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就像二十世纪之初的那些人，他们相信生活应该，也一定会变得比十九世纪更好，就是此刻我仍坚信，我们正处于人道主义和崇高人性全面胜利的前夜。对于社会公正、文化和其他领域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经历了我们这个闻所未闻的世纪前半期的残酷体验之后，我的乐观主义依然没有动摇。情况甚至相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会使人们长久地远离那些初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论，那些理论认定，目的可以论证手段的合理，可以“不择手段”……奥·曼教会我相信，历史就是对各种行为的检验，对各种善恶途径的检验。我们考察了恶的途径。我们还愿意返回那些恶的途径吗？我们中间关于良心和善良的声音是否已经得到加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门槛。我在捕捉新世界观的征兆。它们很少见。它们几乎难以觉察。但它们毕竟存在。不幸的是，却几乎无人来分享我的信念和我的乐观主义。善于区分善恶的人们更像是在等待灾难和暴行的再度来袭。我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总的道路是光明的。我们中间谁是正确的呢？生活终将给出答案，或许已经给出了某些答案。1977年重读此书，我发现自己的乐观主义已荡然无存，虽说如今的生活比从前轻松。
——作者1977年补注
我当然要预先说明，我并不期待任何特殊的善的凯旋。这里谈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主流思想，而非未来宪兵的鳄鱼眼泪。这与他们无关。我们曾经看到，在人道主义价值体系遭到羞辱并被踏成灰烬之后，恶的意志如何占了上风。其原因或许就在于，这一价值体系毫无根基，仅有面对人类智慧而生的欣喜。我认为，它如今应该获得更深厚的根基，即便因为我们无意中回顾了我们的体验，看清了过去年代的错误和罪行。如今，过去年代的诱惑已不复存在，俄国曾从鞑靼人手下解救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如今她再次拯救欧洲基督教文化，使其摆脱了唯理论及其后果，即恶的意志。俄国值得为此付出巨大牺牲。我能相信这些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吗？
我有一位友人，他很年轻，却聪明而又忧郁，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在所有诗人中他最推崇勃洛克，因为勃洛克预见到了俄国文化的灭亡。这位勃洛克爱好者对我戴的这副老太太的粉色眼镜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化的确已经死亡，就像勃洛克预言的那样，我们都被埋在文化的废墟之下。这位悲观主义者没有发现，自我和他初次相识以来社会已经有了怎样的进步。他是在二十大召开后不久来见我的，当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在发问：“干吗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一些人不愿听到令人不快的东西，另一些已准备好做官的人则伤心不已，因为升官突然变得比从前更难，还有的人在沮丧地叹息，感到已经无法再用老办法往上爬了，还得另寻新手段……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解冻”，因为有人相信，人们将获得上层的允许，从此便可以敞开嗓门说话了。这一期待落空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人，在于每一个人和他的世界观。期待某种允许，这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残余，人们在过去总是相信权威、恩准和行动命令，总是带有一种担心受到惩处、遭到领导传唤的恐惧。这种恐惧还会再来，如果再把数百万公民送进集中营，但是，这数百万人中的每一位如今都会发出哭号。他们的家人会哭号。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会哭号。这就足够了。
我的这位友人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住在切博克萨雷师范学院教师宿舍区一间又黑又脏的窝棚里。宿舍区到处臭气熏天，飘着煤烟。我的房间和室外一样冷，因为二层楼上的一根原木塌了下来，那根木头挂在那里，随时有可能砸中在楼下玩耍的那些孩子们的脑袋。夹杂着湿雪的风儿在屋里肆虐。客人对我说，他太喜欢曼德施塔姆了，因此忍不住要跑来见我。他直接从门外走进来，并没有带我们共同熟人的介绍信，通常我可以根据那些介绍信来判断来客属于哪类人。不过，这位客人以他的做派，主要是他的眼神，却很快便赢得我的信任。
我请他落座，与他攀谈起来，我还从未与一位偶然访客这样攀谈过。我说：“如果有人来我这里说他很喜欢曼德施塔姆，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准是个告密者。他要么是被派来的，要么是主动跑来的，目的是将来能弄出一份很有价值的小报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人们从来不随随便便对我谈起曼德施塔姆，那些读过他诗作的文学界人士也从不在我面前提到他。我这样对您说话，是因为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您赢得了我的信任。但是，我还是无法与您谈曼德施塔姆和他的诗。您现在也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客人走了。大约两年之后我得知我和他有共同熟人，于是便邀请他有时间过来坐坐。受第一次来访的影响，他来的时候显然有些不太乐意，但很快他便把一切都抛到脑后。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那些话其实是一种绝对信赖的举动，当时，是他的整个面貌赢得了我的信赖……
在那之后又过去许多年，如今我已能平静地回答每个人提出的与曼德施塔姆相关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年轻人，虽说老人们有时也会突然提起这个话题……我们如今所谈的许多问题都是从前的绝对禁忌，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过去不敢、不想或不习惯思考的问题。此外，我们如今也不想知道还有什么话题是禁忌。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但这还不是全部。二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替领导和秘密机构收集情报，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保卫革命，有利于那乐于捍卫秩序、强化权力的隐在的大多数。自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死去，他们继续干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变换了理由，奖赏、好处或恐惧成为动机。他们四处上交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或是打同事们的小报告，希望藉此发表自己的作品或是得到提拔。其他人这么做则出于最原始的恐惧，但求自己能逃脱被捕、坐牢和枪毙的命运……他们受到恐吓，他们也吓破了胆。扔给他们一块施舍，他们便立马接住。此外，他们还被告知，他们的行为永远不会被公开，永远不会败露。这最后一个许诺得以履行，这些人如今仍在安心度日，仍在享用他们通过当初的活动换来的微薄特权。而如今那些受到征募的人却不相信任何担保……没有一条能返回过去的路。一代代新人成长起来，他们远不像前几代人那般怯弱恭顺。更重要的是，已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父辈的行为之正确，他们不相信“不择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今再无告密者。只是数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从前曾担心每个青年都会在背后给我一击，更不用说那些道德败坏的同辈人了，那么如今，我的熟人间也可能混进某个卑鄙之徒，但这纯属偶然，是那个人手段高明，更有可能的是，卑鄙之人如今也不再做卑鄙之事，因为在新形势下他这样做无利可图，会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在我们眼看着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中间，“真理用希腊语来说就是幻想”这样的玩笑话已不时兴，无人心悦诚服地重提“砍树总得飞木屑”，甚至也无人再说什么“螳臂挡车，以卵击石”。换句话说，原以为已一去不返的那一价值体系再度建立起来，甚至连那些就其性格而言似乎不需要这套价值体系的人，如今也不得不尊重这些价值。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令那些牢记这些价值和埋葬这些价值的人均感意外。这些价值曾藏身暗处，置身于没有光亮的密室。如今它们则运动起来，在聚集力量。重估价值的倡导者正是知识分子。在重估价值的同时他们也获得新生，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却单单不再是知识分子。如今正在发生一个反向进程。它进行得十分缓慢，可是我们却缺乏耐心。我们怎么可能有耐心呢？我们已经忍耐得太多……
无人能给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并确定他们与受教育阶级的区别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在俄国，又从我们这里传到了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多特征，但即便将这些特征总括起来，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定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暗淡而又飘忽，因为这一称谓常用来针对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阶层。那些技术专家和官场人士难道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即便他们怀揣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或是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和长诗？在普遍投降时期，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嘲讽，他们的名称却为投降者所盗用。究竟什么人叫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是价值体系的承载者，只要稍稍尝试对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知识分子阶层便会立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不复存在，就像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但是要知道，捍卫价值体系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即便在所谓文化上层人士业已抛弃价值体系的最黑暗时期，这些价值仍能在民间保持其力量……问题或许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并不稳定，价值体系在他们手中会获得一种前驱力。知识分子既热衷发展也嗜好自我毁灭。完成革命并在二十年代大展身手的那些人就属于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种价值体系，为的是建立另一种他们认为更为崇高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转向自我毁灭。什么个吉洪诺夫或是什么个费定，他们与正常的俄国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只有一副眼镜和一副假牙。而这些往往还是些孩子的新人，他们很快就能被辨认出来，但是却很难解释清楚，究竟是哪些特征使他们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外貌。机智的语言学家耶斯佩森耶斯佩森（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主要研究英语语法。听够了那些关于如何区分词素的争论，于是便说：“老百姓知道怎样区分名词和动词，就像狗会区分面包和黏土……”就这样，新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即便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无比热衷的肉体毁灭手段也无法中止这一进程。如今，对一位知识分子的镇压便会造就数十个新的知识分子。在布罗茨基案件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俄国知识分子似乎还有一个不为西方人所知的特征。在那些外省高校西方语言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中间，我只遇见过一位真正的女知识分子。她生于切尔诺维茨，名叫玛尔塔。她曾满脸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那些不懈寻求善和真理的大学生们都注定会迷恋诗歌。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而这就是俄国。奥·曼有一次问我，更确切地说是问他自己，究竟是什么能使人变成一位知识分子。他当时并非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在那些年间被偷换了概念，遭到冷嘲热讽，后来又被用来指所谓“自由职业”的官僚阶层。不过，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是大学吗？”他问道，“不是……是古典中学？……不是……那是什么呢？或许是对文学的态度？……或许是，但是也不尽然……”当时，他便将一个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作为一个关键特征提了出来。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
我的这位友人，这位在勃洛克那里为其悲观主义找到支撑的勃洛克爱好者，就是知识分子重生的第一个使者，这些知识分子被惊醒了，正在阅读和抄写诗歌。他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诗歌正在发挥其影响。一切都动了起来。思想获得了生命。火种的保存者躲进了黑暗的缝隙，但是火种并未熄灭。火焰在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