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同样在寻求保命。人们始终在寻求保命。自焚者是一种东方现象，而我们毕竟是欧洲人，不愿自己跳进火堆。我们有两种保命计划，一种属于我，另一种属于奥·曼。这两种计划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绝对难以实现。
我的计划叫作“母牛”。在我们国家，养家糊口的一切手段均已被国有化，也就是说，均被国家所掌控，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只有两个应急办法，即受穷和奶牛。我们一直在受穷，穷得让人难以忍受。人们对穷人总是尽量躲避，无人愿意给出施舍，再说，私有财产也成了国家的施舍和恩赐……曾几何时，俄国人会怜悯“不幸的”被捕者和苦役犯，知识分子也将声援政治流放犯视为自己的义务，而如今，这一切都随“抽象人道主义”一同销声匿迹了。到最后，人们对我们充满恐惧，我们不仅是穷人，而且还是瘟疫感染者。所有人都彼此恐惧，要知道，就连那种生活最为遂顺的人，那种刚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人民公敌”文章的人，也会在半夜被人敲门。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会出现一连串的逮捕，接着被捕的会是被捕者的亲朋好友，会是他电话本上写有其电话号码的那些人，会是他去年与其一起过年的那些人，会是某位曾答应见他、后却出于恐惧而没来赴约的人……人们恐惧每一次见面和每一次交谈，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染上瘟疫的人，他们更是避之不及。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身染瘟疫。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躲进一个角落，不见任何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幻想能有一头奶牛。这就是民间文学中那头“最后的小奶牛”，农夫抓住它的角，把它牵到市场上去出售。由于我们的经济之特征，在很多年间，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数百万家庭挤在低矮的房子里，人们就靠一小块能种些土豆、黄瓜、白菜、甜菜、胡萝卜和洋葱的小园子生活，再就是一头奶牛。一部分奶要拿去换回草料，但毕竟能留下一些奶来，给清汤加点颜色。一头奶牛就能让人们独立起来，他们于是便可以满不在乎地只为面包而操劳了。国家直到今天还不清楚，它该如何处置这种哞哞叫、能产奶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如果向人们提供饲养奶牛的草料，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在集体农庄里只干最轻的活儿；如果牵走奶牛，人们则会饿死……于是，奶牛时而禁养，时而又让养……但是渐渐地，奶牛还是越来越少，因为农妇们已无力维持她们这种长角的营养宝库……
奶牛或许能救我们一命，我也坚信我能学会挤奶。有一头奶牛，我们便能隐姓埋名，消失在人群中，再也不用走出家门，可以整日躲在屋里……可是，一间牛棚和一头奶牛需要大笔投资，我直到今天也无力支付。在萨维洛沃时曾有妇女来找我们，要以最低的价钱把木料卖给我们，可我们只能望梅止渴，想象一下这些像蛋黄一样黄灿灿的结实木料是多么适宜建房。为了消失在人群中，则必须生来就是民众，拥有一间漏雨的破牛棚和一块栅栏歪歪倒倒的园子，这些都是一位被饿死的农妇留下的遗产。或许，在资本主义国家会有一些傻瓜，他们会向一位被流放的诗人提供一间农屋和一头奶牛，但在我们这里却不可能。向流放犯提供帮助，为他募捐钱财，这都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这样做的人，自己很快也会被送进集中营。
奥·曼对于奶牛计划态度冷淡，我们没钱实施这一计划，再说，他也不喜欢这个主意：“这些主意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截然相反，他想自人群脱颖而出。他不知为何觉得，如果他能够在作协举办一场“创作晚会”，他们就一定会向他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他始终有一种幻想，认为诗歌能够征服、说服一些人。他年轻时就有这种感觉，他曾对我说，只要他写诗，就没有任何人能拒绝他的任何请求。当时的情况或许的确如此，他有过美好的青春岁月，朋友们都很爱护他，抬举他。可是，把这一态度带至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时期的莫斯科什么都不相信。它信奉这句口号：各自为重吧。它鄙视世上的一切价值，更遑论诗歌。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可奥·曼是个十分积极的人，无法抄起手来静坐家中。不过，这里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积极，要知道，狼饱肚子靠腿勤，他一直到死都没能喘过气来。
拉胡季把晚会的主意听了进去，他觉得这个主意能救奥·曼一命。拉胡季是个和蔼热心的人，除此之外我对他还有什么了解呢？好像一无所知……但在当时那样的残酷环境中，他的和蔼就是一种奇迹。举办晚会的事情，无论是斯塔夫斯基还是拉胡季都无法擅自决定，这一切都要上面说了算。我们在萨维洛沃等待关于这件国家大事的解决方案，也时而造访作协，试图获悉最高层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在一次造访作协时，奥·曼在走廊里与苏尔科夫交谈了几句，出来之后，奥·曼发现自己口袋里有三百卢布。看来，是苏尔科夫偷偷把这笔钱塞进了奥·曼的衣袋。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做，因为这种举动会带来最严重的麻烦。人们在评价苏尔科夫的时候，但愿他们能记住这笔钱当时有很多人。我如今认为当时给钱的不是苏尔科夫。——作者1977年补注，这笔钱也就是罪人死后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那个葱头，以便圣母看到后能把他送进天堂。
晚会一直没落实。终于，作协有人给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打来电话，他们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曼德施塔姆，能否立即通知他，说他的诗歌晚会定在次日举行。任尼亚知道电报局还没下班，可他不敢把此等大事托付给电报局，于是他冲到车站，乘最后一班列车来萨维洛沃见我们。当时，他大约也对诗歌和晚会充满信赖。
第二天，我们前往莫斯科，在约定的时间到了作协。女秘书们都坐在那里，可谁也不知道晚会的事情：“好像听说过，可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却不记得了……”俱乐部里的所有房间都大门紧锁。我们也没看到任何海报。
余下的事情就是看看是否发过通知。什克洛夫斯基没接到通知，但他建议再打电话问问某一位诗人，因为邀请信往往只发给同一组别的会员。我们手头有阿谢耶夫的电话。奥·曼给他打去电话，问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听到回答的奥·曼脸色苍白地放下话筒。阿谢耶夫回答说，他好像略有耳闻，但现在不便谈话，因为他没空，要赶着去大剧院看《雪姑娘》……奥·曼不敢冒险，没有再给其他诗人打电话。
这个与晚会相关的谜语我们一直没能解开。的确有人从作协打来电话，可究竟是谁打的，却无从知晓。或许是干部处打的，因为通常负责此类事务的女秘书们均未接到任何指示，虽说她们也略有耳闻。如果是干部处打的，那曼德施塔姆与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脑中闪过这样一种假设，即他们把奥·曼从萨维洛沃骗出来是为了逮捕他，但他们未能及时获得上级批准，他们的上级或许就是斯大林本人，因为他曾插手上一起案件。为了减轻不堪重负的契卡人员的工作量，有些人会被叫到某个部门去，从那里再转至卢比扬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去猜透其中的奥妙，这并无意义，因为没有必要提前给自己举行葬礼。我们回到萨维洛沃，再次装出一副别墅客的模样来。
两种保命计划均告失败：“晚会”是轰然倾塌的，而“奶牛”则无声无息地流产了。甚至在幻想中也不存在保全自我的方式。
至于《雪姑娘》，阿谢耶夫提到的恰恰是这部歌剧，这也十分自然。他所属的诗歌集团不得不迁就那种对于基督教之前的古代罗斯的迷恋。不过，我们懒得去了解大剧院那天晚上上演的究竟是什么剧目，大剧院夏天之前的演出季是否已经结束。我听说，阿谢耶夫暮年时孤苦伶仃，被人遗忘。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被人遗忘是因为他曾与个人崇拜作斗争，他因此才丧失了地位。在关于柯切托夫的评论文章中，柯切托夫的同仁们纷纷写道，柯切托夫也曾与个人崇拜进行斗争。我们这里连一个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所有人都英勇地斗争过，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只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