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人意识到了为某种目的而心甘情愿拒绝人道主义不会有好结果呢？是什么人知道宣称“无所不能”的我们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呢？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深知这一点，可是无人倾听他们。如今有人指责他们是“抽象人道主义”，而在二十年代，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拿他们取乐。他们已不合潮流。他们被称为“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成为漫画对象。他们还常常被冠以另一个修饰语，即“软骨头的”。“弱不禁风者”和“软骨头”在三十岁左右的“新时代”支持者们那里毫无市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文学中嘲笑他们。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让“软骨头们”住进了“乌鸦镇”指两人合作的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时间已抹去这些文学人物的特征，如今已无人会想到，那个死缠着抛弃了他的妻子不放的可怜白痴，居然是对一名知识分子之基本特性的典型化。一位六十年代读者在阅读两位野蛮人的这部天才之作时也绝对意识不到，他俩讽刺和嘲笑的究竟是什么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部深刻得多的作品中，即埃德曼的《自杀者》，这部作品曾得到高尔基激赏，梅耶荷德曾打算将它搬上舞台……该剧的最初构思是，一帮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戴着令人讨厌的面具，逼迫一位有自杀打算的人。他们试图让那个人的死亡有利于他们的目的，以便对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发出抗议，而他们的处境实际上就是毫无出路，因为他们无力在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健康的生命本能最后占据上风，尽管已经为那位打算自杀的人举行了告别宴会，自由主义的讲话也已道出，可自杀者仍然活了下来，满不在乎那些逼他去死的面具人的齐声吆喝。
埃德曼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无意中将一些强烈的悲剧调性带进这些以戴面具的凡夫俗子为表现对象的复调场景，当时的人们喜欢称知识分子为“凡夫俗子”，而“凡夫俗子的谈话”即指那些对现存秩序表示不满的话语。如今，当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敢于公开谈论生活的难以为继，那些面具人的抱怨听起来便像是痛苦不堪的幽灵们发出的合唱。主人公的拒绝自杀也得到另一种解释：生活令人厌恶，难以忍受，但还是应该活下去，因为生命毕竟是生命……埃德曼是在有意识地给出这种调性，还是他有着更为简单的目的呢？我不清楚。我认为，是人性的主题最终渗入了最初的反知识分子或曰反凡夫俗子构思。这部剧作写的就是，尽管一切力量都在促使我们自杀，我们为何却活了下来。
而埃德曼自己选择沉默，也只是为了保住性命。
在加里宁城，他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我们进屋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在屋里时只能躺着，要不就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他立即振作起来，领我们去城郊，那边时常有农家出租房间。他经常跑过来看我们，但总是不见他那位合作者、与他性格截然相反的米沙·沃尔平沃尔平（1902—1988），诗人、剧作家。一同前来。他来我们这里的时候，米沙或许去莫斯科了。
大家都知道埃德曼写起了寓言，卡恰洛夫卡恰洛夫（1875—1948），演员。轻率地在克里姆林宫的晚会上朗诵了这些寓言，换句话说，其听众就是我们在苏呼米政府别墅遇见的那些人，在那里，柯秀尔妻子的男伴立即就被怀疑是间谍……当天晚上，所有的讽刺作家们全遭逮捕，后来都被流放，但米沙·沃尔平没有被流放，而是进了集中营，据我所知，他在秘密机构那里早就挂了号，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得罪过他们……据说，埃德曼在给母亲的信中署名为“妈妈的西伯利亚人”，他写下这样一首告别寓言诗：“既然有保安局，/那就去找伊索，/抓住这个老头……/这寓言的意思很明显，/即这些寓言已写够！……”这也就是埃德曼本人的生活纲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读到他的寓言和笑话，这个人沉默了。奥·曼始终坚持自己“嚅动嘴唇”的权利，埃德曼则相反，他给自己的嘴唇上了锁。有时他会对我俯下身来，讲述他刚刚构思的一部剧作的情节，可他事先就打定主意不会把这部剧作写出来。有一部没写出来的剧作以普通语言和官方语言的转换为内容。在单位里熬过上班时间的职员，在什么样的时刻才会把官方的词汇、思想和情感转化为普通的、全人类的词汇、思想和情感呢？后来，亚申在作品中写到了这一点……
听到奥·曼被捕的消息，埃德曼说了一句有些含混的话，好像是：“如果他们连这样的人都抓……”然后他就走出来送我……
战争期间，当我们被疏散至塔什干时，曾有两位军人来见我兄弟。一位是埃德曼，另一位是口若悬河的沃尔平。沃尔平谈起了诗歌：诗歌应该有意思，我喜欢读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读叶赛宁，我不喜欢读阿赫马托娃……沃尔平是列夫派的门徒，他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埃德曼则默默不语地喝酒。然后，他俩站起身来，到坐落在我兄弟住处上方的一间屋子里去看阿赫马托娃。
我有时会在阿赫马托娃那里遇见埃德曼和沃尔平。埃德曼看到我后总要说：“是您，很高兴见到您。”然后便喝起酒来，一言不发。沃尔平则滔滔不绝。他俩在一起工作，他们的合作显然很顺利。
有一年夏天，加林加林（1902—1980），演员。住在塔鲁萨。他对当代戏剧大加抱怨，愁容满面。晚间常常爆发这样的争论，即哪个领域的情况更糟，是文学、戏剧、绘画还是音乐。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领域更糟，认定自己所在文艺领域的衰败独占鳌头。一次，加林给我们朗读了埃德曼的《自杀者》，这部剧作没有被搬上舞台，我此次听出了此剧的新意：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为何没有打碎自己的脑袋，而是继续活了下来……
反对知识分子的攻击依然在持续。反知识分子倾向是二十年代的遗产，应该让这一倾向寿终正寝。
许多人都会因为我曾捎带谈及《十二把椅子》而感到不快。我自己在读此书时也曾发笑，因那些偷盗情节而发笑，我时常感叹两位作者真敢写，他们写道，奥斯塔普·本杰尔与其他敖德萨窃贼一同走进一节作家车厢，这趟列车行进在重新开放的图尔克西博铁路线上，那些窃贼混在作家兄弟们中间，一路上都没有露出破绽。但是，如果冲着“乌鸦镇”发笑，这就是罪过。在这座即将倾塌的大楼里，人们自然会变得野蛮，女人们只要还有点市场价格，就一准会离开自己的丈夫。虽然鱼儿不一定永远寻找水深的地方，但它们若是想到沙滩上去散散心，毕竟就不那么简单了……去嘲笑那些已经被掐死的人，自然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