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没办成，这并未让奥·曼灰心丧气，他说：“一切都等秋天再说。”莫斯科和往常一样，一到七月便很少有人了，因此，我们任何自救计划都难以落实，只能思忖该如何熬到秋天。奥·曼于是说：“应该换一种职业，如今我们是乞丐……”他建议前往列宁格勒。
我和奥·曼先前交谈很多。我记得他的一些话语和思想。可是最后一年间，我们之间却只剩下一些感叹词，而非清晰明了的话语。我们谈什么呢？的确无话可谈：“我累了，让我躺躺……我去不了……该干点什么……没什么，能解决……老是这个样子……上帝啊！……谁被抓了？……又来了……”
当生活变得绝对难以忍受，你便会觉得这恐惧永无完结之时。在基辅遭到轰炸期间我明白了，难以忍受的一切终将过去，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与那难以忍受的一切一同结束的往往还有人的生命。至于斯大林的大恐怖，我们则始终很清楚，它虽然时强时弱，却不会终止。它干吗要结束呢？有什么必要呢？要知道，人们都很忙，全都在干着自己的事情，全都在微笑，全都在绝对服从地执行命令，然后再度露出微笑。不面带微笑，就意味着恐惧或不满，这可是谁也不敢承认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心存恐惧，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他的良心不干净……每一位为国家服务的人（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售货员都是官员，而且还很负责任），都像是开心的好人：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有自己要干的事情，我忙得要死……我能对国家作贡献，你们别来烦我……我像玻璃一样纯洁……如果邻居被捕了，那就说明他本该被抓……只有在家里，面具才会摘下，即便在家里也不能始终不戴面具，要知道，不能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恐惧啊，否则他们一不小心，会在学校里说漏嘴的……许多人就这样适应了大恐怖，并学会从中获益，即撵走邻居，抢占邻居的住房或工作，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不过，用来当作面具的只能是微笑而不能是大笑，因为过于开心也会显得可疑，会引起邻居们的高度兴趣：他们干吗开怀大笑呢？兴许是在嘲笑别人！……淳朴的欢乐已一去不返。
到了列宁格勒后，我们在卢加附近一间偏僻的别墅里找到洛津斯基。他立即掏出五百卢布，这笔钱足够我们返回萨维洛沃，把别墅一直租到夏天结束。这五百卢布价值多少呢？我们这里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价格不断变化，我们无法在这种波动中找到任何逻辑。在私有经济市场上，价格的波动有其规律性，就像货币的价值一样。可计划经济中价格的隐秘震荡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想涨就涨，想降就降……不过，在我们很难弄到手的百元、千元这样的概念中依然含有真正的魔力，拿到洛津斯基的五百卢布之后，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普通的乞丐，而成为某种特殊的、神奇的、能够得到大笔施舍的乞丐。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普通乞丐只能得到人们施舍的零钱，这些零钱只够买一点面包，而要买其他东西，则需要数百份这样的小钱。
我们在洛津斯基家吃饭。在年轻一代严肃目光的注视下，洛津斯基说起俏皮话来，奥·曼也讲了很多笑话，他俩哈哈大笑，就像在诗人行会时期一样。午饭后，奥·曼和洛津斯基走进房间，奥·曼朗诵诗作，他读了很久。兴致勃勃的洛津斯基送我们去车站。我们走过一条林中道路，但走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们便不敢走在一起了，怕有人突然发现洛津斯基与一位可疑的陌生人走在一起！要是碰见一位认识奥·曼的作协会员，那就更糟了。
我们可不想败坏洛津斯基的名声，于是，我们便在树林边分手道别。
情况变成这样，到三十年代，阿赫马托娃、洛津斯基和奥·曼这些出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已成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更老的一辈已经死亡、离去或消失。对于周围的人而言，他们三人很早就成了老人，与此同时，那些“同路人”如卡维林、费定、吉洪诺夫之流，却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是孩子，尽管他们只比上述三人小几岁。巴别尔既非年轻人亦非老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奥·曼和洛津斯基仿佛是在逆社会舆论而动，他俩衰老得很早。一九二九年，奥·曼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工作，编辑部坐落在市中心特维尔大街上那家设有杂耍剧场的老商场，剧场的检票员发现我在找人，便说道：“您家老头子去小吃部了。”这个老头子当时还不满四十，但已得了心脏病。
顺便说一句，爱伦堡曾误以为奥·曼身材矮小。我穿上高跟鞋，身高才勉强达到奥·曼的耳朵，而我是正常的中等身材。至少，爱伦堡自己的身材比奥·曼要矮。奥·曼也不瘦弱，他肩膀很宽。或许，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记忆中的奥·曼是克里米亚时期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被大饥荒折磨得形容枯槁，爱伦堡这样写也是一种旨在强化对比的记者手法，这么一个孱弱而又无害的人，瞧他们都对他做了些什么！需要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典型的犹太面孔，就像钢琴家阿什肯纳吉阿什肯纳吉父子均为钢琴家，不清楚此处确指哪一位。父大卫·阿什肯纳吉（1915—1997）；子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吉（1937年生），后移居西班牙和瑞士。那样。不过，奥·曼绝非阿什肯纳吉，他要鲁莽得多。
奥·曼有心脏病，他的心脏承受不了我们生活的重负，也承受不了他本人那疯狂的性情。洛津斯基得了神秘的象皮肿病，这种病只见于《圣经》，而不该在列宁格勒的日常生活中出现。洛津斯基的指头、舌头和嘴唇，在我们看来全都扩大了一倍。二十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见到洛津斯基（当时他来海洋街看我们），他就似乎预见到了疾病的迫近，他常说，革命后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人们稍一用力便会感到疲惫，连说话、约会和散步都觉得累……洛津斯基和奥·曼一样，当时已经蹲过监狱，他也和有些人一样，家里始终摆有一只事先装好各种生活用品的麻袋。他被抓了好几次，有一次是因为他的学生们相互起绰号（他当时主持一个翻译培训班）。我们这里不喜欢绰号，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秘密活动。所有丑角都被关进监狱。幸运的是，洛津斯基的妻子认识莫斯科的某位要人，丈夫被捕后，她立即跑去找她那位庇护人。日尔蒙斯基的妻子也有过同样的举措。如果不是偶然有大人物施以援手，洛津斯基和日尔蒙斯基是难以如此轻易地脱身的。实际上，这两个人从一开始便注定要遭殃，在首批获得勋章的作家名单上看到洛津斯基的名字，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他在这份名单中是只白乌鸦，但他们当时还允许这只白乌鸦与其他不同的鸟儿生活在一起。后来发现，勋章也难以救命，他们会在逮捕你的时候没收勋章，但洛津斯基很走运，他最终死于他那种可怕离奇的疾病。
经历过革命的最初几年，我们全都饱受打击，疾病缠身。这一点最初体现在女性身上，但她们的生命力毕竟顽强，病了半辈子，还是活了下来。男人们似乎更为结实，挺过了最初那些打击，可他们的心脏却不行了，他们很少有人能活到七十岁。那些熬过监狱和战争的幸存者，如洛津斯基和特尼亚诺夫，却被心肌梗塞或其他一些离奇的疾病带走了。我们大家都相信，癌症与那些震撼和打击一准有关。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一个人不断受到威胁，遭到公开嘲弄，忍受各种千奇百怪的恐吓，一年之后便传来消息，说他得的完全不是什么心脏病，而是最普通的癌症。没什么可说的，他们需要让我们吃苦头。只是那些不偏不倚的统计学家老是在那里念叨，说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这也许是因为妇女和孩子，因为我们女性的确更能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