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船理论：靠人性的自觉、靠说服教育、靠他人的监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靠完善的制度却完美地解决了。无论一件事情，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靠人性的自省自觉，靠说服教育，靠他人的监督都解决不了问题时，只有靠完善的制度，才会让人抛却利己的私心来遵从规则，做于己于人于国都有利的事情。
18世纪英国探险家到达澳大利亚并宣布其为英国属地，正值大英帝国向世界各地殖民时期，当时英国普通移民主要是到美国，为了开发蛮荒的澳洲，政府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这样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
将犯人从英国运送到澳大利亚的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支付长途运输囚犯的费用。一开始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囚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囚犯死亡率极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年到1792年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名犯人，死亡为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37%。英国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罪不至死的犯人在海上运输中实际上面对了一次死刑的审判煎熬。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亦即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但是，在人们为了300%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年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都是无可厚非的理性行为。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也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另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也就是政府对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立法，并派官员到船上监督执法。但是，官员到这样的船上执法本身就是一件苦差，随时面临海难风险，不给高薪无人肯干，而且，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对这些官员也是会威逼利诱。于是，与船主同流合污，成了执法官员的理性选择。因为很少有官员愿意冒着被中途杀害扔到海里还被诡称为暴病而亡的巨大风险。政府的干预在这种特殊的执法环境下彻底失效。
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府只是简单改变了制度选择：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来给船主付费，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囚犯人数付费来。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好得到更多的钱。而且途中不给囚犯吃饱吃好，把省下来的食物成本变为利润，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但是当政府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能有多少人到达澳洲才至关重要。这些囚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这时私人船主就不会一味多装囚犯，因为要给每个人多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还要让他们吃饱吃好，当然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这些抉择与措施是极其复杂的，现在这是船主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情了。
据《犯人船》记载，1793 年新制度实施后，立竿见影。第一批执行新制度的3艘移民船运送的422名犯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实际送达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奖金，船上罪犯的死亡率也下降到了1%至1.5%。
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专门立法或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按上船人数付费，船主就拼命多装人，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而且若不给罪犯吃饱，省下来的食物还可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按实际送达人数付费，实到人数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而是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以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
下面这个故事同样说明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空军和降落伞制造商之间的真实故事。当时，降落伞的安全性能不够。在厂商的努力下，合格率逐步提升到99.9%，而军方要求降落伞的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接近完美，没有必要再改进。他们一再强调，任何产品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100%合格，除非奇迹出现。不妨想想，99.9%的合格率，就意味着每一千个伞兵中，会有一个人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在跳伞中送命，这显然会影响伞兵们战前的士气。后来，军方改变了检查产品质量的方法，决定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让厂商的负责人装备上身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这个方法实施后，奇迹出现了，合格率立刻变成了100%。
一开始厂商们还老是强调难处，为什么后来制度一改厂商们再也不讨价还价，乖乖地绞尽脑汁提高产品质量呢？主要原因在于前一种制度还没有最大限度地涉及厂商们的自身利益，以致厂商们对千分之一的不合格率没有切身感受，甚至认为这是正常的，对伞兵们每一千人必死一个现象表现漠然。后来制度一改让老板们自己先当一回“伞兵”，先体验一下这“千分之一”的感受，结果奇迹产生了。相信这一定是老板们“夜不能寐”、“废寝忘食”的结果。
上述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人是企业管理所有要素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要想最大限度地激活人力资源链条，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就应充分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并激活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将制度的设计目标与执行者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任何管理者在制度创新中不能回避的课题，也是企业管理者工作中必须面对，自始至终都将面对的课题。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简单依靠道德说教，倡导先进或是严格立法强制干预，其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依托合理的制度安排，将体现出无穷的生命力。
假设三个人要分一块金币，如果由第一个人切金币并且又先挑金币，尽管你对切金币的人进行反复的道德思想教育，做这样那样的指示，也不能确保他真的做到公平公正。能否有这么一种制度让切金币的人尽最大努力去主动做到公平公正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制度上这样规定，可以由你第一个切分金币，但是必须让其他两人先挑。制度稍作一些调整，结果会怎样？结果是：你再也不用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你也不用给他作任何规定和指示，他自己会想方设法，运用一切合理手段，慎之又慎地去切分，尽量做到平均。因为一旦分得不均，吃亏的是他自己。这样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公正。
检讨一下我们有些领导的工作方法，往往就像第一种分金币方法，热衷于把精力过多放在思想教育和作指示上，而对制度的设计方面却不太用心，关注过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些工作总是流于形式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