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流放刑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结束，可是，有谁会对刑期感兴趣呢？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刑期，这是一个成功与否的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刑期可以缩短，也可以延长，就看某人运气如何了。有经验的流放犯们，比如切尔登的那些流放犯，会因为刑期被随意延长数年而高兴。要知道，若正式履行“延期”手续，就意味着再次逮捕、再次审讯和起诉，然后再次被流放到一处新的无人区，集中营里的犯人和流放犯都清楚，尽可能长久地待在同一个地方有多么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法则，人们可以结交朋友，相互帮助，以熬过苦役生活，添置些可怜的家当，像俗话说的那样扎下根来，减轻自己为生存而抗争的压力。其实又何止是流放犯！在我们的条件下，搬家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动荡；要知道，人们如此眷念自己的住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有奥·曼这个冥顽不化的流浪汉无法忍受原地不动的念头，竟然在沃罗涅日待不下去，渴望换一个住处。变换住处不会有任何结果，只会带来灾难。
四月，我去了一趟莫斯科，我确信我们面对的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光滑墙壁，为了安抚家人，我给沃罗涅日写去一封信，说期限快到了，我们很快就会换个地方。奥·曼未对我的安抚作出任何反应。我的母亲却上了钩，她当时来到沃罗涅日，与奥·曼住在一起，以便让我能抽身前往莫斯科，去寻求新的希望。
在新时代来临之际，在人们自相残杀的二十世纪的开端，我为何被起名叫“娜杰日达”“娜杰日达”在俄语中意为“希望”。呢？要知道，我在朋友们那里听到的尽是这样的话：“别希望有人会帮忙，大家都习惯了，你们在劫难逃……别希望别人的帮助，别希望能找到工作……没人会读你的信，别希望了……没人会伸出手来，别希望了……没人会在碰面时打招呼，别希望了……你还希望个啥呢！……”到底希望什么呢？可是要知道，没有希望是活不下去的，有时不得不从一个破灭的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在沃罗涅日，我们只有依赖他人的帮助才能活下去，就像那位宽宏大量的国家安全部门首长所建议的那样，可是我们深知不应有此奢望，因此，我们只剩下搬迁这一个希望。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来到国家安全部警备处的那个小窗口前，奥·曼曾在三年前把切尔登出具的那张通行证递进这个窗口，他就自己的命运与国家进行的所有对话都是通过这种窗口进行的。那些“扎根户”也必须来此登记，有人一月一次，有人三天一次。我们这样的人很多，一群被国家盯上的小人物，因此，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不过我们甚至意识到，这些人就是稳固和安定的征兆，因为那被阿赫马托娃称之为“相当素食的”时代还在延续。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很快就在报上读到，雅戈达时期的劳改犯们住的集中营就像是疗养院。所有的报纸都众口一词地谴责雅戈达包庇集中营犯人和流放犯。“原来，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我们相互说道，“有谁能想得到呢！”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窗口前的队变得很短，只有十四五个神情忧郁、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离开沃罗涅日了。”奥·曼小声对我说。尽管与世隔绝，我们还是马上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大部分扎根户已再次被关，新的流放犯尚未到来。“素食主义”结束了，再无任何“减法”和“扎根”。离开监狱的人只有两条路：要么去集中营，要么去另一个世界。某些人有幸被关进监狱。甚至连妻儿都不再被迁往定居点，而被关进特设的集中营。甚至专为那些年幼的孩子设立特殊幼儿园，这些孩子们被视为将来的替父复仇者。“古米廖夫此处指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或许的确犯下了什么案子，”苏尔科夫曾在一九五六年对我说，“他父亲被枪毙了嘛！他肯定想替父报仇……”奇怪的是，苏尔科夫竟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已被高加索人的心理所浸染的他，认为替亲人复仇是男人的事情，与女人无关……在一九三七年之前，潜在的复仇者还会被迁居，会排进外省警备队窗口前的队列。我们来到沃罗涅日后，就在这里遇见了孤身一人、疯疯癫癫的青年斯托列托夫，他在街上来回游荡，抱怨他那位成了“破坏分子”的父亲。在一九三七年，这位被枪决者的儿子便不会被送到沃罗涅日，而是直接押进铁丝网里面。他对父亲的抱怨大约也不会起什么作用，顺便说一句，除了我和奥·曼，谁也不会相信他的那些话。不过也有一些儿子，他们真心地诅咒自己死去的父母。奥·曼死后，我流落到加里宁（特维尔）郊区，那里住着好几位犯人妻子，她们很偶然地没有被送进集中营，而是迁居此地。一名十四五岁的男孩也被送到这里，他是斯大林的远亲。他由住在附近的一个姨妈负责照看，姨妈也是一位流放犯，帮忙照看他的还有一位从前的家庭女教师。父母双双销声匿迹，像是沉进了水中。这男孩成天咒骂自己的父母，骂他们是变节者、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敌人……经过精心的教育灌输，他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斯大林就是我的父亲，我不需要别的父亲。”他常常提到苏联文选中的小英雄帕夫里克·莫罗佐夫帕夫里克·莫罗佐夫（1918—1932），苏联时期的英雄少年，据说因告发其父亲的“破坏活动”被其爷爷、叔叔等杀害，苏联时期家喻户晓的他的“英雄事迹”如今被人怀疑为捏造。，后者及时地检举了自己的父母。令这位少年痛苦的是，他未能及时发现其父母的犯罪活动，未能通过检举父母成为文选中的英雄。姨妈和家庭女教师只能沉默不语。她俩知道，只要她们说出一个字来，她们的学生便会如何行事。这个男孩留了下来，在一九三七年还能自由定居，但是，例外更能凸显法规的效力，之后再无流放犯被送来沃罗涅日。
我们在稀疏的队列中站了半个小时，不怀任何信心和希望。“我们会有什么惊喜呢？”奥·曼在走近窗口时小声地对我说。他在窗口前说出自己的姓名，询问有无与他有关的材料，因为他的流放刑期已满。窗口里面的人递给他一张纸。他起初未能看清纸上写的什么，随后却一声惊呼，返身回到窗口前，向值班的人问道：“这么说，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值班员大声吆喝了一声，他们总是大声吆喝，这是他们与来访者的交谈方式，不过我们还是弄明白了，奥·曼恢复了自由。似有一颗火星掠过我们身后那个没精打采的队列。人们活跃起来，开始窃窃私语。我们的境遇显然唤醒了他们泯灭的希望：他们如果释放了这个人，便也有可能释放另一个人……
一连数天都在忙着放弃沃罗涅日的定居生活。我们虽然贫穷，却也攒下一些日常用品。我们购置了水桶、水罐、平底锅、熨斗（奥·曼曾在给别涅季克特·里夫希茨里夫希茨（1887—1939），诗人。的一封信中说我很会熨烫男式衬衣）、炉子、灯泡、煤油炉、棉褥和草垫、罐子、盘子，还有两三口炒菜锅。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上买来的，价钱很贵，每件东西的获得都构成一个事件。但是，我们若想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就得付出更大代价，否则车夫和搬运工会让我们“破费”的，虽说“破费”一词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处境。我们变卖一些东西，但大部分用品都送人了。再说，水桶在莫斯科又有什么用呢，那里有自来水呀……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将返回莫斯科：既然奥·曼的刑期在如此严酷的时期都未被延长，这便意味着他们已决定让他返回莫斯科了。我们不知为何马上就想起来，我们的住房被保留了整整三年……饱受一居室之苦的那些作家们无数次请求没收我们的豪宅，他们经常跑到我母亲那儿，看看房子是否空着。她不放他们进屋，在门口斥责他们，说作家们如果遵循从前的知识分子伦理，就该如何对待他们被流放的同事……我们没去想科斯兑列夫，我们依然相信社会组织的代表们能保持最起码的体面，要知道，替奥·曼担保的可是斯塔夫斯基本人啊！也就是说，只要房子的主人需要，科斯兑列夫就应该立即腾出房间……我们还回忆起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交谈时说的那句话：“曼德施塔姆的事全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们不知为何完全忘了维纳威尔的警告，也忘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
几天后，在沃罗涅日车站，我们坐在一大堆行李上。我们从莫斯科带来的钱刚好够买三张车票，我母亲与我们同行。没有人为我们送行：费佳在上班，娜塔莎在上课。要知道，娜塔莎可是一位教育家，老是喜欢为娜塔莎编讽刺诗的奥·曼曾想出这么几句：“上帝如果知道，/娜塔莎是个教育家，/他就会说道：/请赶走这位教育家，为了上帝……”临行的前夜，我们喝干一瓶葡萄酒，奥·曼还是不放娜塔莎走，尽管娜塔莎说她母亲会担心的……于是，这个场景也被写成一首小诗：“娜塔莎来了。她在哪儿？/她不吃也不喝……/母亲黑得像黑夜，她闻了闻，/女儿身上有酒味，有葱味……”
我们兴高采烈地上路了，满怀最欣悦的希望，我们完全忘记我的名字所包含的那重含义是多么的缥缈，多么的虚幻……
“附加的一天”
“附加的一天”
我们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惊讶地发现屋里竟空无一人。桌上放着一张简短的字条。科斯兑列夫写道，他与妻儿一同搬到别墅去住了。房间里没有留下科斯兑列夫的任何破烂，似乎在奥·曼不在的时候没人在此居住过，没人抢过诗稿去抄写，没人偷听过我和母亲、兄弟和不多几位朋友的谈话，那几位朋友不管不顾地仍坚持来看我。科斯兑列夫为何自认为必须溜走呢？他无论如何都不是出于客气……我们将他的消失视为一个好信号：要知道，他曾答应，只要曼德施塔姆需要他就马上腾出房间。既然他腾出了房间，这就说明奥·曼的确要回来了……
科斯兑列夫的消失以及这由熟悉的四壁和各种物件构成的现实，床铺、窗帘、吊灯和只摆了几本书的书架，所有这一切突然遮蔽切尔登和沃罗涅日的所有体验：我们产生一种幻象，似乎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家，我们曾在此生活，我们还将在此生活下去，在那些不明就里、毫无必要的漂泊之后。一瞬之间，过去和现在仿佛黏合在一起，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那片被强加给我们的生活突然白光一闪，跌落下来。仰仗其善于活在当下的能力，奥·曼能够义无反顾地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这从他那些分期清晰的诗作中亦可窥见一斑。因此，当他走进房门，三年的流放生活便突然变得不那么真实了，黏合的过程突如其来，刹那之间便完成了……
生活的碎片有时能黏合起来，有时却难以黏合。我在前文曾谈到，在我们前往切尔登时，两重生活就不愿黏合。而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却觉得我们似乎从未离开过。许多人都熟悉这种黏合过程。被释放的集中营犯人，如果他们有家可回，便会体验到这一过程。但是，为数甚多的人在“销声匿迹”数年后回到家中，遇见的却是一片废墟：妻子也被流放，父母双亡，孩子们也死了，或是长成了陌生人。这些人只能重新开始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便成了好几个未能黏合在一起的碎片。有时，生活的黏合剂并非住房和家庭，而是在长年的强迫劳动和苦役之后重操旧业。我躲过了集中营，但我仍旧不得不多次体验散乱生活碎片的黏合过程。处于这些时刻的人会重新恢复自我，抛却假面，他迫于环境的压力曾被迫戴上这张假面，就像那些被称作“铁面”的人一样。要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只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即掩饰自己的本质，显得与我们所处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模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便不应该显露与自己过去生活的任何关系。一位被剥夺的富农若能及时成为一名杂工，彻底忘掉自己的土地，便有可能保住性命。在获悉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之后又过了近二十年，我从暗匣中掏出一摞他的诗稿，放在桌子上，更确切地说是放在箱子上，因为我并没有桌子，——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我始终不是我自己，而戴着一副所谓的“铁面具”。实际上，我也一直无人可以坦承，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我保全的是什么。
我那些散乱的生活碎片在一九五六年被黏合起来，但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却不可能有任何黏合：历史趋向不是在促成散乱部分的联接，而是在加重它们相互间的分裂，于是，在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我们便成了视错觉的牺牲品，成了感受之最纯洁欺骗的牺牲品。然而，由于这错觉，奥·曼却成功地获得了他“附加的一天”语出曼德施塔姆《亚美尼亚旅行记》之结尾。。
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愿意享受幻觉，人们积极寻求某种可以信赖、可以抓住的东西，以便重新获得现实感。被假象包围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步入虚假的现实，与人产生虚假的关系或虚假的爱，只求能抓住点什么。“我们觉得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动，生活还在继续，可这仅仅因为电车还在跑。”奥·曼在他第一次被捕前很久曾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们在电车站等车，时间是傍晚。空空如也的房间丝毫不会让我们想起科斯兑列夫，还有一排书架，这些都是更好的幻觉缘由，远胜过战前那辆装满了人的有轨电车……我俩相互鼓励，高兴地提及，“斯大林说了”，或“斯塔夫斯基说了”……当时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句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或许是所有幻觉中最可怕的一个，但我们仍竭力不去想这个问题，以便保留住那个有益的幻觉。我们没有让自己陷入忧伤，清醒地讨论局势，作出一些可怕的结论，而是把行李往房子中间一放，就赶紧前往位于克鲁泡特金街的一家小博物馆即“西方新艺术博物馆”，1948年被封。，看“法国人”去了。
“如果我能回去，就马上去看看‘法国人’。”奥·曼在沃罗涅日时常常这样说。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也发现奥·曼很想念法国绘画，在尤金娜来沃罗涅日时，甚至在尤金娜为奥·曼演奏时，他都一直念念不忘那些法国画家。为了安抚奥·曼，尤金娜给他寄来刚刚由博物馆推出的一本画册。这些画不是原作，是翻拍的，还拍得相当糟，这让奥·曼看后很不满意。此刻，他连旅途上穿的衣服都没脱，只喝了一口总是要喝的茶，便前往博物馆，要赶在博物馆一开门的时候就进去。奥·曼还打算去看看兑什列尔：“趁着还没出事，要好好看看……”奥·曼很早就很推崇兑什列尔，当时，他在架上作品艺术家协会架上作品艺术家协会（ОСТ），1925—1931年间存在于莫斯科的一个画家团体。的首次画展上看到了后者的系列素描《气象局长》……“你不明白你那位兑什列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了雅尔塔之后对我说道。他最后一次去见兑什列尔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自己临终前看了兑什列尔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