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韶、苌安全按照分部的旨意，召集除少数几个参加“八．一八”外的一班同学开会。在会上，他们讲明政策，让大家提名和评选“铁杆保皇派”。被选上者，将通过年级分部上报名单到学院“红战团”团部，由团部组织安排给他们挂牌子，戴白袖箍，让他们和那些走资派们、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一起劳动一起接受批斗。
会议开始后，唐韶要求大家提名，却一直无人发言。过了许久，苏莘莘慢慢腾腾地站起来，低声而平静地说：“我算一个吧！”
许多人用惊奇的目光望着她，有的人眼神里还带着些许敬佩。但是二十多人的会场仍然一片沉默，既没有人步她的后尘，自投罗网，也没有人提名“举荐”别人。
沉默良久，突然一个声音铿锵而出：“我不同意！”
大家不由地扭头望去，原来是顾衣锦，他带着一脸无畏的神色站起来。大家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平时低声细气、淑女般的男生这样高声说过话，并且是为一个柔弱的女生鸣不平。他为苏莘莘辩护道：
“苏莘莘早已不当团干部了，工作队进院后，也没有再选拔她当干部。虽然她按工作队和筹委会的旨意，在批斗班上几个同学时，跟着起哄，一开始站错了队，但站错队的岂止她一个，后来也没有反对过“红战团”。她确实变得沉默了，确实不象有的人忘得快，变得快，但这不等于顽固，更不等于‘铁杆保皇’！”
唐韶觉得顾衣锦的话里带刺，听起来不舒服，于是反驳道：“是不是‘铁杆保皇派’，那得让大家说、大家选！”说罢，他朝与会者望望，问道，“还有谁发言？”
会场里仍然一片沉默，在座的多数人都觉得，按苏莘莘的标准自己也是“铁杆保皇派”。
唐韶已经等不及了：“那就表决吧！同意苏莘莘是‘铁杆保皇派’的举手！”
有几个人缓缓地把手举了起来，唐韶准备点人数：“一个，两个……”
“如果你一定要选‘铁杆保皇派’的话，我也算一个！”顾衣锦打断唐韶点人数，再次以一个大丈夫的身姿站起来说。
“我也算一个！我给省委的黑帮输过血，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和他们这些人割不断。”华美银被顾衣锦的姿态感动了。
“我也算一个！我对‘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直缺乏认识。”席永诚大大咧咧地说。
他们的表现打乱了唐韶原本的设想。他想，如果孙雅，何法娃或者是牟成天、韦保名几个人中，有谁自荐或有别人提名，那他就马上拍板了，他还能赢得人心，争取大多数。而一班现实的情况是，在工作队白色恐怖时期挨整的几个同学都没有到会，苏莘莘和顾衣锦俩人又带头搅局，华美银还步其后尘，看样子，他们还颇得人心。情况出乎他的预料，如果会议再拖下去，他就被动了。唐韶只好故作镇静地结束这场无聊的会议。
后来大家知道，“红战团”的这场“选举”闹剧，在全年级各班都是不了了之。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多次批判以后，特别是筹委会被“红战团”砸垮以后，一班多数人被招安归顺了这支势力强大的造反派。原先班上跟着工宣队整过桂小芹的人，不再找她的麻烦，并且都以为她是“八．一八”的人，对她不管不问，她已经成了自由人。她的两个姐姐和二哥，虽然已经原谅了她的过失，但每次见到她，却不再有以前的真挚和亲密。在一起拉家常时，一涉及**********或社会的话题，就忙不迭地把话岔开。桂小芹觉得十分别扭，没有大事很少回家。自国家给所有享受助学金的人都增加了三元钱以后，她每月已经有八元钱，还勉强度日。在黄山芸和周伊波、于景等人外出串联后，她不想跟着“八．一八”的人和“红战团”闹，也不想和班上原筹委会整过她的那些人待在一起。她怀念刚入学时在黄河滩农场挖花生的那段日子，很想再去那里劳动锻炼，并向农工们宣传**********和******思想。于是，她联络了65级来自农村的姑娘任爱华。任爱华和她一样，也被工作队和筹委会整过。一天上午，她们带着被褥离开学校，按照记起的路道，坐汽车去找黄河滩农场。到农场后，她们先见到了三年多前认识的那位“张科长”。他显然已经老多了，而且神色慌张地乞求道：“不要再带我回学校，我的身体受不了，就让我在这里待着吧，求你们了！”
桂小芹告诉他，她们不是来抓他回学校的，而是自己到这里联系劳动锻炼的。他这才松了口气，忙说：“我带你们去见领导！”
在灶房旁边的房子里，她们找到了农场现任领导，一个长着一脸毛茸茸大胡子、身体壮实身材偏高、年龄超不过三十岁的汉子，穿着破旧冬衣，头上随意地扣着一顶棉帽。大胡子见“张科长”领着两个土里土气的女学生进门，先冷冷地瞟了一眼，可一听说两个女学生都来自医学院，以前也曾在这里劳动过，就来了精神，还没有问清俩人的来意，就连说了“孙雅”、“周伊波”和“宋婵婵”三个名字，问她俩“认不认识”，像是要确认她俩的身份。任爱华摇摇头说“全不认识！”桂小芹则回答“全都认识，而且都是同班同学。”她原以为大胡子是学校派来的，认识班上几个知名人物并不奇怪，但她注意到大胡子的态度明显由冷淡变得热情起来：“欢迎，欢迎，赶快让他们给你俩安排住下。”她正在诧异，大胡子又让“张科长”给他俩泡茶，并开始自我介绍，说他姓吉、名丹，是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不久前当地革命组织选派到农场来的，家就在附近农村。他显得很得意，一厢情愿地打开话匣子，说自己是“还乡老知青，刚才提到的那三个人都是他古城胜利中学的同学。”还直言不讳地说，他追过孙雅没有追上；和周伊波打过架，让他受了伤。他对这两个人早就没有怨恨，甚至还有些抱歉，总想再能见见，却一直没有机会。他还对桂小芹和任爱华说，他恨班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他在农村的家庭出身明明是贫农，他只是跟着家庭成份高的姑妈在城里上了几年学，却硬说他家的成份是地主。如果有机会再到古城，一定去找他们算账。
桂小芹对他絮叨这些事情没有一点兴趣，她看见“张科长”把茶水泡好后，点头哈腰地退出吉丹的房子，就打断他的话，不解地问这位吉组长：
“‘张科长’见我们为啥这么紧张？”
“他怕挨打，学校红卫兵把他揪回去过，往死里打。我们这里可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们俩是女生，要是男生我可就不敢接收了。”
俩人就此住下，桂小芹在日记里写到，尽管在农场再找不回昔日的感觉，但还是觉得在农场里仍然比在学校好，自己能够在劳动锻炼和与农工的相处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冬季的农场，出门就是刺骨寒风。外边地里的农活不多，主要是在水泥场地上晾晒花生，装袋储存，抬包装车。闲下来她们就给农工们念报纸、教唱革命歌曲。几天过后，桂小芹见任爱华原先白胖的宽脸明显变黑变瘦，她想象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她觉得有了价值感、幸福感。特别是当她看见“张科长”必须蜷缩在远离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里，自己挑水，自己做饭，孤独地在分配给他管理的沙地里劳作，已经没有权利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不由得让她心底里又产生一股酸涩的滋味——“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曾几何时，自己也差一点落到这一步田地。”
任爱华总是愉快地对桂小芹谈论着她所有感兴趣的话题，如农村的男婚女嫁、吃喝玩乐，自己的家境等等。她淳朴直率的天性让桂小芹觉得世上人心并非普遍险恶，冷却的心又有所回暖。她和这个低年级的小同学在“三同”中形影不离，融洽和睦相处。一天，任爱华提醒桂小芹“注意他那一双眼睛！”她指的是吉组长的一双眼睛。吉组长在主动接近桂小芹，给她一些特殊的关爱。也许由于平时得到的关爱太少歧视太多，桂小芹看人经常过于政治化，总是把别人的热情看作是对自己政治上的关怀，而对于性别的概念已经淡薄，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已经很不敏感。吉丹几次晚饭后约桂小芹出外聊天，在那满地都是残雪的寒冷夜晚，她和他站在大院里，谈论着农场的生产、****形势和未来。虽然她脚后跟冻裂的口子隐隐作痛，但还是欢快地、礼貌地和他聊。经过任爱华的点拨，这才注意到吉丹和她说话时，总是凑得很近，笑起来，嘴都合不拢，经常伴随唾沫星子，喷出农村的粗话笑话，有时还在手舞足蹈中朝她靠靠碰碰。她已经意识到，尽管自己一来就告诉过他，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其他红卫兵完全不同，但并没有表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特殊情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产生了错觉和误解。不料，当她挑明自己家庭出身和个人的特殊情况后，吉丹竟然更直白地表示，他虽然离过婚，文化程度不高，条件不算很好，却也是农场的领导，红五类，根红苗正身板硬，一点不在乎桂小芹是什么家庭出身。他只想找个文化程度高的大姑娘，对找到门上的桂小芹一见倾心，一个劲地说是天赐良缘。桂小芹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对吉丹这个人，除了对他的职务、工作热情和革命表现有印象外，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和兴趣。她对吉丹的痴心和执着，开始害怕起来。吉丹向她直白表示的当天晚上，她和任爱华嘀咕到半夜，第二天一早即不告而辞。
桂小芹回古城家里，把自己在黄河滩农场的这段经历讲给大姐和姐夫。大姐听后，对桂小芹说：
“你该有个对象了，遇事得有人商量，不能像个无头苍蝇似的瞎碰！”
大姐夫对着大姐插话说：“你看司马这人咋样？”
大姐沉吟片刻道：“是你中学的学友，家里人也都认识他多年了，人好，实诚，相貌也不差。可是，他和咱一样，家庭出身不好。再说，谁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人家大学毕业后都工作五六年了，要是出身好，还能到现在还打光棍？”姐夫辩道。
“年龄偏大了点！”大姐又说。
“丈夫大妻子六七岁算个啥？”姐夫坚持自己的意见。
桂小芹静静地听着，已经有些心动，拘谨地问道：“司马哥，毕业后分到啥地方了？”
“兰州一个化工厂，就是离咱这儿有段距离。”大姐夫答道。
“远点倒好，如果我也能离开古城，到哪儿都愿意。”桂小芹早已厌烦了这个让她伤心之地，她只是担心俩人如果走到一起，是否会有双重麻烦，“他在单位没有挨过整？”
“工厂和大学不太一样，还得凭技术吃饭，他技术好又肯干，几年过来，已经成了单位骨干，谁整他？”大姐夫继续解释道。
“下次他回来，问问他愿不愿意谈？如果他愿意……，”桂小芹吞吞吐吐地做出肯定的表态。她对司马其实一直有一种蒙胧的爱意，但更多的是敬意，如同对姐夫那样，她不敢往别处多想。现在一旦提及，心里也只是有对政治命运的担心。这种担心一旦消除，也就没有了心理障碍。
司马闻讯，很快就回到古城约见了桂小芹，俩人在姐姐、姐夫的撮合下，几天之内就成了情投意合的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