行着素食主义……
为得到每一份证明至少要跑两趟：起先是去申请，然后再去取件。证明的出具常被耽搁：“还没开出来……”各种证明都得交给警察局护照处的头头。他那里总是排着长队。两三天之后，奥·曼就得再去排队，再去那位头头处领取临时护照，第二天，他要去给新证件注册，在那位负责登记的姑娘的窗口前排队。这位警察姑娘很有良心，她不知为何很卫护奥·曼，她从不理会房管处工作人员的低声抱怨，那些人排着队，腋下夹着厚厚一摞住房证明，因为来来往往的房客都需要登记，警察姑娘会把奥·曼直接叫到窗口，收下他的护照，让他第二天早晨再来，依然不让他排队，便把那份已经盖了注册章的宝贵证明交到奥·曼手上。
到一九三五年夏，我们获得施舍，他们发给奥·曼一本有效期三个月、居住许可亦为三个月的护照。这使生活变得轻松许多，而且，在列宁格勒的大清洗之后这里的队排得更长了，因为来到沃罗涅日的幸运儿们都要经历一番吃力的护照办理过程。在全国普遍换发护照时，奥·曼突然得到一本货真价实、为期三年的护照。
不使用护照的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份神奇的证书会带来多少乐趣！当奥·曼的护照还是一件新奇的宝物，还被视为仁慈命运的赏赐时，亚洪托夫来沃罗涅日巡演。在莫斯科，奥·曼曾与亚洪托夫一同朗诵一家高档的作家特供商店的购物证：“我读着购物证，我捕捉大麻的语言……”如今他们转而朗诵护照，应该指出，护照语言听起来要更忧郁一些。用特供证语言，他俩或合诵或轮诵，读着票证：牛奶，牛奶，牛奶……奶酪，肉食……亚洪托夫在朗读护照时，语调则变得意味深长，有些吓人：根据某项理由……颁发……颁发给某人……特别标记……登记，登记，登记……在特供证与杂志、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奥·曼在翻开《新世界》或《红色处女地》时常常会说：“今天供应格拉特科夫格拉特科夫（1883—1958），作家。、森凯维奇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作家。……”这种双重意义的文学被写进了诗歌。护照语言也在诗中找到了位置：“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我用失血的嘴唇低语：/我生在不可靠的九一年，/世纪以烈焰把我包围……”
在舞台上进行的第二种消遣，也属于不便示人的“小动作”。亚洪托夫表演一个蒙太奇，即“诗人在旅行”，他朗读了《阿尔兹鲁姆旅行记》普希金的作品。中的若干片断，又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表明，诗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有可能出国旅行。听众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在当时甚至无人设想人们能出国旅行。“活得不错啊。”观众们懒洋洋地说，打算离开这场莫名其妙的晚会。亚洪托夫为了给自己打气，只好诉诸搞笑的雕虫小技。他将《苏联护照》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的一段诗加入他的蒙太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一边摇晃着护照，一边直盯着奥·曼。奥·曼也掏出护照，那本心爱的新护照，他俩交换着目光，彼此心照不宣……官员们不喜欢此类玩笑，但我们这里的官员头脑简单，而在工作守则中又无此类规定。
此外，护照还可以用来算命。由于每轮普遍换发护照都是一次秘密实施的大清洗，我不敢去莫斯科换护照，而改在沃罗涅日进行。如此一来，我便失去了伟大城市莫斯科的公民权，直到二十八年后才得而复失。但实际上，我并无可能获得莫斯科护照：我到哪儿去找工作证明呢？我该如何解释我丈夫的下落呢？我与他现处于什么关系，谁为他负责？得到两本沃罗涅日的新护照后，我俩发现，两本护照上的序列号，也就是数字前面的几个字母一模一样。这几个字母大约是警察局的秘密代号，用以标明护照持有者的身份，是自由人、流放犯或是曾被判刑者……“如今你是彻底下水了。”奥·曼瞥了一眼编号和序列号，说道。那些情绪乐观的朋友却安慰我们说，不是我被拖下了水，而是警察局忘了奥·曼是流放犯，没有在他的护照上注明相应的标记。我们曾坚信不疑，认为所有的公民都被编了号，分门别类，甚至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些字母和数字的特殊含义。直到奥·曼死后数年我们才最终搞清楚，这些序列号没有任何附加含义，我那些被吓破胆的同胞们，其想象力甚至超过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和警察局。
我失去了莫斯科的护照，这并未让我们太伤心。奥·曼常说：“我如果回到莫斯科，他们也会给你登记的。我如果回不去，他们反正也不会让你回去的。”的确如此，在一九三八年，我被赶出首都，后来，我因学术出差曾获准在莫斯科居住一两个月。最后，苏尔科夫建议我回莫斯科：“你流亡得够久了。”丢下工作，我前往莫斯科接受作协分给我的一个房间。我在莫斯科待了半年，后来苏尔科夫对我说，无论是事先许诺的房间还是居住许可我都无法获得，因为，“他们说你当初是自愿离开的”，而他又没有时间“和同志们谈您的事情”……最终，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突然得到居住许可。的确有不少人写信，请求，奔走……如今有一份疯狂的杂志打算发表奥·曼的几首诗作，这或许就是我得以返回莫斯科的原因？
这毕竟意味着他也返回了莫斯科。三十二年间，他没有任何一行诗被发表《文学报》于1932年11月23日发表过曼德施塔姆的三首诗。他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的第一次被捕则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
获得一本真正的护照，这的确让人如释重负。在奥·曼使用“临时证明”时，护照方面的事情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还伴随着无尽的焦虑，要不停地用咖啡渣来占卜：给签还是不给签……在政安局的接待室和警察局，一模一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人对窗口后面的人抱怨，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另一些人在请求给他们居住许可……窗口后面的人并不搭话，只是伸出手来接过申请，宣布居住许可已被拒绝。遭到拒绝的人必须去往乡下，那里没有工作，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与那群人一同，我们到各个单位和警察局去开证明，我们担心这一次又要白跑，我们不得不再次奔走，不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为什么要去。“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奥·曼在给米赫埃尔斯所罗门·米赫埃尔斯（1890—1948），犹太裔导演、艺术活动家，因车祸去世，但被怀疑为秘密机构暗杀。朗诵这首诗时曾掏出护照，把它攥在手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