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沃罗涅日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轻松，因为被奇迹所传染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们翻译工作。任尼亚甚至说，莫斯科在大火之后看上去更漂亮了。我匆匆忙忙译完一部很烂的长篇，马上又得到第二份合同。但是，在一九三四和三五年之交的冬天，我的雇主们显然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受到了训斥，我因此被叫到莫斯科去“掌握翻译方法”。当时的主编是斯塔尔采夫，他吹嘘了一番“方法”，可翻译部主任却从我手里骗走那本书，说他突然想再看看，让我译的这部长篇需不需要删减……我此后再也没见到这本书，它不久便出版了，是另一位译者的译本（《凡人之家》爱尔兰小说家锡安·奥法兰（1900—1991）193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们还得到一笔稿费，是根据旧合同所译的几个印张的莫泊桑作品，来自莫斯科的汇款便到此为止。
为了找到活儿干，奥·曼不停地写申请，往地方作协跑。提供工作的问题被“原则性搁置”，这是我们当时的惯常说法。也就是说，他们在等待上级指示，作家协会，亦即奥·曼所属的单位，要就这类问题向上级请示。不经过一番事前张罗和等待，我和奥·曼都不可能得到任何工作。即便到了一九五五年，我在切博克萨雷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首府。找到一份工作，也是因为苏尔科夫出面找人，得到批准，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向教育部长通报了沟通结果。而在一九三四年，没有上级指示，没有任何单位会向流放犯提供工作机会。单位领导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责任，以免自己单位出现不合格的公民，但当“提高警惕”的时期到来，先前来自上级的任何许可和安排均不再有效，更何况，这些许可从未以书面形式下达，不过是某某人点过头，某某人在电话里嘟哝了一句“那好吧”，最好的情形是某某人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没有意见……”这些嘟哝和点头事实上从未留下任何痕迹，当官的也常常会因为“把异己分子引入机关”而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异己分子”，对这一机制已了如指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机制出现某些进化，国家对人的控制采取了越来越精细的方式，在自二十大以来的近八年，时局发生巨变，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但我谈的是斯大林时期，奥·曼所经历的那些阶段，是文学被奴役过程的形象显现。这一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其他领域，方式当然稍有不同，可实质却如出一辙。
在我们一九二二年自格鲁吉亚回来时，所有杂志均把奥·曼的名字列在合作者的名单中，但发表作品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沃隆斯基的做法就很典型，他拒绝发表奥·曼的任何作品。“我有什么办法呢？”编辑部主任谢尔盖·安东诺维奇·克雷奇科夫抱怨说，“他老是说：缺乏现实意义……”一九二三年，奥·曼的名字突然在所有杂志的合作者名单中消失。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所有的期刊不可能如此步调一致。这年夏天似乎召开过一次意识形态会议，在文学界也开始划分敌我。在一九二三和二四年之交的冬天，当时主编《探照灯》杂志的布哈林曾对奥·曼说：“我无法刊登您的诗。您拿些译稿来吧……”很有可能，起初的封杀仅限于期刊，一九二二年卖出版权的诗集（《第二本书》）于一九二三年面世，但两年之后，“土地和工厂”出版社的总编纳尔布特便重复布哈林说过的话：“我无法出版你的作品，但翻译的活儿我倒有的是。”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曼德施塔姆放弃诗歌，转而搞翻译了。步我们国内出版物之后尘，《前夜》俄国路标转换派报纸，于1922—1924年间在柏林出版。也重复了这样的话，这让奥·曼很伤心。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整体而言已相当困难，奥·曼抱怨说：“他们只让我搞翻译。”不过，翻译活儿也不那么容易得到。当然，存在着自然的优胜劣汰，更何况，奥·曼从未被官方列入需要提供“保障”的人员名单。自二十年代下半期起，翻译活儿越来越难得到，奥·曼挣钱养家的权利也受到挑战。连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无法出版。马尔夏克马尔夏克（1887—1964），儿童文学作家，1924年起曾主持苏联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儿童文学分部的工作。把《气球》和《电车》毁得面目全非曼德施塔姆的两首诗作，《气球》写于1926年，《两辆电车》写于1925年。。唯一的出路是当时尚存的几家穷困的私人出版社。奥·曼在外省（基辅）的几份戏剧杂志上发了几篇文章。完全的封杀尚未开始，还只是加以限制，“建议”关注“现实性”……新的阶段，即为“路线的纯洁”而展开的斗争，始于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建议完全禁止发表一些不合适的东西（一九三〇年）。指斯大林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该信刊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6期，题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问题》。我当时在《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编辑部工作，我从报纸编辑部人士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已经结束游击战，正宣布发起总攻。奥·曼的几首诗还是发表出来，可是由于编发《亚美尼亚旅行记》（刊于《星》杂志载《星》杂志1933年第5期。），该杂志分部主任恺撒·沃尔佩沃尔佩（1904—1941）。被撤职，顺便说一句，沃尔佩知道他是在铤而走险。包围圈是逐渐收拢的。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之实质的人，但渐渐地，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一点。许多文学食客却如鱼得水，他们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希望时光倒转，乐意为捍卫自己的位置、保持旧的禁令而斗争。
在流放时期，奥·曼自然无法发表任何作品，连翻译也搞不成，奥·曼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这些年间，他的名字只在批判文章中出现数次。如今，这个姓氏不再是禁忌，但人们受惯性左右仍不愿提及，在柯切托夫柯切托夫（1912—1973），作家。的圈子里，奥·曼的名字仍会激起愤恨。要知道，爱伦堡遭到攻击，主要就因为他在回忆录中曾三言两语地提及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之交的冬天，我失去了一切工作机会。直到一九三九年我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当时官方宣布，囚犯的妻子继续享有劳动的权利，但每逢“提高警惕”时期，我总是会被扫地出门。任何工作机会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哭诉”语出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在丈夫和儿子被捕后，阿赫马托娃曾于1935年10月来到克里姆林宫城门下，递交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要知道，我们那里的个体存在方式只有如下几种（如今已不复存在）：自家住房边有一块园子，还养有一头母牛，但草料的供给由上级批准；偷偷地为别人做衣服，直到被财务稽查员抓住；也可以偷偷地为别人打字，但打字机在战前很昂贵；最后就是乞讨，但在我们这里很难讨到东西，因为只有国家的忠实奴仆们手里才有钱，而他们是不愿与被抛弃者沾边的，以免损害自己的名声。这些方式我们都无法采用，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哭诉”，即争取“问题的原则性解决”。奥·曼在沃罗涅日张罗此事，我则前往莫斯科，去见作协的活动家们，如马尔琴科、谢尔巴科夫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国务活动家、苏军上将，1934年起任苏联作协负责人，后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等人，在他们还情愿见我的时候……他们刀枪不入，不对我的任何问题作出回应，但愿意就此请示“上级”。
在流放后的第一个冬天，奥·曼的退休金被取消。我试图让他们重新发放，我要谢尔巴科夫相信，“为俄国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可能被取缔，因此奥·曼的退休金也不应被取消。我的妙语未能对这位高官产生任何作用，他驳斥道：“既然曼德施塔姆由于他的作品已经被流放了，他在俄国文学中还会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法律条文毫无概念，我本人就不清楚，一个并未被剥夺各项权利的犯人，其退休金是否该被永久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