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由两个步骤构成，第一步即将信件或状子呈送一位通常难以企及的人，否则，信件按正常途径走，便不会有任何出现奇迹的机会。信件多达数千万，奇迹却屈指可数。这里毫无平均主义可言。没有第一个步骤可不行。
我发给当权者的电报都将如那位女管理员预言的那样石沉大海，如果我未将其中一份抄件发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话……我那位切尔登女友并未向我提出这一具体建议，但她的意见就本质而言完全正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奥·曼一样性格冲动。他从不会自问：“这位伯爵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他也不会去估量自己的能力：“嗯，我们来看看，这事我能不能办成……”他会立马坐到桌前，提笔给斯大林写信。布哈林的举止完全不符合我们通行的行为规范，在我们国家，敢于如此冲动行事的人当时已绝无仅有，他们或已及时地接受了再教育，或已经被消灭。
一九三〇年，由于拉科巴拉科巴（1893—1936），当时的阿布哈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疏忽，我们住进了苏呼米高干疗养院里的一栋小楼，在那里，叶若夫的妻子曾对我说：“皮里尼亚克皮里尼亚克（1894—1937），作家，后被枪决。来找过我们。你们在找什么人？”我满怀愤恨地把这句话讲给奥·曼听，可他却宽慰我说：“大家都在‘找人’。显而易见，不这样不行。我们也‘找人’。我们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当时，奥·曼在为他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奔走。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没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积极干预，奥·曼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那本诗集或许永无出头之日，布哈林当时还把基洛夫基洛夫（1886—1934），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其遇刺成为斯大林展开大清洗的借口之一。拉到了自己一边。亚美尼亚之行，住宅，口粮配额，将来作品的出版合同（尚未出版便已拿到稿费，这十分重要，因为奥·曼遭到各种刁难，找不到任何工作）——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布哈林的亲手安排。他的最后一份恩赐，即将我们由切尔登转至沃罗涅日。
早在三十年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便已抱怨他没有“传送带”。他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完全被孤立。但是，他却从不拒绝向奥·曼提供帮助，只不过总是要为找什么人、通过什么关系而大伤脑筋。而在二十年代末，他却处于其事业的巅峰，当时，这个刚满四十的人置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布哈林自1926年12月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代表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那幢灰楼，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三四辆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前呼后拥，里面坐着警卫人员，他说的话就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奥·曼在大街上偶然听说要枪毙五位老人，便疯狂地在莫斯科四处奔波，试图改变判决。所有的人都只会耸耸肩膀，于是他全力以赴地去找布哈林，只有这个人听完奥·曼的理由却没有发问：“这跟您有什么相干？”作为反对死刑的最后一条理由，奥·曼给布哈林寄去刚刚出版的《诗选》，并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此书的每一行字均反对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我没有为这句话添加引号，因为我记住的只是大意，而非准确的字词。判决被取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拍了一封电报到雅尔塔，通报这一结果，当时，奥·曼在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来雅尔塔看我。起初，布哈林还试图抵御奥·曼的攻击，他有一次曾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会赶上这样的事。没有必要赌咒发誓……”作为例证，他还谈到那群索契的共青团员，他们因为腐化而“被消灭”……在布哈林遭到审判时，奥·曼曾忆起这些话语。
这位不赌咒发誓的布尔什维克从哪一方面感觉到了打击的迫近？他是害怕战败敌人的复活，还是嗅到了来自自己人的威胁？我们只能猜测，对于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那个红头发的人或许会以一个玩笑作答。
一九二八年，在那间二十世纪发展道路之枢纽的办公室，两个在劫难逃的人谈到了死刑。这两人最终均走向毁灭，但方式不同。奥·曼尚且相信，“对第四阶层发出的奇妙誓言”语出曼德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一诗，“第四阶层”指平民知识分子，“奇妙的誓言”指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麻雀山誓言”。将使他与苏维埃现实妥协，“接受一切，除了死刑！”他已打算接受赫尔岑“prioritasdignitatis”拉丁语，意为“强者优先”，这是赫尔岑在《自彼岸书》中对奥古斯丁的援引。学说所导致的新现实，这一学说是对民权思想的最大危害。“机械的多数有什么用！”奥·曼常说，试图以此来论证拒绝民主管理方式的合理性……要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的设想也源自赫尔岑，虽然他用这样一个公式缓和了他的设想，即“通过法律和机构的途径”。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每一个人由来已久的错误是否正来源于此？人民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呢？有谁需要这种自诩为教育者的魔鬼般的高傲呢！只有在俄国，人民对教育的渴望被偷换成了教育人民的口号。当奥·曼感觉自己沦为教育的对象，便成了最早挺身而起的反对者之一，奋起反对这种教育的实质和手段。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条路。他清楚地看到，他积极参与创建的新世界却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生活的进程与蓝图不符，但蓝图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将规划与现实相互比对。理论决定论自然会派生出一些闻所未闻的实践活动家，他们肆无忌惮地禁止一切关于现实的研究：既然历史反正会将我们抛向既定的目标，为何还要破坏基础，引发多余的怀疑呢？当祭司们已被这种连环套所束缚，叛教者们便难以再指望任何宽恕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并无任何叛教行为，可他却已预感到在劫难逃的深渊，使他坠入深渊的是他的怀疑，是他曾几何时渴望道出某些实情的痛苦需求。
奥·曼有一次曾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抱怨，在有个单位（即“土地和工厂”出版社）里感觉不到“健康的苏维埃味道”。“在其他单位又是什么味道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问，“一股泔水坑的味道！臭气熏天……”又有一次，奥·曼对他说：“您不知道，我们这里人人都会下毒！”“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不知道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喊一声，然后与他的秘书和朋友采特林叶菲姆·采特林（1898—1937），苏联共青团活动家，1930年曾任布哈林的学术秘书，1937年被枪毙。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活动家们只愿用他们喜好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们爬上象牙塔（坐在那里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慈祥地打量着人民大众的蠕动。一位深知用未来的砖石建造不起现实大厦的人，已提前接受了他不可避免的结局，即被枪决。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全都为这样的结局做好了准备。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冬天，奥·曼在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道别时说：“我准备好了去死。”这句话后被阿赫马托娃写进《没有主人公的长诗》。我在数十人口中听到过这句话的多种不同版本。“我准备好了去面对一切。”爱伦堡在门厅与我告别时这样对我说。这已是“医生案件”和“反世界主义”的时代苏共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于1948年病死，主治医生被怀疑投毒，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批犹太裔医生因此受株连被捕，所谓“医生案件”后发展为对犹太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所谓“反世界主义”亦为变相的反犹运动。，这回轮到爱伦堡了爱伦堡是犹太人。。一个时代取代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始终在准备面对一切。
依靠布哈林，奥·曼亲眼目睹了“新世界”在我们眼前的最初显现，因此比许多人更早地明白了其威胁究竟何在。一九二二年，奥·曼曾为其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四处奔走，当时第一次去找布哈林。我们去大都会饭店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见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立即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要他接见奥·曼。会见定在次日上午。奥·曼第二次走进这个被勃留姆金预言有远大前程的机构，有机会对革命恐怖时期和新型国家诞生时代这两者进行比较。捷尔任斯基尚未放弃旧风格。他对待奥·曼很随便，建议奥·曼为弟弟担保。的确，这个建议是布哈林提出的。捷尔任斯基抓起电话，立即向一位侦查员下达了相应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奥·曼去见那位侦查员，出来时百感交集。那位侦查员身着制服，带着枪，还有两位卫兵。“命令接到了，”他说道，“但我们不能让您来担保您弟弟。”拒绝的理由是：“如果您弟弟犯下新罪行，我们不方便逮捕您……”由此话可以得知，他弟弟已犯下某种罪行。“新罪行，”奥·曼回到家之后说，“他们会编出什么新罪行来呢？”我们没有任何信心，我们担心他们会给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罗列”出什么新罪名。我们还想起，捷尔任斯基打电话下达命令时的腔调很特别，似乎是在暗示那位侦查员不必当真。
拒绝的方式听起来还很客气，比如说，我们不会逮捕您的，可是整个基调，有武装警卫在场的派头，神秘兮兮，恐吓，“如果犯下新罪行”，——这一切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老一代人唤起的渴求生活的力量，已经溢出他们划定的界限。并未溢出。——作者1977年补注我们的未来如此成熟，已与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大相径庭。甚至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即国家语言。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无论多么可怕，还是难以与按部就班的大规模镇压相提并论，强大的“新型”国家依据各种委员会、秘书处、特别会议和少数几个“上级”制定的法律、规章、命令和解释，对其臣民实施了这种大规模镇压。
听奥·曼转述了与侦查员会面的情形，布哈林大为光火。他的反应如此强烈，这使我们感到很是惊讶。两天之后他来告诉我们，什么罪行都没有，既无旧罪也无新罪，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将在两天后获释。这余下的两天是为了结案，以证明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该如何解释布哈林的反应呢？要知道，他本是大恐怖的拥护者，他的火气又自何而来呢？把一个男孩抓起来，以恐吓其他大学生，甚至也没说要枪毙他，这原本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了什么事？莫非他感觉到了那正在迫近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的“新东西”？莫非他忆起了歌德笔下根据魔法师的学生的命令引出水来的那把扫帚？在歌德的叙事谣曲《魔法师的学生》中，魔法师的学生用扫帚引出水来，却不知如何停止水流。莫非他已经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已难以停止被他们煽动起来的力量，就像那个可怜的魔法师的学生难以停止那把扫帚一样？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更像是寻常的动怒，因为那个可恶的侦查员多管闲事，居然敢不执行上级命令。他认为机器还未调试好，运转不灵。要知道，他一直是个很冲动的人，反应迅捷而又强烈，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九二八年之前，他会大喊一声：“白痴！”然后抄起话筒；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开始皱着眉头说：“要想想该找谁……”奥·曼的亚美尼亚之行，还有我们的退休金，他都是通过莫洛托夫莫洛托夫（1890—1986），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等职。办成的。退休金的发放对象是“为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的作家。这个公式与现实很合拍，我们猜测它并非布哈林的发明创造。他们就未能给安娜·阿赫马托娃找到更好的办法，只好给她发养老金，虽然她当时还不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老太太”每月领取七十卢布，国家就这样保障了她的火柴和香烟供应。
三十年代初，一直在寻求“传送带”的布哈林老是想去找“马克西梅奇”即高尔基，是高尔基的父名之昵称。，向他通报曼德施塔姆的状况，说曼德施塔姆无法发表作品，也没有工作。奥·曼告诉布哈林，去找高尔基没有任何用处，可布哈林不听。我们甚至对布哈林讲述了这样一段与裤子有关的往事：奥·曼自弗兰格尔弗兰格尔（1878—192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军首领之一。占领的克里米亚返回时路过格鲁吉亚，途中两次被捕，回到列宁格勒时奄奄一息，也没有御寒的衣服……当时买不到衣服，衣服凭票供应。发给作家们的购衣凭证由高尔基核准。有人去求高尔基卖给曼德施塔姆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高尔基划掉“裤子”二字，说了一句：“没裤子也能行……”在此之前，他从未让任何人没裤子穿，许多后来成为同路人的作家都曾忆及高尔基慈父般的关怀。裤子是件小事，可这件小事却证明，高尔基对那些与他分属不同文学派别的作家充满敌意，在他看来，那些人全都是些“软弱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受到保护的唯一理由，即他们必须具有大量坚实的科学知识。与许多搞过创作的人一样，高尔基很看重知识，看重知识的数量，知识越多越好……布哈林不信奥·曼的话，他决定实地勘察一下。他很快便对我们说：“不该去找马克西梅奇……”无论我怎样追问，也未能获悉实情……
在一九三四年的搜查中，我们家所有的布哈林来信均被抄走。他的信稍稍有些花哨，穿插着拉丁语引文：他请求原谅，说无法马上见我们，但在秘书约定的时间，我们总要见面的，nolensvolens拉丁语：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们别认为我是官僚主义，否则我什么事也来不及做了……明天九点可以吗？……通行证会准备好的……如果不合适，那你们就自己再定一个时间……
我情愿竭尽所能，只求能再次与科罗特科娃即《第四篇散文》中的那位松鼠女秘书约个时间，然后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他谈一谈我们没谈完的话。或许，他会再次打长途电话给基洛夫，问道：“你们列宁格勒怎么回事儿？你们为什么不发表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书稿早就列入出版计划，可是你们却拖了一年又一年……他都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
命运并非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向这两者精确演绎出的结果，虽说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受难者的传记都是根据那丑陋可怕的标准纸样剪裁出来的。但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内在储备的承载者，却自己确定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