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莉对伏尔泰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她的影响和帮助下，伏尔泰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创作的激情奔涌不息，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6年中，他完成的著作要远远超过其他时期。虽然有些杰出的著作是在她死后发表的，但是这些作品在他们西雷生活中已经酝酿成即将开放的蓓蕾。爱米莉勤奋、刻苦，钻研问题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这些都时刻鞭策、鼓励着伏尔泰埋头刨作，笔耕不止。爱米莉利用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为伏尔泰提供保护伞，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摆脱困境，转危为安。伏尔泰痛苦地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失去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葬礼结束后，夏特莱侯爵带着孩子在圣朗贝的陪伴下返回西雷。没有爱米莉，伏尔泰不想再见到曾经给自己带来无比快乐和幸福的西雷。他要永远离开西雷了。
4普鲁士国王的“贵宾”
爱米莉死后，伏尔泰准备到巴黎定居，但他又担心那些游手好闲、喜欢探究别人隐私的人用爱米莉的事打搅自己，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1749年10月初，他终于从吕内维尔来到了巴黎。
初到巴黎，他怕触景生情，引起悲痛，不敢住进他与爱米莉购买的房子，他甚至准备重新购置一处住宅，寻访了数日，也找不到一处理想的地方。无奈之中，他还是只能搬进这栋人去楼空的房子。由于生活无人照料，1750年1月，德尼夫人搬了进来。
德尼夫人在里尔和丈夫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已是有名的家庭主妇，她温柔随和，热情好客，持家有方，曾引起许多文人政客的好感。她在巴黎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在丰盛的晚宴上，朋友们饮酒作乐，气氛甚为热烈、愉快。刚刚摆脱痛苦的伏尔泰正需要这些激发自己的热情，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德尼夫人崇拜自己的舅舅，她竭力取悦这位已经53岁的男人。伏尔泰也很喜欢这个与爱米莉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女人，但并没有打算和她结婚。他虽然不在乎她是寡妇，或是自己的外甥女，但害怕这样做会引起流言蜚语。
德尼夫人搬进伏尔泰房子不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又开始更加殷勤地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供职，他保证把整个夏天的时间都用于陪伏尔泰和学习上。这位国王清楚，一再阻碍伏尔泰和自己交往的爱米莉已不在人世了，伏尔泰在法国也没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弗里德里希暗自高兴，把伏尔泰据为己有的机会真正来了。果然，3月中旬，伏尔泰回信了，他表示接受普王的邀请，在夏季到来时赴柏林。伏尔泰的抉择，显然是弗里德里希的信件发生了作用。这位普鲁士的君王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尊敬您，尊敬您这位口若悬河的老师。我爱您，爱您这位善良的朋友。您到这个国家里来，就如同在您的祖国，在一个怀有崇高心意的朋友家里一样，会受到器重。您在这里还怕什么奴役、什么不幸和什么改变呢？”在这种恭维、谄媚和诱惑中，伏尔泰一时感情冲动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说：“我们的兄弟、作家们通常不得不向国王谄媚，但这一位国王，他本人却自顶至踵无所不至地赞扬着我。”
但是，促使伏尔泰走进普鲁士王宫的主要动机，还不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也不是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由于他天真地相信世界上可能存在着开明君主制的王国，他希望利用自己国王教师的身份，借助这位哲学家国王来推行为本民族幸福而进行的重大社会改革。
1750年6月，伏尔泰离开巴黎经丰特诺瓦和克利夫斯前往柏林。当他离别时，他最后一次拜见了路易十五，他客套地问国王陛下有什么指示。路易十五冷淡地说，他同意伏尔泰在任何时候自由地离开或返回法国。当伏尔泰走出宫廷之后，路易十五高兴地对他的大臣说，现在好了，普鲁士宫廷多了一个疯子，法国宫廷少了一个疯子。
伏尔泰来到普鲁士受到弗里德里希前所未有的礼遇。国王把他安排在波茨坦城郊的豪华夏宫——莫愁宫下榻，这里离柏林十几英里，环境优美，建筑华丽，是弗里德里希登基后修建的他最为欣赏的宫殿之一。国王选在这里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当众宣布为伏尔泰提供2万法郎的年俸。如果德尼夫人来此照顾他，在他死后，她也可享有4000法郎的年俸。弗里德里希一切都为他考虑得很周到：他在宫内用餐，国王的御厨听候他的吩咐；他出门旅行，可以骑国王的御马。伏尔泰从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给法国朋友的信中，他盛赞普王的礼贤下士、热情好客，痛斥那些打击迫害他的法国人。一时的兴奋又使他忘记了以前与弗里德里希曾经有过的不快。
普鲁士国王虽然赢得了伏尔泰的好感，但他还要试探巴黎当局的态度。他指示驻法大使询问路易十五是否同意伏尔泰在普鲁士朝廷任职，是否同意普王授予他勋章并长期让他在普鲁士住下去。法国宫廷明确表示，不反对弗里德里希的所有安排，甚至还允许伏尔泰保留法国的年俸和财产，但史官的职位除外。弗里德里希心满意足了，他终于把伏尔泰据为己有了。他立即赐封伏尔泰为宫廷侍臣，并亲自把象征国王侍臣的金钥匙交到他的手中。
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能邀请身为一代思想主宰、文学巨擘的伏尔泰为王朝的“上宾”，无论如何，在舆论上对普鲁士宫廷是极为有利的。曾经与弗里德里希有过几次交往的伏尔泰，此时并没有完全看清他的本质。在他的刻意迎逢、吹捧中，伏尔泰又对他信赖起来，并知恩图报，积极为国王删改、润饰文稿。他还以殷勤的口吻，华丽的颂词，称赞普鲁士王朝的生活是“柏拉图的筵会”，逐渐为这位国王争得了“开明君主”的美誉。
伏尔泰与普王的“蜜月”不长，到柏林后不久，他就开始对新的环境评头品足了。他发觉，自己在这里除了给这位国王修改一些拙劣的法文诗稿，整理洋洋大观而又杂乱无章的哲学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可做。国王的内政外交政策根本就不和他谈起，也从来不愿意别人过问。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位开明君主来实现的愿望逐渐落空了。他还发现，弗里德里希也并不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是“国家第一仆人”，他根本不体察民间疾苦，开明有限，专制过度，一个人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伏尔泰对自己曾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开明君主”开始感到厌恶和失望。弗里德里希对伏尔泰的看法也大大改变，他逐渐认识到伏尔泰除了超人的哲学头脑和艺术天才外，还有深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嬉笑怒骂，敢作敢为，气度不同凡响。这些使这位国王感到不安，由最初的敬重变为反感，尊贵的国王看不惯这位名人的傲慢习气。后来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一天，弗里德里希的御医拉美特利曾悄悄告诉伏尔泰，当他某次与国王谈及伏尔泰在宫廷中的特权地位和由此引起的嫉妒时，国王冷淡地说：“我最多还需要一年，桔子汁挤干了，皮就要扔掉。”伏尔泰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名义上是王室的“上宾”，实际上只不过是国王的御用工具而已。
伏尔泰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他敢于利用自己在普鲁士宫的特殊地位做一些不太检点甚至使弗里德里希难堪的事。例如，贸然拜访俄国大使打乱国王的计划，参与犹太商人的投机倒把，不光彩地卷入普鲁士情妇的家庭纠纷等等。弗里德里希非常气愤，一再提出警告。1752年，他还写了一本不署名的小册子讽刺伏尔泰。桀骜不驯的伏尔泰当然受不了这口气，他立即针锋相对地编了一本《君王用的小辞典》，列出一些条目对弗里德里希冷嘲热讽。如：
“我的朋友”作“我的奴隶”解。
“我将使您幸福”的实际意义是“当我得到您的时候，您将吃苦”。
“今晚您和我一起进膳”等于“今晚我要使您难堪”。
既然伏尔泰对弗里德里希完全失望，他就需要把自己对普鲁士王朝和对刚愎自用的国王的态度公诸于世。伏尔泰的前半生，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为反抗中世纪的黑暗势力、宗教偏见而不懈斗争的勇士，那么，他的后半生又该怎样度过呢？他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作出回答。
当时，柏林科学院院长莫伯都依写了一篇题为《论宇宙学》的论文。在该文中，他试图用数学公式来论证神的存在，提出“最低限度律”原则，认为自然界总是以最低限度分配各种原动力，并洋洋自得地企望用这个原则对宇宙中的一切运动作全面的解释。曾作过爱米莉科学教师的柏林科学院院士柯尼希不同意院长的论证，并坚决予以了驳斥。莫伯都依珍视自己的荣誉，不允许别人与他为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柯尼希实行打击报复，逼迫他辞去了柏林科学院院士的职务。伏尔泰对这一霸道学阀作风极为不满，立即撰文对其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弗里德里希为了维护他所器重的柏林科学院的名声也亲自披挂上阵，为莫伯都依辩护。
正当这场争执激烈进行的时候，莫伯都依又为伏尔泰送来了攻击的靶子。他发表了一部论文集和一个小册子《关于科学的进步》，他又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科学设想，但似乎有些荒诞可笑。如他建议建一座城市，城中的人只说拉丁语，减轻科学家语文研究的负担；在地面开掘通往地心的通道；通过梦和占星术预测未来；当市民患病时，就在病人身上涂上树脂，以防止消耗他们的生命力，等等。伏尔泰抓住这位堂堂柏林科学院院长的奇思异想，大力攻击普鲁士官方科学的愚昧无知。他伪造他人的名义，迅速写了一本题为《阿卡基亚博士的驳议》的小册子，自己设法印刷出来，四处分发。在这本小册子里，伏尔泰以绝妙的讽刺手法，尽情嘲讽莫伯都依的愚蠢荒谬，把弗里德里希门下这位装点门面的宠臣挖苦得淋漓尽致。莫伯都依成了笑柄，整个普鲁士的官方科学机构都成了众人趣谈的佐料，为伪科学辩护的“开明君主”也成了世人取笑的对象。
弗里德里希被伏尔泰的行为气得发狂，他急忙派人将伏尔泰散发的小册子一一搜集起来，堆放到伏尔泰的窗下，付之一炬。伏尔泰忍无可忍，他知道，跟弗里德里希公开决裂的时候到了。1753年元旦，他把象征宫廷侍臣的钥匙和授予的勋章退回给普鲁士国王，并附了一首简短的别辞：
我接受时满心欢喜，
我璧还时一腔悲苦，
正如一个妒忌的情人，
在愤懑时交还情妇的肖像。
弗里德里希害怕影响到自己开明君主的名声，不想让伏尔泰这样离开柏林，他拒绝接受伏尔泰退还的官符，甚至还和颜悦色地规劝伏尔泰回心转意。但伏尔泰决心已定，他要离开这个已使他生厌的国家。
1753年3月26日，伏尔泰整顿行装，匆匆离开柏林。临行前，正在观看部队操练的弗里德里希礼节性地说了一句：“先生，祝您旅途平安。”伏尔泰惶恐地在凄凉、清冷的早晨登上了远行的马车。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回想起自己初来乍到所受到的隆重热闹的欢迎场景，伏尔泰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由于途中走走停停，直到5月31日傍晚他才抵达法兰克福城，谁知刚刚住下，厄运又要临头了。第二天清早，弗里德里希派亲信尾追而来，要他交出国王的诗集和官符，可是，这些东西还留在莱比锡的行李中没有运到，伏尔泰被拘禁起来。他之所以要保留弗里德里希的这些诗作，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流芳千古的篇章，而是想把它带到法国公诸于世，让这个暴虐、愚蠢、假充风雅的君王在世人面前丢丑。弗里德里希知道伏尔泰的意图后，急忙派警察追赶，并将其拘捕达五周之久，直到诗稿强行索回，才让伏尔泰离开。弗里德里希认为，既然伏尔泰不能驯服地做自己的御用文人，就得让他灰溜溜地离开普鲁士。伏尔泰这次终于看清了这位名噪一时的“开明君主”的本质。
在普鲁士的三年，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他便把大量的时间花到了对历史的研究中。当他与弗里德里希关系变冷之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在西雷隐居以前就已开始撰写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写作。1751年上半年，伏尔泰经过20个春秋艰苦撰写的巨著《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完稿，并在柏林首次出版。
《路易十四时代》突出体现了伏尔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在他以前，历史著作是以纪传体为主，侧重记述政治和军事，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罗列。伏尔泰认为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评述，记叙的重点应放在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要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正是在这些观点的支配下，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写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脱稿后，接连在普鲁士、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地出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