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初，当奥·曼刚刚写下《微笑吧，愤怒的羔羊》，就有一个小伙子来到我们家，他乳臭未干，却坐下来就说什么“作家应该与读者合作”。又是一番老调重弹：他要奥·曼拿出自己的新作，供他抄写。他们派他来就是干这个的，可是他们忘记指导他了，他因此糊里糊涂，谎话连篇，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无法说明他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全都是很有耐心的人，我们有一条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死乞白赖地向你提出要求，你千万不要死犟，要表明态度，在每一份呼吁书上签字画押，同意购买债券，对告密者们的所有问题作出回答，以便他们能去主子那儿汇报，否则他们就会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随意“栽赃”，总归能达到其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摆脱纠缠者。奥·曼也遵循这条法则，可这一次他不知为何却发起火来，或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说的那样，“出了轨”。在很少有人来往的大背景下，像这位小伙子一类的来访者似乎绝对让人难以忍受。奥·曼一怒之下赶走这位不速之客，然后便取笑起自己来：我有个怪念头，我真想让他们派一些职业密探来！但是，当接替那位被逐者又出现了第二个人，一个年纪较大但水平相当的来访者，奥·曼已经笑不出来了，而简直“发了疯”，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了阿赫马托娃的术语。
不应该去揭发密探，作为他们后盾的机构无法容忍有人败坏其名声，它迟早会对揭发者进行惩处。即便在如今，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待过的许多人也宁愿对他们的“教父”避而不谈，没有必要找麻烦，否则之后便难脱干系……而在那些年代，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少数几个例外却只能论证法则的有效。比如，玛丽埃塔·莎吉娘就被视为这样一个例外。大家都知道她始终不让任何一位密探近身，如有哪位密探敢于走近，她便高声喊叫，当着诚实人的面揭发他。一九三四年，她就当着我的面这样干过一次，但是我似乎猜透了她的把戏。我们一同走出国家文学出版社，她问起我们在沃罗涅日的生活，在当时人们并不回避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因为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已广为人知。诗人Б这个俄语字母对应英文中的字母B。也在我们之后走了出来，跟在我身后，他也想了解一些奥·曼的情况。Б这一次却落到了玛丽埃塔的手里。她大声喊道：“我马上就是中央委员了，我不允许有人盯我的梢……”我试图制止玛丽埃塔，解释说Б是我的好朋友。可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于是我便产生一个疑虑，即这个丑闻对象是她特意挑选出来的。玛丽埃塔冲一些清白体面的人发火，是想藉此吓唬真正的告密者，而对那些真正的告密者她自然不敢如此行事。但是，即便是玛丽埃塔，我再重复一遍，依然构成一个例外，而那些没有碰到任何阻碍的告密者们则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耻。
取代被逐的黄口小儿前来的那位沃罗涅日告密者会在最不合适的时间出现，无论早晚还是白天，他想来就来，且从不敲门，那间“没有台阶的小屋”从不锁门，因为热衷贩鸟生意、熟知灰雀和金翅雀的瓦吉克时刻要出门。新的告密者会突如其来地现身门口，这时我们只能一声惊呼，来不及收走桌上的手稿。他衣服也不脱，便坐到桌边，开始翻看那些纸张，同时发表自己的评论：“这里有几段啊？什么也看不清，瞧这笔迹！瞧它，也就是我的笔迹，多棒……”奥·曼从那人手中夺过手稿，愤怒地扯成碎片。之后，我们不得不凭记忆恢复诗稿，这往往会激起我们更加强烈的愤怒。
“您为什么在上班时间来这里？”奥·曼常常会问，因为这位告密者自称是一名工人，是个铣工或木匠……那人回答，他请了假，或是他今天上夜班。“您不想去上班，工厂能同意吗？”我们问道，可他满不在乎，信口胡扯，根本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把他轰走之后，奥·曼每一次都会说：“现在事情结束了，他再也不会来了……”奥·曼以为这位年轻人已无脸再走进这户人家，因为他就是在这里被揭穿的……奥·曼的希望落空了：两三天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有哪个傻瓜会对他的长官承认自己的失败呢，要知道，一个被揭穿的特工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在奥·曼给国家政治保安局打去电话、要求领导接见的时候，他已经在写《女乞丐》即《你不曾死去》，写于1937年1月16—17日。，即“那像影子般的人多么不幸，被犬吠惊吓，被风扭曲”。他的这一要求有悖习俗，通常的做法是，有人出面建议他写一份申请，再把申请书投进警备处专设的信箱。我们与任何一位领导的联系，都得通过这些投进信箱的申诉书来进行。在我获悉奥·曼的这个念头时，接见的日子已经定下，我只得陪他一同走进那幢“大楼”。在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次心绞痛发作之后，奥·曼一直避免独自一人出门。没有我陪伴，他甚至不去打电话，除非电话局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顺便提一提，娜塔莎回忆说，有一次她和奥·曼一起出去散步，奥·曼把她拉到电话机前，他给政治保安局打了个电话，询问接见是否安排好了。他让娜塔莎别告诉我这件事，他知道我会反对的，我会说：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没必要把自己亮出来……
在警备处，我们没费太多口舌就拿到一张双人通行证，因为在沃罗涅日大家全都知道奥·曼有病，不能独自出门。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副局长，他一副标准的红军军官模样。在惩处机构的高级干部中，此类人物十分常见。奥·曼确信，这些人是专门用来进行对外交往的，因为在他们宽大、坦诚的脸庞上你无法读到任何“内部”实情。接见我们的这位很快就把话题转向电影，什克洛夫斯基要我们相信，这个人值得交往，是个大度的人……或许，同样走过这条路的小富尔曼诺夫也利用过此人对电影的爱好。不过，有此种履历的人在电影界数不胜数，在其他单位也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他们在那里的文学教研室、哲学教研室和经济学教研室从事着科研工作。每个地方都很乐意接收他们，这叫作“强化干部”。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大批年轻人都曾被有意安排进“机构”进修，在那里接受教育。然后，他们被投向社会，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这些人中间也会有些可爱的小伙子，他们会在酒馆里道出许多好玩的故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尽职的，他们又是如何获得自由的。在楚瓦什师范学院，我就遇见这么一个好小伙儿。他在写一篇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楚瓦什集体农庄的物质基础，他抱怨说，这个问题无人能搞清楚。他对我说，出于对“罗曼蒂克”的追寻，他在中学毕业后进入机构，于是，他不得不常常在严寒或酷暑中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守着一位老人居住的房子，监视老人的每一位来访者。倒霉的是，没有任何来访者，而那个“糟老头子”也足不出户，只是偶尔掀开窗帘朝外面看上一眼。这位学位论文撰写者有时甚至觉得，那位老人也肩负使命，在监视这位年轻的契卡人员是否一直在岗，还是跑到啤酒馆去了……“否则他干吗时不时看我一眼呢？这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的同事对此大惑不解。他就是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称之为“瓦夏”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不过，在阿赫马托娃房前值班的那些人还是要更开心一些，因为几乎总有人去看她，人们总是不愿让她独自一人待着。顺便提一句，那个“糟老头子”是位前孟什维克分子，这位值班的“瓦夏”事先便获得了这一信息。
同事们对于这些自秘密机构转入单位的人均持友好态度。据说从不在这些人中间招募告密者，这也很自然：一位出身著名知识分子家庭或贵族家庭的太太或青年，能比一位前契卡人员更容易骗取信任，掏出朋友的心里话。此外，这些“强化干部”不怕靠边站，因此也很少参与单位里那些旨在清除竞争者的钩心斗角。
沃罗涅日的首长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们，他办公室的门和室内的橱柜与莫斯科那位侦查员办公室里的一模一样。他问奥·曼有什么事情，他看我们的眼神带有明显的好奇，他打破常规接见我们，或许正是为了看一看他的笼子里究竟关了一只什么样的鸟。要知道，领导们也具有一些人类的弱点。不过我想，奥·曼不会给这位苏联将军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一位作家也不大可能给这个机构的人留下此类印象。极度虚弱的曼德施塔姆两颊凹陷，双唇煞白，就像他在《女乞丐》中自称的那样，像个“半死的人”，他身旁的那位首长却膀大腰圆，面色红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腰身刚开始发福，却还显得端庄硬朗。
奥·曼说道，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挣钱谋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流放犯，否则，接收者就会被指责为“缺乏警惕性”，会与他接收的人一同被赶走。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该如何落实劳动法呢？所有单位的大门此时均对奥·曼紧闭，但只要放他进门，他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向苏维埃机构和党组织提出这一问题。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夏，他得以挤进州委，谈起自己的工作安排问题。那里的人对他说：“您应该从头开始，哪怕去当门卫或者是衣帽间服务员，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不过这是一种虚伪，同样是出于警惕性，连门卫也不会让他干的，此外，如果一名知识分子去从事这份职业，这又会被解释为一种政治示威。包括作协在内的所有机构，均断定奥·曼与它们没有任何干系，因此，它们不会，也没有义务来处理奥·曼的工作安排问题。显而易见，奥·曼“仅与你们单位有关系”。奥·曼问道：既然集中营的犯人都有工作保障，这种做法能否推广到流放人员身上呢……
这位首长回答，他们的机构不负责流放人员的工作安排问题，这可是“一项太大的工作负担”，但没必要去做，因为流放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并不存在失业现象。
“您现在做什么呢？”他又问了一句。
奥·曼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有报酬的工作可做，只好研究西班牙语言和文学，着重研究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是犹太人，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被关了许多年，每天在大脑中默默地写作十四行诗，出狱后，他把那些十四行诗记录下来，但不久他又被关进监狱，铐上锁链，不清楚他的诗歌活动是否还在继续……也许，在国家安全部的俱乐部里可以成立一个西班牙语小组，并由奥·曼来指导？
我无法断言，可是我依稀觉得，我们在这次接见之前已经听说列宁格勒的西班牙语学者们遭到逮捕的消息，因此，奥·曼才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意挑出这件事来说给这位首长听。
听到奥·曼的西班牙语规划，首长感到非常惊讶。他回答说，“我们的棒小伙子们”未必对西班牙语感兴趣。我觉得，他甚至没太在意这则有关宗教裁判所的故事，而一直在纳闷，他面前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傻瓜……
“亲戚朋友为什么不帮帮您呢？”他突然问道。奥·曼回答，他没有亲人，而朋友们则拒绝见面，也不回信，“其原因您自己也清楚”……
“我们不禁止任何人会见流放人员。”首长宽宏大量地笑了笑，然后建议转入第二个问题。
话题转向了诗歌：奥·曼向首长提出建议，要把自己的所有新诗作都邮寄给这位首长。“以免您的那些工作人员为此奔波。”奥·曼解释道。他后来对我说，他本想重复一下那位首长的一个用词，即“棒小伙子们”：“你们的棒小伙子们干吗要费劲到我那里去找诗呢？”但幸运的是，他最终没有使用这个宗法制意味过于浓厚的术语。
首长显得更为宽宏大量了。他要奥·曼相信，他的机关对任何诗作都不感兴趣，而只对反革命行为感兴趣！“我们要您的诗有什么用呢？您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但是，他马上又出人意料地添了一句：“您干吗要写那些惹乱子的诗呢？您是害怕集体化？”在党内，人们常常将消灭富农运动当成一件往事来谈论，他们优雅地认为，这是一件必需的、有益的事情，它进行得很果断，“过火之处当然也有，没必要隐瞒”，这对某些不坚定公民的神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奥·曼的回答听上去有些含混：好像是的，不过也不完全……也许，不仅仅……
在我们交谈时，有人给首长打来电话，我们记住了他的回答：“是的，是的……这的确是诽谤……您寄过来，我们来签字……”我们知道，这是在决定某个人的命运，这是在根据密报签署逮捕令，因为某人说了什么话……这就足够让一个人丧命了。无论我们说了什么，即便是那些最平常不过的话，那些除我们国家之外到处都有人说的话，我们都会因此而遭到起诉。与朋友们畅谈一番，我们常常会在分手时总结道：“今天我们说的话够判十年的……”
我们与首长相当友好地分了手。我问奥·曼：“你干吗要装疯卖傻？”他回答：“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以寻常的女性逻辑反驳道：“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但是，我未能败坏奥·曼的情绪，他一连几天都兴致勃勃，回忆着谈话中的细节。他毕竟多少获得了一点成效：告密者们销声匿迹了，直到沃罗涅日生活的最后关头都无一个告密者现身。他们有什么用呢？要知道，诗作反正早已去了应去的地方，的确，不是在沃罗涅日，而是在莫斯科，经过警惕性很高的科斯兑列夫和各杂志编辑部之手。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那位首长没有以诽谤罪起诉奥·曼，没有签署逮捕奥·曼的命令，反而撤走了监视我们的告密者，这是为什么呢？或许，那道“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的命令依然有效，或者，奥·曼“归莫斯科管”，沃罗涅日方面派出自己的告密者，只是缘于他们的职业冲动：我们可不是吃素的！也有可能，就是那位首长犯了一点自由主义。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要知道，首长们也是人，或许，他们中的有些人杀人杀腻歪了。奇怪之处仅在于，所有这一切的执行者都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那些与你们一样的人，脑门上长着眼睛，那些与你们一样的法官”……这该如何解释呢？这该如何理解呢？还有一个问题：目的何在？
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