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的妻子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小女孩，他“娶了她”，是为了让她摆脱被剥夺的富农家庭之不幸命运，在丈夫有一次为了“集体化的事情”而长期出差时，她擅自将房间租给了我们。她自己搬到厨房住，租金则寄给她的父母。丈夫被房客占了房间，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妻子虽然是因这位骑士而“获救”的，却牢牢地控制着他。从他俩的谈话中可以获悉，她握有他的什么把柄，即便在那个艰难时世，这把柄似乎也颇为棘手。她当面和背后都用一个传统的名字来称呼他，即“恶棍”，在她破口大骂的时候，他便胆怯地夹起尾巴。但是，他对待房客却始终不愿退让，而要竭尽所能地惹是生非。他会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捏住一只耗子的尾巴，倒提着这只活蹦乱跳的耗子，因为屋里到处都是这些恶心的小动物，他会站在门口，像军人一样挺直身体，彬彬有礼地问候我们一句，然后说道：“请允许我来把这东西烤一烤。”然后便径直走到我们那台炉丝外置的电炉旁。他很蔑视电炉，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古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习俗之一，诚实的苏联公民应与这类东西作斗争，就像与富农阶级作斗争一样。总是待在我们这里的鲁达科夫或卡列茨基，挺身而出捍卫那只耗子，天性懦弱的房东遭遇抵抗，于是便可耻地退却了。从隔壁房间常常传来他对知识分子神经的嘲笑：我真的吓着他们了，我要烤一只耗子……奇怪的是，他从不喝酒，他的所有伎俩都是在绝对清醒的状态下施展的。耗子是他的拿手好戏。
在奥·曼前往唐波夫疗养院的时候，“代理人”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房间，是那位妓女把东西收拾了起来……奥·曼回来后无处栖身，便待在位于相邻那幢楼里的报纸编辑部。编辑部里有人给我们房东工作的那个无名单位打去电话，这位房东毕竟是个“代理人”，抓耗子的老手，傍晚时分他突然来到编辑部，说道：“你们回去吧，他们让我别乱来。”于是我们明白，与一位军纪严明单位的工作人员生活在一起有多么好。自此时起，“代理人”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在我们新找到一个房间、搬出他家的时候，他亲自把我们的东西装上大车，高兴得几乎要画十字：获胜的房客居然没有在他家里永远待下去，这有谁能想得到呢？
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赶走了下一位房客，但他未能长久使用住房，因为他被调往集中营去做“内部工作”。
在沃罗涅日三年，我们共租住过五处房间，包括那间露台。搬出“代理人”的家，我们住进工程技术人员之家的气派新楼，房主是一位年轻寡妇，她租出两个房间，我们租了一间，另一位房客是年轻的记者杜纳耶夫斯基。是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促成了我们这次奇妙的迁居，但女房东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位记者不打算与她结婚，而她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命运”。她想再试试运气，于是我们只好搬走，给潜在的未婚夫腾出地方。最后一个住处是一座低矮小屋里的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做演出服装的女裁缝，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天堂，是永久逝去的往昔之梦境，是历经磨难后获得的奖赏。尽管奥·曼对与房东们的纷争一向并不在意，但他仍是在这位女裁缝家里才真正获得了安宁的生活。
女裁缝是位普普通通的女性，和蔼善良。她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管母亲叫“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瓦吉克，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丈夫是鞋匠，几年前死了，曾在鞋匠这里修鞋的演员们把鞋匠的寡妻安排进剧院工作，好让她能养活一家人。他们为她的孩子弄到一笔抚恤金，因为那位鞋匠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家像所有人一样靠土豆为生，外婆还在棚子里养了十来只鸡。一个房间能租出两百卢布，这构成他们极为重要的一份收入。租住在他们家的通常是一些演员，她的善良在演员中间有口皆碑。正因为如此，演员们才把我们介绍到她家，我们在她家里也感觉心情舒畅。
曾几何时，善人满天下，甚至连恶人也要装作善良，因为必须这样。因此，伪善和欺诈便成了十九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抨击的过去年代的极大恶习。此类抨击导致的结果令人意外，即善人的销声匿迹。要知道，善良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它需要培养，而人们只有在需求善良的时候才会培养善良。对于我们而言，善良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老派品质，善人则近乎猛犸象。时代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剥夺富农、阶级斗争、揭发他人、揭开伪装并在每一个行为中寻找阴谋，这一切能培养出各种品质，唯独培养不出善良。
如今，只有在不闻时代呼唤的偏僻之地才能看到善良和淳朴，只有那些消极被动的人们才保留着祖辈遗留下的这些品质。被颠倒过来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在女裁缝家，我们过着宁静平安的人类生活，完全忘记自己是身无片瓦的人。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我做过一些荒唐的梦：一道道宽阔的走廊，就像盖有天棚的街道，两边是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房门正在打开，我将为自己挑选一个房间。有时发现，这些房间里住的是我去世的亲友。我生气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全都在一起，那我干吗还要四处流浪呢？有哪位弗洛伊德敢于对这些梦境作出解释呢？补偿情结？压抑的性情感？俄狄浦斯胡扯或是其他善良的暴行？
有人说，苏联公民不需要建造自己的住房，因为他们有权要求国家向他们提供免费住宅……可是向谁去要房呢？我甚至在梦中都不清楚该如何要房，老是在那最终获得迁居权、居住许可和住房证的幸福时刻到来之前便醒了过来。在沃罗涅日时我还心存幻想，觉得我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艰难谋得的唯一住房。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幻想，我了解了那些法则，依据那些法则我是无权提出任何要求的。我们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请你们别以为我只是一个例外。我们构成一个军团。
后代们很难理解，我们生活中所谓的“面积”是什么意思。由于居住面积，为了争夺居住面积，发生过许多犯罪行为。人们一旦得到住房面积，就再也不会离开。有谁会放弃从租赁合作社弄到手的那心爱的、温暖的、宝贵的二十五平米房间呢？我们这里从未出现那样的疯子，这住处会作为遗产留给后人，如同祖传的城堡、宅院和庄园。彼此仇恨的夫妻，岳母和女婿，成年的儿女，在厨房里隔出一个小房间住的从前的家庭女工，他们全都永久地占据着自己的“面积”，再也不会离开。离婚和结婚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住房问题。我听说过一些骑士，他们净身而出，把住房留给了妻子；我也听说过一些拥有不错住房的未婚姑娘和寻求有房姑娘的未婚夫……有些聪明的女人买一件棉袄套在身上，化装应聘为大学生宿舍的女清洁工，为的是在学生宿舍里弄到一个狗窝似的隔间。她们就赖在那里，一连数年忍受着宿舍管理员的诅咒和威胁，威胁要把她们赶到大街上去。大学教师也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他们同样会挨宿舍管理员的臭骂。我也会住进这样的宿舍，插上门坐在那里，半夜还能听见那些快乐的女大学生们唱歌跳舞，女大学生们常常是人多床少，于是她们就两人一张床，两位女友相互搂着睡觉。
住房与居住许可联系在一起，你一旦失去在故乡城的居住权，便永远不得再返回该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套自有住房就是一个真正的陷阱。乌云已经聚集在头顶，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抓走。我们将这称为“炮弹迫近”……拥有住房证的人却待在原地不动，等待他们找上门来，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命运这次能眷顾他们。果真如此，他们便能守住他们那被称为“住宅”的狗窝，如果这狗窝是在一幢新楼里隔出来的，它与陷阱就更为相似了，即只有一个出口，因为新楼都没有后门。我只听说过一位理性的女性，她在列宁格勒驱逐贵族行动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溜到乡下去了，手上保留着一份地道的护照，这使她躲过了许多灾祸。
我也因无家可归而躲过被捕。我仅有一次拥有住处。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在布哈林的坚持下，他们在作家宿舍的五楼上给了我们一间鸽子笼。半年后，奥·曼被抓，但住房仍归我们。在作家们的要求下，我们的房管员马泰·扎尔卡甚至去了一趟政安局，请求准许把那位老太太（我的母亲）从流放犯的房间赶出去，把住处腾给真正的苏联作家。但是，奇迹在继续，房管员的申请被拒绝，他还被要求转告那些觊觎房子的作家们，要他们别充当盖过国王的保皇党。房子得以保留，这给我们以希望，认为他们可能打算让奥·曼返回莫斯科，可是，他们一旦需要，就抢走房子，顺便把我也赶了出去，尽管我并非流放犯。如果我当时留在莫斯科的住房里，与那位将军作家同住，我的这把骨头或许早就烂在集中营的万人坑里了。在奥·曼第二次被捕后，既无住处又无许可的我四处流浪，这时，他们曾去我们位于加里宁大街的最后一个住处抓我，可我已不在那里。要知道，我是不可能持有这个住处的，它是一幢私人住宅中的一个房间，价钱很昂贵……我没有落入陷阱，无家可归的我被他们忘记了，我因此才活了下来，保住了奥·曼的诗。
在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夏离开后，如果新来的房客拒绝付钱并弄到一张能占有其所租房间的居住证，这位善良的沃罗涅日女裁缝该如何是好呢？她最终也会像大家一样行事吗？到秘密机构去告密，说她家的房客召集非法集会，进行反革命谈话……说她作为房东，觉得自己有责任……或许，她会放弃为母亲和孩子挣这份口粮？关于她我只知道一点，即她那幢没有门前台阶的小屋在战时倾塌了，原址上盖起另一幢完全不同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