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偶然地称谢尔巴科夫为高官。我们这些活动家的具体类型也在不断改变。在二十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四处遇见的尽是为相关的青年所簇拥的前地下工作者。他们言辞激烈，坚信自己完全正确，很乐意展开争论，进行宣传鼓动，常常显得很粗鲁。他们身上有些神学校学生和皮萨列夫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其理论不乏虚无主义色彩。的味道。渐渐地，这些人为一帮身着乌克兰绣花衬衣的金发圆脑袋所取代，这群衬衫党人举止做作，放浪不羁，爱开玩笑，刻意表现粗鲁。在他们之后则是一些沉默寡言的外交家，他们惜言如金，不说任何多余的话，不做任何许诺，却能让人觉得他们是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此类显贵的最早代表之一即谢尔巴科夫。在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我和他一同沉默了好几分钟。我想等他先开口，可一直没等到，因为这位高官一直在向我这名上访者提供机会，让我道出自己的请求……我向他提出了发表作品的问题，虽说我事先便清楚，这些尝试注定会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他对我说，决定文学作品能否发表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品的质量，而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既然未能发表出来，就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水准。马尔琴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语气要稍稍策略一些。有一次，谢尔巴科夫活跃起来，他问我奥·曼最近在写什么。我回答：“在写卡马……”他没听完便问道：“写一个游击队员？”他几乎面带笑容，但当他听我说写的是卡马河，那笑容立刻消失了。谢尔巴科夫以为曼德施塔姆写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布尔什维克卡莫（1882—1922）。“干吗要写一条河呢？”他问。这让他感觉诧异。谢尔巴科夫的片刻活跃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当时或许一直在期待奥·曼写作歌功颂德之作，让他们惊讶的是，奥·曼竟迟迟没有动笔。奥·曼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决定迈出这一步，但这时已无人再关注此事。
我和奥·曼毕竟在墙上凿出了一个洞，我俩的共同努力最终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他被派往地方剧院工作。他被称为文学部主任，可他却不知道到底该干些什么。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与演员闲聊，那些演员很喜欢他。此外，我们还在地方电台打工。在我们那里，甚至连流放犯也允许从事这种隐姓埋名的工作，当然，只是在风平浪静的时期，当报刊上不再出现“警惕性”这一字眼。我俩一同为电台做了几个节目，如“歌德的青春时代”、儿童节目“格列佛游记”……奥·曼经常为音乐会撰写开场白，比如为格鲁克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其歌剧《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作于1762年。所写的解说词。他感到十分高兴，当他走在大街上，听到所有的大喇叭里都传出他写的那段介绍可爱的欧律狄刻的故事……在沃罗涅日，他还为一位被流放的女低音歌手编译了一些那不勒斯民歌。
在这个我们感到诸事遂顺的沃罗涅日时期，生活依然是拮据的。剧院每月付给我们三百卢布。
这笔钱仅够付房租（我们为我们的小屋每月得付两三百卢布）和买香烟。电台也能给个两三百卢布，我有时还给地方报纸看看稿，提点审读意见。这一切收入加在一起，可保障我们简单的饮食：午餐时的一份煎蛋，茶，黄油。一盒鱼罐头便被视为“盛宴”。我们通常喝菜汤，有时忍不住，也会买上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我们还得养活谢尔盖·鲍里索维奇·鲁达科夫，他妻子每月给他寄五十卢布，这点钱仅够他租一张床铺。在我们租住在“代理人”家的那一年，我们家客人不断，演员们常跑过来，还有前来巡演的音乐家。沃罗涅日是为数不多拥有自己交响乐团的外省城市之一，所有的巡演者都会来此地演出。
奥·曼不仅去听音乐会，而且也去看彩排，他对不同的指挥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乐团合作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当时构思了一篇描写指挥家的小说，但最终没有完成，因为没有时间。列夫·金兹堡列夫·金兹堡（1901—1974），指挥家、钢琴家，曾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与他的同名人格里高利·金兹堡格里高利·金兹堡（1904—1961），钢琴家。率乐团来沃罗涅日时，与我们共度了许多时光，他们用他们喜爱的水果罐头装点我们的筵席。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尤金娜（1899—1970），钢琴家。为了与奥·曼见上一面，特意在沃罗涅日举办音乐会，她为奥·曼演奏了很多乐曲。在我们离开沃罗涅日、身在乡下时，歌手米加依米加依（1888—1959），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歌唱家。来找过我们，没能与他见面，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奥·曼是一位喜爱交际的人，他无法离群索居……
我们遂顺的生活在一九三六年秋结束，当时我们刚从扎东斯克返回。地方广播委员会被取缔，一切广播节目均归中央掌管，剧院垮了，报社的工作也没了。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倾塌。在对各种个人生存手段进行一番思忖之后，奥·曼说道：“养头母牛！”于是我们便开始幻想母牛，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牛需要吃干草。
即便在所谓的遂顺时期，日子也过得很艰难，尽管如此，沃罗涅日的喘息期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奥·曼很喜欢这座城市。他喜欢与边界相关的一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沃罗涅日是彼得时期的边境，沙皇曾在此建立亚速海舰队。他在这里感觉到了边界地区的自由气息，倾听着有些接近乌克兰语的南部俄国语言。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笔下，火车的汽笛声也像是乌克兰语。语言的分界线位于沃罗涅日以南，那儿的女人会用指头戳着干瘪的水果，问道：“干啥还不收呀？……”在尼古拉斯科耶村，奥·曼记下一些已被更换，但村民们依然记得的街道名称。让该村村民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祖先是彼得时期被流放的刑事犯和逃犯，村里的街道是按照那些流放犯的罪行来命名的，如杀人犯街、盗窃犯街、造伪币犯街……奥·曼的日记本在他第二次遭逮捕时被毁，我也忘了尼古拉斯科耶村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旧俄语字眼。他们是跳跃教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俄国出现的一个神秘教派。，写有一些宗教诗歌，叙述他们不成功的飞天之举。在我们到来前不久，村里曾上演这么一出大戏：他们确定了飞天日，坚信他们次日清晨便将飞离地球，于是把所有财产都送给失去翅膀的邻居。待跌落地面之后，他们清醒过来，便去夺回他们昨日的赠品，于是便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斗。我们收集到的那些墨迹未干的诗作，写的是一位飞天者对他打算送人的那只心爱的蜂箱如何恋恋不舍。奥·曼记住了这首诗，并常常背诵：这位跳跃教徒不愿飞天，他喜欢留在地上，这里有蜂箱、家、老婆和孩子……
冬季的沃罗涅日是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道路很滑，到处都是阿赫马托娃所谓“我不敢踏过的水晶”阿赫马托娃于1936年2月前往沃罗涅日探访曼德施塔姆夫妇，在她此后所作《沃罗涅日》一诗中有这句引诗。……要知道，即便在大城市里，也不像从前那样随处可见挥舞铁锨往冰上撒沙的守院人。奥·曼既不怕冰也不怕风。他有时很迷恋这座城市，但更多的时候却在咒骂它，希望离开它。实际上，他始终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像是被紧锁在囚室里。“我天生是个等待者，”奥·曼常说，“他们又把我塞到沃罗涅日，好让我一直等待什么……”的确，我们的生活内涵就是持续不断的等待：等待金钱，等待回信或回复，等待仁慈的点头或拯救……然而，我又从未见过一个像奥·曼这样贪婪地活在当下的人。他几乎能以肉身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感觉到生活的每一分钟。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与别尔嘉耶夫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曾说，他永远无法与时间调和，他的每一份眷恋都是对永恒的眷恋。别尔嘉耶夫的这一说法见于其自传《自我认知》。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而言，永恒都可以在每一个持续的、流逝的瞬间被感受，艺术家甚至很乐意让这一瞬间停顿下来，以便获得更为充分的感受。艺术家的眷恋，这并非因永恒而产生的苦闷，而是感觉的暂时丧失，感觉每一秒钟都是阔大的、丰满的、充盈的，堪与任何一种永恒媲美。在眷恋中自然会产生关于未来的感受，于是奥·曼就成了一位“等待者”。在沃罗涅日，奥·曼的这两种天性得到充分展示，在苦闷时分，他便渴望奔向目力所及的地方，可他却无法挪动，因为他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个地方。或许，他就是一只无法忍受鸟笼的鸟儿，因此他才持续不断地准备各种证明，以便能获准前往莫斯科，哪怕只去几天，借口去切除什么扁桃腺，尽管他从未得过咽峡炎，去治治病，或是去处理他的“文学事务”，可他完全忘了，他已经不再有，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文学事务”了。他自然无法获得旅行许可。受他的怨诉之影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跑去找卡塔尼扬卡塔尼扬（1881—？），当时的苏联检察长。，请求把曼德施塔姆转往另一座城市。这个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向每一位上访者敞开大门的卡塔尼扬办公室，其存在目的就是收集申请，然后加以拒绝。这么一来，奥·曼便在沃罗涅日待满整整三年，其间仅一次逾越被划定的区域，前往唐波夫疗养院，他很快就从那里溜了回来。他在沃罗涅日州境内旅行数次，是报社的采访任务，还去过一次扎东斯克的别墅。我们有机会去扎东斯克，是因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帕斯捷尔纳克那儿弄到五百卢布，又添上她自己的五百卢布，我们感觉自己成了富翁，就在扎东斯克过了整整六个星期。
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停止了奔波，当时身在扎东斯克的我们自广播获悉，将对一些案件进行审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开始。一九三七年在迫近。奥·曼此时已身染重病。医生们不愿或无法确诊他的疾病。他发作起来像是心绞痛。他呼吸困难，但并未停止工作。他实际上是在燃烧自我，他做得不错。如果他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他便会遭受多少多余的折磨啊！
前方伸展出一条可怕的路，如今我们已经明白，唯一的解脱便是死亡。奥·曼那一代人，甚至是我这一代人，已经没有盼头。可是，他甚至无法活到斯大林之后那相对遂顺的时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和我都认为这一时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我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大多数刑满之后自集中营归来的人又被重新关了进去，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上过前线。
“奥·曼做得对，他及时地死去了。”卡扎尔诺夫斯基对我说，他曾在中转集中营遇见奥·曼，后在科雷马待了十来年。难道我们在沃罗涅日曾梦见这些？要知道，我们大约相信，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更确切地说，我们竭力不去打量未来，就像其他在劫难逃的人一样。我们在一步步地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拉伸、延长每一分钟，以使每一分钟的滋味都能留存在我们的唇间，因为，沃罗涅日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