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他们表现的是一种智慧。
莫言：什么应该是好的文学？我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写得好，写什么并不重要。不要那么狭隘，批评作家不去关注底层。其实，那些批评别人不了解底层的人，自己了解吗？你不也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吗？你说某某的作品虚假，那你必然知道真实的生活，但你是怎样了解了真实生活的呢？其实，只有底层最了解底层，别的阶层，都是在想象底层。
孙郁：《南方周末》一篇文章，要求鲁迅必须为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方案来，我说这个有很多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莫言：这还是80年代之前那套主题先行，政治先行的思路，作家不是救世主，鲁迅不是，我们更不是。我想起俄国作家库普林描写妓女的小说《火坑》，一帮知识分子，慷慨激昂地批评妓女和卖淫制度，但到了最后，那个最慷慨激昂者，又悄悄地溜进了妓院。他们要拯救妓女，其中一个还把妓女接到家中同居，但最后，他制造了一个通奸事实，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那妓女赶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处理生活时，跟阅读文学时，都有巨大的差别。你那么赞美林黛玉，但假如贾宝玉是你的儿子，你是赞成他娶林黛玉还是赞成他娶薛宝钗？我当年看《青春之歌》，看到大年之夜，余永泽和林道静小两口正要欢度春节，这时，余家的老长工来了，满身污脏，散发异味，余永泽给他一点钱，让他走。老长工发火，林道静也和余永泽掰了。这是小说，但如果在现实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能比余永泽处理得更好吗？
孙郁：不能要求作家承载太多的东西。
莫言：所以，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写不了那所谓的“底层文学”，但是不是我就不能写作了？
孙郁：汪曾祺写《大淖记事》和《受戒》，就是回忆早期苦难的生活。
莫言：他把苦难的生活写得很温馨啊，命运多么悲惨，他这里面是带着欢笑的，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管处在什么地位都可以写作，无论是家产千万，还是不名一文，他都可以写作，写什么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一个写作者必须有一种切肤之痛，有一种刻骨之爱，或者有一种不共戴天之恨（不是狭义的恨），而这些痛、爱、恨都应该转化成一种怜悯。总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在那个地方作为一种支撑，这你就可以写下去。一个贵族，经历了灵魂炼狱的痛苦，当然可以写出深刻的作品来，歌德写《浮士德》时，日子过得很好啊，鲁迅后来也没有过得很苦啊。另外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他不应该接帮拉伙，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处境，应该是众叛亲离、孤军奋战。前呼后拥，门前车盖如云，不是一种好的处境。一个写作者，不管怎么样，只要在灵魂深处有深刻的痛苦，或者深刻的感悟，他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真实的不虚伪的作品。
孙郁：我觉得你身上的特点，第一是对自己特别清楚，第二，你的精神能量是非常旺盛的，这和一般作家不一样，比如《檀香刑》、《生死疲劳》你一气写下来。汪曾祺是绝对不能这样写的，他的能量就是一碗，你是一缸。这个能量一下子下来，是很不简单的。
莫言：可不敢这么说啊，这是风格决定的。汪先生是大才子，我是说书人。说书人要滔滔不绝，每天都要讲的，必须不断讲下去，然后才有饭碗。说书人的传统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和叙事的能量，要卖力气。而大才子是风流倜傥，饮酒赋诗，兴趣所至，勾画几笔，即成杰构。
孙郁：你早期与后期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你写《红高粱家族》的时候，特别是《透明的红萝卜》，语言非常的温润，有一种质感，在青年作家中包括老作家，你的语言是非常特殊的，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的语言，实在是好。后来我估计你是故意放弃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莫言：越写技术越熟练，越写越注意消灭病句，考虑用规范的汉语。现在回头看《透明的红萝卜》很多句子是不完整的，有的缺谓语，有的缺主语。
孙郁：但就是那种句子有魅力。鲁迅的句子要完全用主谓宾定状补也是说不通的，比如《孔乙己》当中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莫言：鲁迅那个时候，白话文还在初创时期。
孙郁：所以一个人在不懂规范的时候，那种完全朦胧的表现反而效果更好。你后来的语言也不错，但我觉得变化很大，也可能你故意用一种粗壮的、浑厚的，“咚咚咚”轰炸的东西出来，表达另一种审美态度。不是说你现在的语言不好，现在也是一种风格。我在读《生死疲劳》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这种语言再节制，或者在某些方面再停一下，住一下，再涵蕴一下，是不是能够更好？《生死疲劳》不可能要求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文尔雅，可能你就是这种狂欢的风格。在语言上你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潜能的、语言天赋很好，看你55岁以后能不能写出另外一种东西。我觉得你在韵律上、在意象上得了中国传统民间很多好的东西，但我觉得在语言本身的表现方法上好像应该能够更好，在语言本身的魅力上再干练一点，这可能有点过多地要求作家了。如果这样的话，文本的意义可能更大。
莫言：干练的语言，也实验过，比如《酒国》里边《肉孩》那部分，还有一些短篇的语言。
孙郁：《酒国》的语言好。
莫言：也有很多别的披头散发狂欢式的语言。
孙郁：如果你要是过分地重视语言，走向像某些作家那样矫揉造作的路子，还不如就这样。
莫言：有个成语叫“得意忘形”，作家进入写作状态，叫“得意忘言”。
孙郁：我觉得你的语言空间还是很大的。不管怎么说，会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你，而且20年来，你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仅有的几个可以让人来不断解释的存在。鲁迅是条河，你也是一条河，当然河有大有小，你的变化和你的丰富性，给我们的记忆，给20年来的文学还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本的。
莫言：提供了批判的样本。
孙郁：不是。新中国以后，我们的文学怎么样？中国真正的文学转向是从80年代，从你们这拨人开始的，我想每一个读者都从其中悟到了些什么，并且是难以忘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