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家日内瓦
1753年7月8日，伏尔泰终于逃出弗里德里希控制的普鲁士，来到了与普鲁士一水之隔的法国美因兹地区。德尼夫人忍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途中又流产了，只得先到巴黎休养。
伏尔泰在美因兹休整了三个星期，经过沃尔姆斯到达斯特拉斯堡。10月初，又在法国孚日山脉的科尔马安顿下来，他准备在这里隐居一个冬天再说。
年老体弱的伏尔泰越来越害怕孤独和寂寞，蛰居在孚日山脉过冬的几个月里，他异常的沮丧和消沉。他告诉西德维尔，大家都漂浮在一艘失事的船留下的木板上，每个人都为自己，而他却远离海岸，无人搭救，只得自己挣扎着爬上岸动手拧干浸湿的衣服。这大概就是他当时寂寞无助心境的真实写照。隆冬的科尔马，大雪封门，交通阻塞，既没有友人来访，又无娱乐消遣，甚至连可读的书籍也找不到。伏尔泰无聊、郁闷、烦躁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到用自杀来了却残生。他表面上在整理出版《帝国编年史》，而心里却在总结他与弗里德里希交往的痛苦经历。他觉得自己必须向世人交待清楚这段经历的是是非非，于是，他开始写自传，题目是《伏尔泰先生本人写成的他的生平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并没有对其整个生平作详细介绍，而主要侧重介绍自己与普王的交往，1759年才最后完成。他死后由德尼夫人交给博马舍，1786年公开出版。伏尔泰在这本回忆录中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在自由的国家有一百金币比在专制国家有一千金币更有价值。”
冬天的严寒和孤寂使伏尔泰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他终于病倒了，即使到1754年的春天到来，也没有痊愈的迹象。他想作出某种姿态，试探一下法国当局的态度，如果可能，他认为晚年还是到巴黎过日子好。因而，在复活节的前一天，伏尔泰装模作样地作了一次忏悔，他请来一位方济各会的托钵僧作领忏神甫，他对神甫说，他的罪仅仅是与一位耶稣会教士非常不和。这位神甫说，如果仅仅反对耶稣会教士，还不足以构成罪恶。第二天，伏尔泰从病床上爬起来到教堂做了弥撒。没想到，他违心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没有得到法国当局让其返回巴黎的许可。
7月4日，伏尔泰抵达布隆比埃尔与他的两个外甥女会面。不久他们发现那里的水质不利于他的健康，月底，在大外甥女德尼夫人的陪伴下，又返回科尔马。在这里，伏尔泰除偶尔访问斯特拉斯堡和洛兰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完成了新的剧本《中国孤儿》。11月初，伏尔泰到里昂会见里舍利厄公爵，希望这位老友能为他返回巴黎做些工作，里舍利厄非常同情这位知心好友的不幸遭遇。尽管他在法国宫廷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势，也曾经多次帮助伏尔泰渡过难关，但是，这次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了。因为路易十五和王后已经对桀骜不驯的伏尔泰耿耿于怀，他们不愿意再看到这位胆敢不断冒犯自己的名人在的自己眼皮底下生活。
伏尔泰对法国当局既存幻想，又不存完全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虑他和德尼夫人能够一起永久居住的地点。1753年8月30日，他给德尼夫人的长信中，倾诉了自己的孤独感和对她的思念，他说，像他这样一只老鸟不能没有巢。他们离找到自己的巢已经为期不远了。
1754年12月12日，伏尔泰和德尼夫人由里昂到达了日内瓦。日内瓦是瑞士联邦的一个小共和国，风光旖旎，交通便捷，政治气氛比法国和普鲁士都要稳定、宽松。伏尔泰早就和那里的出版商格拉梅兄弟建立了良好的业务联系，他们曾多次邀请他来日内瓦著书立说，并答应给予可靠的帮助。12月14日，他和德尼夫人在日内瓦城和洛桑城之间的普兰京斯暂时安家。伏尔泰刚到日内瓦就和日内瓦城甚至是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医生特罗香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这位医生后来成为他的私人医生。
由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走得匆忙，行李没有随身带来，他们到普兰京斯安顿下来后就开始焦急地等待行李，一直等了好几个星期，德尼夫人觉得生活极不方便，牢骚满腹，即使仆人也对普兰京斯不满起来。他们呆在这里生活单调，可谈得来的朋友很少，令人生厌，于是他们决定重新再找个好点的地方住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访，伏尔泰看中了日内瓦城墙外不远的一所豪华住宅。考虑到日内瓦法律的限制，他便以刚结识的朋友特罗香医生一个家庭成员的名义将其买下，虽然表面上他是以租赁的形式拥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者，但成交之前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市政当局害怕他反宗教的倾向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因而要他先作出虔诚的保证，聪明的伏尔泰用机智的外交辞令答复说，他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痛恨褊狭和狂热，热爱所居住的国家。他表示他已年老多病，不可能再对年轻人产生任何影响。日内瓦当局对他的表白表示满意。因而，他的购房计划也得以顺利执行。
伏尔泰购下的这处住宅原名叫圣约翰山庄，他讨厌带有圣者的名字，于是为它重新取名为德利斯，意思是快乐山庄。伏尔泰之所以对它满意是因其位于俯瞰雷曼湖的一块高地上，山清水秀，视野开阔，气候宜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办好购置手续之后，他立即对房子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装修，添置了一些高档家具，悬挂起刚刚购得的名家油画，整个房子布置得华贵高雅、舒适气派。同时，他又请人将荒芜的花园重新开垦出来，精心种上了一些树木花草，如橘树、罂粟、玫瑰等。当这些树木成活，草绿花开之时，他们营造安乐窝的工程终于完成，1755年初夏，他们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
在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了理想的安身之地，伏尔泰的心情异常的激动和喜悦，逃离普鲁士带来的惊恐、抑郁、孤寂、沮丧以及一连串的不愉快都已一扫而光。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系列的颂诗，并立即结集以《伏尔泰关于1755年5月乔迁日内瓦湖畔的住宅献诗》为书名公开出版。
伏尔泰在宠爱的外甥女的陪伴下，在德利斯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有万贯家财，舍得花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了生活方便，他雇请大批仆人，甚至还为德尼夫人另外准备了一班侍候人马。他买下了四辆马车，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小剧院。流浪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伏尔泰，准备在这里好好住下来，充分享受富足自由的晚年生活了。
没过多久，伏尔泰与他的意大利籍的秘书科利尼关系紧张起来。他们从科尔马到里昂时，曾为在马车上携带多少行李的事发生过争吵，科利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到日内瓦准备在普兰京斯安家时，他又喋喋不休抱怨生活艰苦，引起伏尔泰的不满。1755年夏天，科利尼到巴黎休假，在那里他不但放荡不羁，天天寻花问柳，而且还爱搬弄是非，对伏尔泰说长道短，伏尔泰极为反感。科利尼平日在家工作也散漫马虎，不能及时完成主人交给的工作，还勾引主人的女客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在给自己的情人写信中居然轻浮地讲一些德尼夫人的风流韵事。德尼夫人偶然在桌上看见了这封尚未发出的信，她非常生气，伏尔泰也气愤不已，他立即决定辞退这一不安分守己的秘书。他们最后分手还差一点闹出了麻烦。因为科利尼临走前，伏尔泰怕他带走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便私下彻底检查了科利尼的行李。科利尼外出归来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更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气之下拔出剑来非要和伏尔泰决斗不可，在很多人的劝解下，他才平静下来。为了息事宁人，伏尔泰在科利尼离开时又给了他很大一笔钱。接替科利尼职务的是一位名叫瓦格尼埃的小男孩，他是两年前跟随伏尔泰的，当时年仅14岁。伏尔泰很喜爱这个聪明诚实的孩子，经常教育他要好好读书做人，甚至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辅导他学习拉丁文。在以后的22年中，瓦格尼埃一直是伏尔泰忠实的朋友和非常称职的秘书。
快乐山庄没有取暖设备，因为伏尔泰不愿意为修壁炉而破坏整栋房子的外观和结构，而他和德尼夫人又忍受不了冬天的寒冷，所以1766年冬天，伏尔泰又在洛桑附近租了一所有取暖设施的房子，第二年春天，他和房主签订了为期9年的租赁合同，以后便常常在这里过冬。
定居日内瓦，伏尔泰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静、自由和安逸，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国王，没有监督者，没有耶稣会教士，除了自己的愿望之外，没有其他责任，只看见步行到此吃饭的统治者，我们尽情地愉快生活。”
2中国文化的赞美者
伏尔泰到达德利斯安家不久，便收到卢梭派人送来的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他以前曾拜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一文，这是在第戎科学院关于“科学和艺术的重建是否对道德的纯洁有所贡献”的有奖征文中获奖的文章。伏尔泰指责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题目是学童的作文题，他没有直接批评卢梭对这一问题的否定，但是他认为如果因社会存在弊端而否定社会发展与进步，就如同人们因消化不良而不吃东西一样荒诞可笑。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伏尔泰是坚定的反保守的人物，他不屈服时尚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毫不含糊地坚持非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科学进步以及艺术日趋精致优雅的原则，攻击广泛被人接受的自然状态的神话。
收到卢梭的赠书后，伏尔泰并没有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评论，而是借机给卢梭回了一封信，反驳其在第戎征文中的原始主义观点。他说，他不喜欢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或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因为不开化的印第安人像文明的欧洲人一样邪恶。他半开玩笑地对卢梭说，文学所附着的蒺藜实际上是与地球上到处泛滥的罪恶相伴的花朵，大的罪恶却是著名的无知之徒所犯下的。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中，曾以中国文明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但文明未必是幸福，文明进步并不能矫正中国人的恶德，也不能使中国人免遭异族的征服。“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是为人尊崇、摆在国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学可以淳化风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增长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称号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
伏尔泰反对卢梭的“文明否定论”，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挚的爱好，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有较深的研究，他曾经认真阅读过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他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
为了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反驳卢梭的“文明不是幸福”的主张，伏尔泰在科尔马逗留期间，完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悲剧《中国孤儿》，他还给其加上了一个含蕴深刻的副标题——“五幕孔子伦理学”。这个剧本以我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所作的元曲《赵氏孤儿》为蓝本。原作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图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把该剧时间跨度由20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删除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加上一些爱情穿插，改编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
我国元曲《赵氏孤儿》传入法国，约在1732年至1733年间，这是传入法国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18世纪的整个欧洲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最先是从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有关剧情介绍的，后来他又在法文对折本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已40多岁的伏尔泰，被这个具有浓郁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它改编成新剧目。但由于生活长期动荡不安，这个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现，直到他已年逾60，历经坎坷人生的折磨，且又准备与卢梭论战时，才下决心动笔改撰。
伏尔泰完成的《中国孤儿》将故事背景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后移到13世纪的宋末元初，将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改编成为两大民族之间的文明与野蛮之战。其大致情节为：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大军灭金以后，侵入中国北部，并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当他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北京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钟情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达官贵人盛悌，正是这位盛悌曾冒死从入侵者手中救出了王室最小的儿子，使大宋王朝保住了一根独苗。成吉思汗嫉恨不已，他胁迫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和他的丈夫、还有那个孤儿一起被杀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并准备以自杀表明决心。后来成吉思汗终于发了慈悲，释放了他们和那个孤儿。
伏尔泰在这部悲剧中大力宣传了中国文化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剧中第四幕第四场，依达姆说：“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换一句话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国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翻，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在剧末，成吉思汗对依达姆说：“你把大宋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主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大宋王朝虽已灭亡，但是征服者被融化在被征服者的文化和道德中。这正是伏尔泰所极端推崇的中国文明的伟大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