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祜禄氏(1838～1881)，清文宗奕(俗称咸丰帝)皇后。父穆阳阿，官广西右江道。公元1852年册立为皇后，穆宗即位后尊为“慈安”皇太后。谥号“孝贞显皇后”。她宽厚仁爱，善良忠厚，却因此而大权旁落，虽和慈禧共同两度垂帘听政，但形同虚设，只有智斩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算是果断而大快人心。
清朝最节俭的皇后
钮祜禄氏是满洲镶黄旗人，出身高贵。在奕即位之前，她就在宫中侍奉皇储。但那时她只是侧室，嫡福晋是富泰之女萨克达氏。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萨克达氏病逝。道光三十年，奕即位，是为文宗，也称咸丰皇帝，晋封钮祜禄氏为孝慈皇贵妃。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钮祜禄氏被立为皇后，从此开始“母仪天下”。
钮祜禄氏在有清代所有皇后中，算得上是最勤俭、最有道德的。有时赶上她过生日，朝内外的大臣官员们为了巴结皇帝和皇后，便纷纷前来献送厚礼，钮祜禄氏一概拒绝，绝不通融。在对待人们送礼一事上，她曾这样告诫当时尚为兰贵人的叶赫那拉氏说：“我们这些人若多接受一份礼物，老百姓们就会多一份饥寒。所以，我们应该戒除这些陋习！”她平时穿的都是布衣服，帷帐、罩幕与雨披等也一律不用绣品，尤其不愿用进口的洋纺织物，说那些东西好看不中用。宫中穿用的绣鞋鞋面上的花，她都督令宫女们绣上去，而且每年必定要亲手绣一双鞋面，以此作为表率，倡导人人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钮祜禄皇后平时的一举一动，严格遵守封建礼法，绝没有疏漏越轨之举。夏天天气再热，她也不露出身体来，洗澡时也从不用宫女、太监们伺候，不换上礼服就不去见皇帝，坐着时腰板挺直，走动时都是慢步徐行，从不快步疾走。对待下人，她也比较和善，从不疾言厉色。她的所作所为，使她简直成了咸丰帝眼中的女圣人。一次，咸丰帝为了游乐，下令花巨款整饰圆明园等居处。为劝阻皇上的做法，一向温顺的钮祜禄氏竟拔下头上的簪子，披头散发地对咸丰帝进谏。为此，咸丰对她更为敬重。
按照清朝宫中的规矩，妃嫔以下所有女子穿的服装，都必须是窄袖长袍，不许穿裙子，头上的髻要统一梳成横长式，站时要挺直腰板。等到被册立为妃时，穿着、梳头、行动才能稍微自由一些。叶赫那拉氏初选入宫(公元1852年)刚被封为贵人时，由于不熟悉清宫里的礼制，偶尔梳过宫外满洲妇女们常梳的飞云髻，恰巧慈安皇后看到了。为此她传谕，申斥其要谨遵宫中法度。大概从这时起，兰贵人就对皇后有了不满。钮枯禄皇后却对她并无成见，在掌握妃嫔侍寝皇帝的事情上给她行了不少方便。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兵进天津，直逼通州，欲进犯北京。咸丰帝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和皇子载淳一行，仓皇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帝平日沉溺于声色，纵欲过度，致使体弱多病。钮祜禄氏本性懦弱，根本无力劝止。到热河后，咸丰照样偷空出外游乐，身体越来越坏。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开始大量咯血，身体急剧恶化，于当月十七日在寝宫烟波致爽殿病逝，这一年，钮枯禄皇后才24岁，叶赫那拉氏也不过26岁。
咸丰帝去世后，年仅六岁的皇子载淳即皇帝位，尊封钮祜禄氏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由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小皇帝的生母，所以也一并尊封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小皇帝称慈安太后为“母后皇太后”，称慈禧太后为“圣母皇太后”。两宫太后居住的宫院，慈安太后居上首，坐东；慈禧太后居下首，坐西。后来她们共同垂帘听政，同样是慈安太后坐皇帝座上首(东面)，慈禧从下首(西面)，因此慈安太后又称东太后，慈禧太后则称西太后。
参与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前，朝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第一股是顾命八大臣，即赞襄政务大臣，主要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第二股政治势力，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他的几个兄弟和一些朝臣的奕集团，这股政治势力重点在北京；第三股政治势力是两宫太后和尚未成年的同治皇帝，持有“御赏”和“同道堂”印章的辛酉政变主要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顾命大臣受到了咸丰皇帝的遗诏，可以说是正统派。于是帝后势力和恭亲王奕集团他们这个帝胤势力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大臣势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咸丰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去世。咸丰死之前做了三件事，第一，指定他独生子同治做皇太子，以后继承皇位。第二，就是任命了八个赞襄政务，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他弟弟大学士肃顺，额驸、御前大臣景寿，还有四个军机大臣，就是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还有第三，赐两枚印章，就是“御赏”和“同道堂”，“御赏”章让慈安掌握，“同道堂”的章归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皇帝发布诏谕的时候，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样就起到一个互相牵制作用。这三条很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因为他给了两宫皇后最后决策的权力。咸丰在颁布遗诏的当天就去世了。第二天清廷颁诏，尊咸丰皇后和同治帝生母为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即两宫太后。慈安叫“皇母皇太后”，慈禧叫“圣母皇太后”，慈安因为原来是皇后而被尊为皇母皇太后的。
那时恭亲王奕正留守北京同英法侵略军谈判，并且和议已成。恭亲王奕在处理善后事宜的能力上受到了满族官员和外国侵略者的赞同，在取得一定的支持的情况下，恭亲王奕开始了他的政治运筹。首先他要求到承德奔丧，八大臣不同意，奕后来又申请，说我的亲哥哥故去了，坚持要去，八大臣后来就同意了。八月初一，奕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咸丰灵前痛哭哀悼，祭奠之后，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不同意，说叔嫂见面有所不便，奕提出来，请八大臣一块见，两宫太后也急于见奕，于是对辅政大臣说：你们说不便，那你们陪着奕一块见我们。八大臣一想，人家家里头的事情，我们掺和进去有什么意思？于是就退步了，奕可以单独见到两宫太后。见了之后，两宫太后和奕秘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两个小时之间，恭亲王奕不仅说服了两宫太后推翻八大臣的辅政，还把这次宫廷政变的计划、步骤做了系统的安排。
《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他听说奕是化妆成了喇嘛见了两宫太后，总之是经过很多曲折，不容易见的。这一次见面就把“辛酉政变”的计划定下来了，这时候奕是三十岁，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奕见了两宫太后之后没有走，在承德停留了六天，这六天奕在政治上很成熟，也很有心计，对顾命八大臣，毕恭毕敬，表现非常谦和，心情很悲痛，要跟他们一起渡过国家大丧的难关，麻痹了八大臣，六天以后，赶回了北京。
八月初五，恭亲王奕就任命醇郡王奕，就是七弟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在北京掌握了军队的实权。第二天，御史董元醇就上奏章，要两宫太后亲自理政，等皇帝长大之后再归政，另简派一个到两个亲王辅政。这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做议政王辅政的一个前奏，八月十一日，承德行宫接到这个来自北京的奏折，两宫太后、同治帝和八大臣进行讨论。这时奕已回到北京，两宫太后要求批准董元醇的奏折实行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制度。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加以反对，双方争吵很厉害，肃顺“声震殿堂”，同治吓得直哭，而且尿了裤子，双方不欢而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准备用不理朝政来相要挟。
几天后，八大臣做出妥协，表示事情等到回京以后再说，意思是等回了北京，皇帝发了丧之后，他们掌握了实权怎么做都可以。到了八月十八日，就宣布咸丰的灵驾九月二十三起驾，二十九到北京。八大臣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咸丰七月十七号病逝，九月二十三日回京，中间近两个月时间，就给奕他们做政变提供了一个准备的时间，九月初四，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解除了郑亲王端华的北京步军统领的兵权，把北京的防务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妹夫奕，为回京政变做好了准备。
九月二十三，咸丰的灵驾从承德起运，这时，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提出陪同同治皇帝先期回到北京，以便在北京做好迎接灵柩的准备，这实际上隐藏了回京准备政变的企图，毫无防范心理的八大臣竟然轻易地同意了。这样两宫太后和同治九月二十三起驾之后，陪灵柩一天后，就从小道迅速赶回北京。咸丰灵驾起驾以后，赶上天下雨，道路泥泞，到北京的时间就推期，直到十月初三，咸丰的灵柩才运到北京，在这期间，两宫太后天天召见恭亲王，政变步骤渐具成形。
政变的谕旨事先拟好了，那两枚章“御赏”和“同道堂”的章就在两宫太后手里，先盖上御赏章，又盖上同道堂章，谕旨生效了。八大臣虽然可以拟定谕旨，但是如果不盖章不能生效，相对来说，两宫太后掌握着实权。九月三十日，宣布免去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还有那四个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命令奕把肃顺等大臣全部逮捕。
第二天，清廷宣布恭亲王奕是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十月初六，谕旨赐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端华的亲弟弟肃顺处斩，景寿革职，那四个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其中穆荫还发往军前效力，1861年十一月初一，慈禧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左边站的就是恭亲王奕，右面站的是醇郡王奕，“辛酉政变”以两宫皇太后和奕的胜利，顾命八大臣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政变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垂帘听政，这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慈安太后一向宽厚仁慈，怎么会参与违背咸丰皇帝的遗诏呢？难道慈安太后也像慈禧太后那样有如此大的政治野心吗？其实不是。慈安太后参与这次宫廷政变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首先，肃顺等人在朝廷当中树敌太多，引起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肃顺先是把久任军机处的大学士祈藻赶出军机处，又在处置的问题上，要求咸丰帝将他正法，用科场案和钞票舞弊案屡次大起刑狱，引得满朝大臣人人自危，肃顺也为自己树立了一批政敌。其次，肃顺重用汉人，对满族人极端厌恶。据野史记载，肃顺视满族人为猪狗，傲然倨上；而对待汉族人必称先生，以礼貌的态度对待之，这一点对当时慈安太后做出处理肃顺的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最后，慈安太后在这两强争执中必然要选择支持一方，慈禧等的积极拉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慈禧和她同处后宫，彼此声息相同，关系还算紧密，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慈安倒到慈禧一方。而此时的肃顺等人，对于慈禧等人的阴谋活动竟然毫无察觉，也反映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确实没有慈禧等人高明。不管怎么说，慈安的这一决定终于促成了慈禧这一个乱世独裁者的诞生，这对晚清中国的政局走向影响深远。辛酉政变以后，慈安和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的历史时期。
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以后，慈安和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时期。太后临朝听政，为什么要垂帘呢？这是因为太后临朝听政当然要和群臣相见，可是古代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皇后居住在中宫，主要治理皇宫内部的事务，除非逢节日，内外官员们才有机会向皇后进献贺信，但是不能当面见皇后。皇太后逢寿辰，百官们虽然也要向皇太后进贺信，可是还是站在台阶下行礼，仍然见不到皇太后。宫中礼仪如节日都如此严格，更不要说平时了。这样太后就不能和臣下交流，可是太后又必须处理政事。所以就有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在大臣和皇太后之间隔上一条帘子，既坚持了男女内外的差别原则，又可以隔着帘子发号施令。太后临朝听政，古代就有，汉高祖皇后就听政，不过汉书上并没有垂帘的记载，到宋朝的时候，太后垂帘听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所以说，垂帘听政，古已有之，并不是清代的创举。
慈安和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维持了二十多年，直到1881年慈安太后死去，不过中间曾经有两年的暂停期。从1861年到1865年，可以说是慈禧和慈安两人平等垂帘听政时期。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初，就任用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当时朝廷正面对着来自太平天国的武力威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以稳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当时，慈安以嗣主为西太后所生，遇到事情就主动推让；慈禧也因为在咸丰的时候，自己的地位低于慈安，当时仅仅是个贵妃，而慈安当时是皇后，当中还隔着皇贵妃这一级，所以在慈安面前并不敢过于放肆。另外，当时恭亲王奕权倾朝野，名为议政王，实则操纵着内外大权，恭亲王又能够在两宫之间进行调节，所以同治初年，两宫的关系相对融洽。众所周知，慈安一向生性软弱，能力平庸。据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往往讷讷无语，每次有奏章都是西太后来裁决。而西太后性格敏捷，勇于任事，东宫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让给西太后来裁决，自己无所事事。这样，慈安和慈禧两人各得其乐，倒也相处融洽。然而，慈禧是具有极度强烈权利欲望的人，她不容许自己的权力被别人分割，她要做的就是乾刚独断，为此，斗争终究不可避免。
从1865年到1873年，可以看做是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二个阶段。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平息，清朝的内患逐渐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表面化。1865年，慈禧突然免除了恭亲王的议政王称号，严厉地打击了恭亲王的势力，同时设法消除了恭亲王的兵权，这样，慈禧、慈安、恭亲王三角权力均衡的局面就被打破，慈安开始处于和慈禧相对立的地位。众所周知，慈安生性软弱，能力平庸，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显然不是慈禧太后的竞争对手。这一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从而影响了两宫太后的关系。第一件是慈安按照祖制杀死了安得海，这使得慈禧太后产生了恨意。接着是同治十一年的立后之争，慈禧因为自己选定的人没有被选为皇后而含恨在心。不过两宫的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名义上两宫太后能够和衷共济，主持国家大事。到同治十一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后，慈安和慈禧共同归政给同治皇帝。慈安得以在后宫继续过着她的平静生活。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同治皇帝在亲政后没两年就死了，慈安不得不再一次垂帘听政，而这一次垂帘，想不到竟然是她的死期。
1875年，年纪轻轻的同治帝病死，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日益专权跋扈的慈禧太后挑选了年仅八岁的载湉为皇帝，是为光绪皇帝。在挑选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慈安并没有发言权，全部都是慈禧一手所为，这当然为慈安太后所不满。但是光绪皇帝入宫以后，因为慈安性情和悦，不像慈禧那样严厉，故对慈安越来越亲近，而和慈禧的关系反倒很是疏远。这使得慈禧深为不悦，唯恐慈安与光绪皇帝过于亲近，唆使光绪过来反对自己，那样将来慈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随着光绪年龄的渐长，慈禧和慈安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1881年4月8日，年仅45岁的慈安皇太后在后宫中突然死亡。
智除安德海
清代帝后喜欢园居，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北京西北郊先后兴建了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人们称之为“三山五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将三山五园焚毁。邻近紫禁城的西苑(也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也因年久失修，不免残破。每当慈安、慈禧和同治、奕等到西苑游玩时，慈禧往往以言试探说：“此处该修了。”奕应声道：“喳！”绝无二话。慈安则说：“空乏无钱奈何？”此事也不得不作罢。慈禧则面露愠色。
慈禧生平爱看戏，内监安德海替太后造了一座戏园，招集梨园子弟，日夕演戏。因此安太监愈得太后欢心。安太监于两宫垂帘时，曾有参赞秘谋的功绩，至此权力越大，除两宫太后外，没一个敢违忤他，就是同治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宫中称他小安子，都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有时高兴，连咸丰帝遗下的龙衣，也赏与小安子。
安德海得志猖狂，把慈安、皇帝与恭亲王都不放在眼里。一天，恭亲王为江南的军务进宫去见慈禧。走到西宫门口，只见安德海在前面走。安德海明明瞧见恭亲王，也不上前去招呼，竟大模大样地走在前面。恭亲王心中不觉大怒，但他在宫门外却被太监们挡住了，说太后有事。恭亲王没奈何，只得忍着气在宫门外候着。谁知安德海原是故意不叫太监们通报，有意捉弄。直候到天色快晚，还不见传见。从此恭亲王恨不得杀安德海而后快。
机会终于来了。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悄悄地出京，替慈禧太后织办龙衣。照清宫的成法，太监不许出京城一步，如查出便立刻就地正法。如今安德海恃宠出京，非但不知小心，反而沿途招摇，借着慈禧太后的威势，自称钦差大臣。安德海乘船只顺运河南下，龙旗招展，宛如天子出巡一般，沿途搜刮民财，激起民愤，一路上骚扰地方，逼勒官府。他坐着大号太平船两只，船上插着无数日形三足鸟旗、龙凤旗帜，携带许多美貌的童男童女。又沿途传唤歌妓到船上玩乐。上百纤夫在河岸拉船，两岸观看的人站得密密麻麻。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太监的生日，这一日船到了德州地界。
山东巡抚丁宝祯听到这个消息，下公文给东昌、济宁各府县跟踪追拿，一面写了一本密奏，八百里文书送进京去。那天，恭亲王正在军机处，接到奏章，起了杀安德海的心意。他禀报慈安太后及皇帝，把杀安德海的谕旨拟就，连丁宝祯的奏折，一齐上呈慈安太后观看。慈安太后看了大骇道：“这奴才如此妄为，还当了得！国法家法要紧，一切由王爷处置。”说毕立刻在谕旨上用了印，恭亲王拿着就走。同治恰也恨安德海入骨，于是下旨立斩。丁宝祯便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件事情，慈禧开始竟未曾得知，直至案情已了，方传到慈禧耳中。慈禧不禁花容变色，几乎要坠下泪来，大怒道：“东太后瞒得我好，我向来道她办事和平，不料她亦如此狠心，我与她决不干休。”于是慈禧因安德海之死而迁怒慈安，对东太后有了隔阂。
暴死成谜
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对慈安太后突然死亡，在当时与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两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桩疑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在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中载有慈安的遗诏，说她在“(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但是这种“因病致死”是那样的快速而又突然，连当时的当事者也大为怀疑。据《清稗类钞》载，在慈安初感身体不适时，御医薛神速辰为她诊脉，认为“微疾不需服药”，没想到当晚就听说“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棺木)”，大为诧异，还以外间误传。后来噩耗证实，他大戚曰：“天地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是不信慈安是因病致死。另一位当事人左宗棠，当时任军机大臣，突然听说慈安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第二种说法是因慈禧与慈安交恶，慈安被迫自杀说。据《清稗类钞》另一种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处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但到了1881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第三种说法是慈禧进药毒死说。据《慈禧外纪》载：当年咸丰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了一个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将此事告诉慈禧。阴险毒辣的慈禧听了，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饵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另文廷士《闻尘偶记》却认为慈禧是因与人私通怀孕，事为慈安察觉，准备废掉慈禧太后称号，慈禧闻之，先下手为强，设计毒死了慈安。
对于慈禧毒死慈安太后一说，广为流传，下毒的原因则起码有两说：
一说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垂帘听政的两太后一天闲谈起咸丰末年旧事，慈安对慈禧说：“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请你看一件东西。”慈安从小箱子里取出一张咸丰留下的遗诏给慈禧看。内容是咸丰对慈禧其人很不放心，如慈安果然发觉慈禧有什么不安分守法的事，可以在众大臣面前宣读此诏，除掉慈禧。慈安笑道：“我们两姐妹相处久了，处得很好，何必留下它呢？”当场把遗诏烧了。慈禧脸都红了，谢过慈安，怏怏而去。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慈安在庭院中看金鱼休闲，慈禧那边来了一位太监，送来一盒点心说：“这种点心，西太后觉得好吃，不肯独用，送一点给东太后尝尝。”慈安高高兴兴地当场尝了一块。于是，当天慈安忽然得病，很快就死了。
一说见于《清宫琐闻》摘自葛帔道人的《云海楼随笔》。光绪当皇帝后，虽说是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实际上慈安不大管事，在宫中吃斋念经，一切都是慈禧说了算。于是，慈禧得以为所欲为。当时有名伶杨月楼，被召进宫演戏。慈禧看上了他，经常召他进宫，甚至留他在宫中过夜。一天，慈安有事找慈禧，慈禧不在，只见杨月楼睡在慈禧床上。慈安大惊而退。慈禧知道后，大惧，马上让杨月楼吃下一碗杏酪后出宫。杨回家后就死了。慈安并不打算追究此事，但慈禧一直忐忑不安。一次，朝廷讨论表彰某大臣家人节烈的时候，慈安借这个机会好言好语地规劝慈禧。慈禧不安，心里更不是滋味。过了几天，慈禧让宫婢给慈安送去点心，慈安吃过后便暴殂，连太医都来不及叫。作者说，这是当年在宫里一位宫监告诉他的。王无生《述庵秘录》所记与此说相同，但有小异，同慈禧来往的名伶姓金。慈安发现他们二人睡在一起，痛责之，于是引起慈禧的杀机。此外还说，当时慈禧正产后血崩得重病，靠四枝吉林人参救活。所说比《清宫琐闻》的慈禧更不堪。
对于上述说法的可信程度，很早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慈安病状在翁文茶公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本就没有从外边进来的食盒，《崇陵传信录》作于汉人排满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排满思想深入人心，对清代皇室的诋毁所以也就深入人心，广为流传。金梁在《清帝外纪》清后帝传中，也对慈安焚烧咸丰手赐遗诏及西太后进盒杀慈安一事，提出质疑，手赐遗诏，既然被焚，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有谁确实看见？
不过还应该看到，上述说法尽管不尽可靠，但是它能够如此广泛流传，又是不无原因。
首先，慈安之死确实有可疑之处，这仅见于前面引述的官方诏书，就是当时人的私家著述，也有不少疑点。翁同龢是当时的重臣，他的日记当中就有不少疑点。张之洞也对于慈安太后的死感觉蹊跷，他在三月十一日给李鸿藻的信中就说“此事实出非常，奈何之？”并说：“翰林院向系派人轮班值守，至今不见知会，亦不闻派有何人。”对此，张之洞大为不解，并且向李鸿藻请教，是静待好，还是直接去？可见当时人们对待慈安之死疑虑重重的心态。
至于张之洞大为不解的慈安之殓葬为何不肯通知翰林院，事过多年以后荣禄才泄漏了其中的秘密。慈安死时，荣禄为内务府大臣，亲自参与慈安太后尸体的收敛，慈禧太后当时说：“尔等详细视殓，勿令人疑辞。”经慈禧这么一说，荣禄反而吓得一跳，不敢再看一眼，赶紧收拾一下就退下去了。荣禄作为内务府大臣尚且如此，慈禧怎么会让那些好遇事生风的翰林前去殓奠呢？因此，有人说这是慈禧借荣禄作为一个见证，欺骗天下人的视听，欲盖弥彰。这个说法看来也有可能。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慈禧跟慈安确实有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又确实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过去一些著述都把慈安描述成能力平庸，品德高尚，毫无权力欲望，在垂帘听政当中只起到陪衬作用的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论能力，特别是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慈安确实不如慈禧，因此接见廷臣的时候往往就是慈禧一人侃侃而谈，慈安在一旁不轻易发言。直到临死前一年，因为慈禧抱病，她才一个人召见廷臣，然而由当时的记录看，慈安所问的内容都是无关主旨的废话，没有直接切入主题，执政能力低下，一眼便知。而慈禧则是另外一种景象，两个人的思想见识显然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是否由此得出结论，慈安能力较低，便甘心把清朝的统治大权全部交给慈禧呢？另一方面，慈禧能否因为慈安能力低，便满足于两宫并尊，共同维持垂帘听政的局面呢？答案是否定的。
慈安早在咸丰皇帝的时候就是皇后，比慈禧的贵妃高出两个等级。这在礼法制度的封建社会里，本身就成了慈安巨大的政治资本。慈安和慈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礼仪之争。在垂帘听政的前期，因为内忧外患，慈安和慈禧能够和衷共济，再加上有恭亲王在其中调解，两宫太后能够相处融洽。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慈禧的势力愈来愈大，平衡的天平开始向慈禧方向倾斜。慈禧以善于玩弄权术著称，她的手腕当然是平庸的慈安太后所难以匹及的。对于慈禧如此跋扈的行为，慈安也试图反抗，而反抗的结果是两宫关系的逐渐恶化。在几个问题上，慈安的行为引起了慈禧的不满。第一是杀死了慈禧的太监安得海。
西太后闻听安德海被杀，痛心不已，但是大臣们都是按照祖制办事，西太后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满腔愤恨归结到东太后和恭亲王身上，对东太后的仇恨就迅速滋长，两宫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
第二就是同治十一年的立后之争。当时慈安选中了阿鲁特氏，而慈禧选中了凤秀的女儿，两宫争持不下，最终让同治自己去选择。同治选择了阿鲁特氏作为自己的皇后，而凤秀之女被封为慧妃，这激起了慈禧的不满。阿鲁特氏当上皇后以后，对慈禧太后也不是很孝敬，这更增加了慈禧的不满情绪，她把这一切都归结到慈安的身上，两宫的矛盾日渐激化。
第三是同治病逝以后，慈禧一手扶植起光绪皇帝，这非慈安本意，但是光绪进宫以后，反而同慈安日渐亲近，同自己日渐疏远，这当然不能为慈禧所容忍。她唯恐光绪长大以后，投向慈安以其对付自己，所以必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矛盾下，慈禧发动某种宫廷政变，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另外，从慈安死后慈禧的举动反常来看，也不无可疑之处。慈禧自从光绪六年二月患病以来，始终未能痊愈，因此，在慈安噩耗传来以后，人们还以为是传错了消息，误将西宫说成了东宫，而慈禧本人当时也为慈安戴孝。博得群臣的好感，但是到光绪十二年三月，慈禧率光绪向东陵进香时，当礼部向慈禧递上礼仪单，要慈禧向慈安陵寝烧香进酒的时候，慈禧却十分愤怒，把礼仪单扔在地上，喝令另行拟议。另一方面，慈禧对于慈安之死，一面表示哀悼，另一方面却大肆减杀仪仗，使得丧礼与慈安的太后地位极不相当。总之，我们从当时参与宫廷秘闻的要人对慈安之死的怀疑和慈安的矛盾斗争以及慈安死后慈禧的异常举动来看，慈安暴卒引起的种种传说，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慈禧难以逃脱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