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在今天的中国不会再是一个什么问题了。
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也许在问（公开地或者私下地）：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始终“跟随”着我们的成长？从小学课本里的伟人成长故事到中学教材里一篇接一篇的鲁迅作品，直到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活，鲁迅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门主干课程的主干部分。也许有人已经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疑惑道：凭什么？凭什么就是“这一个”如此紧密地进入了我们的知识体系？
然而平心而论，其实并不是鲁迅本人在“跟随”我们的人生，不是鲁迅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因为他早在1927年9月就说过：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以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设想，还有他那深刻的“中间物”意识来说，他显然就无意“占领”历史，甚至根本就不看好这样的“占领”的意义。然而，事与愿违，恰恰是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常常在主动地“拉拽”着他，“牵扯”着他，或者说是“鲁迅之后”的历史似乎很难离开鲁迅的身影而独自存在——无论在这一段历史中的人们是怎样具体地估价鲁迅的意义：是将他送上历史英雄的峰巅，还是打入晦暗的深谷。
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奇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鲁迅在“鲁迅之后”历史中的命运似乎首先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
一、现代中国的“两极牵挂”
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哪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
其一，处于历史巅峰状态的鲁迅。在这方面，鲁迅的价值首先是由激进的政治革命家来发现和肯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于，无论是长期“在野”、艰苦奋斗的共产党革命人士还是尚在“革命”历程中的国民党人士，都相当“看好”鲁迅这一文化资源，甚至就是在国民党执政之后，也并没有立即放弃对于鲁迅加以“利用”的企图。
众所周知，国民党一开始是重视鲁迅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鲁迅与国民党人在反对北洋政府上的一致性。1925-1927年是鲁迅与国民党人关系最好的时期。鲁迅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响使得当时的国民党人相当看重他。1925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鲁迅被邀请为该报《副刊》乙刊的轮流值编之一，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当时朱家骅担任广州国民党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朱家骅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未等鲁迅答应，广州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已经在1926年11月15日急不可耐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一天，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这就是国民党人的“统一”部署与“普遍”期待。在中大，鲁迅曾被朱家骅尊称为“战斗者”、“革命者”，一些国民党要人如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陈公博等也纷纷向他发出友好的邀请。当然以鲁迅的个性，他对这一类官方半官方人士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连克上海、南京，鲁迅应《国民新闻》之约，于4月10日写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
但1927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国民党独裁专制政权原形毕露。这时，鲁迅同国民党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这一分歧促使他最后离开“革命大本营”广州前往上海。只是，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立即改变对于鲁迅的拉拢、利用的设想，特别是鲁迅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朋友与学生更是继续与他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是鲁迅“五四”时期的旧友，他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之后，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每月支付300元的固定薪酬。1928年10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鲁迅又转为教育部“特约编辑”。这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鲁迅初到上海的生计问题。
鲁迅与国民党关系的全面恶化是进入1930年以后。作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与人权而卓绝奋斗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当然不会对任何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妥协屈服。他先是发起并参加了批评政府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又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这都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革命日报》开始将鲁迅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宣布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对鲁迅加以通缉。不过，应当说国民党高层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鲁迅的念头。据锡金先生提供的材料显示，就在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之后，当时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还试图透过教育部内部的“关系”继续收买鲁迅，并许以种种好处，直到“毫不领情”的鲁迅加以拒绝，才最后裁掉了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左联内部“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国民党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拉拢鲁迅的机会。上海《社会日报》很快登载出“鲁迅将转变”的消息，不久，鲁迅过去的学生，当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的李秉中也频频来信、来访，传达出解除“通缉令”的和解信号，鲁迅再次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于是，直到鲁迅逝世，国民党当局也没有解除对他的“通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早期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真诚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并最大程度地影响了鲁迅的政治倾向。
从鲁迅喜爱的青年柔石到作为共产党高级领导的瞿秋白、冯雪峰，他们与国民党要人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其作为“在野”的真理追求者的本色。虽然也可谓是资深革命家，但毕竟“无权无势”的他们更体现出了一种民间知识分子的真诚、质朴与人文情怀，与鲁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当这些同样深受专制政治压迫的革命者带着更多的人生真诚而不是功利企图走近鲁迅的时候，也就比任何的“既得利益者”更能够体会到鲁迅之于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人自我精神拯救的巨大意义。在《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鲁迅深情地描述过柔石：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显然，与国民党显贵们政治的成熟与老练相比较，年轻的柔石是这样的真诚、稚嫩，这样的襟怀坦白、胸无城府。就是这样的品格，敞开了鲁迅通往一个新的人生理想形式的大门。
冯雪峰是柔石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1928年12月，他在柔石的介绍下往见鲁迅，求教日文翻译问题，当时的冯雪峰正在从日文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从此常常登门请教。次年，冯雪峰初迁居景云里，与鲁迅寓所相对，更是几乎每晚都会过来谈天。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等文都为我们描述过一个真诚、直率而富有个性的冯雪峰，在这样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
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他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预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入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真，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
……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瞿秋白30年代在上海从事文艺著译，经冯雪峰介绍引起鲁迅注意，后交往密切，几乎日日晤谈，一同从事文艺活动。鲁迅三次为瞿秋白提供避难之所。瞿秋白根据双方晤谈的思路作有《王道诗话》等12篇杂文，以鲁迅笔名（何家干、洛文等）发表，后也由鲁迅收入杂文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与《准风月谈》）。瞿秋白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第一次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正式把杂感作为一种文体形式给予崇高的评价并基本正确地阐释了它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瞿秋白开篇即将鲁迅置于“革命作家”行列加以定位：“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进而提出了如下判断：“鲁迅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这样的评价显然给后世深远的影响。鲁迅录何瓦琴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也足以见出他们之间的友谊。1935年6月28日，瞿秋白在江西长汀罗汉岭就义。鲁迅感慨不已，抱病亲自为瞿秋白选编遗文集《海上述林》，演绎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反应折射出了各种政治力量对鲁迅意义的不同估价与认同程度。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价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共对“鲁迅资源”的高度重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奉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称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文告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六大举措：1.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2.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3.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4.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5.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6.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对于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这样的举措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同时，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还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提出8大要求，进一步树立起了自己正义的道德形象：1.鲁迅遗体国葬，国史馆立传；2.改绍兴为鲁迅县；3.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4.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5.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6.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7.鲁迅家属享有与革命先烈同等待遇；8.废止鲁迅先生生前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法令。
当然，鲁迅逝世后，国民党人也有一定的表示，如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孔祥熙、上海市长吴铁城也送了挽联。但国民党《中央日报》那几日却充斥着胡汉民国葬的大幅报道，还有蒋介石祝寿的新闻，仅仅在20、21、22、23日第四版偏下角落报道了“名作家”鲁迅逝世及丧葬情况。22日在第四版左上角发表署名“津”的文章《谈谈鲁迅先生》，对鲁迅文学作品及为人予以追述。文章称鲁迅作品让人感到“痛快”，“迎合”了一些青年对现实的不满，但同时又认为，鲁迅对“中国”的苛刻批评却不能与萧伯纳等相比，尤其是为人的刻薄与好斗更无甚可取。在鲁迅逝世的这些日子里，从头至尾也看不到一点官方的表态与意见。据说，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统一新闻报道的口径，曾下达“密令”，确定了报道这一巨大事件的“指导”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警惕与戒备相反，当时代表着民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高层进一步肯定和发掘着鲁迅的伟大意义。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演讲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鲁迅论》）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判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显然是从根本上巩固了鲁迅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地位。后来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屠杀文化的非常时期，鲁迅也被继续置放在绝对神圣的殿堂上受人膜拜，当然，其膜拜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扭曲和滑稽的。如1966年14期《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在早年曾经有过‘彷徨’，但是，当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之后，他就下决心，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不顾托洛茨基匪帮的造谣中伤，不顾周扬们的欺骗攻击，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鲁迅同样也曾被另外的一些人打入历史评价的低谷，这里所谓的历史评价还不包括国民党专制政府刻意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首先是在柔石、冯雪峰、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青年那里找到了知音，但同样也从不断“革命”、不断追求最新最进步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那里获得了“落伍”的攻击。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争。在20年代后期，正在以自己的“方向转换”而重新崛起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将鲁迅当作自己宣扬革命文学的绊脚石。太阳社的阿英《死去了的阿Q时代》质问：“（鲁迅）究竟能代表新文艺运动的那一个时期的思想呢？除去在《狂人日记》里表现了一点对于礼教的怀疑，除去《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去《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的背景而外，大多数是没有现代的意味！”“他只能代表庚子暴动的前后一直到清末；再换句话说，就是除开他的创造的技巧，以及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创造社的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认为：鲁迅作品不过反映着“社会变革时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在他看来，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当然，言辞最激烈的还是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攻击鲁迅的还有作为现实体制维护者的其他文人，如陈源、苏雪林等。在他们眼里，偏激的鲁迅显然有煽动社会动荡的危险。苏雪林归纳鲁迅的危害有：“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这是站在“党国”立场上之“忧国忧民”。
包括曾经是鲁迅朋友的人也会表明自己与鲁迅的差异，如林语堂。后来，他在《鲁迅之死》如此超脱地表态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乃独坐灯下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是啊，语堂先生是懂得“生活的艺术”的，懂得用“幽默”的小品作为人生的调节，他当然不会如鲁迅般“认真”，以至认真到“直面惨淡的人生”，没有执著，也就不会与自己为难，当然四体安康，气定神闲了。
新时期，在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同时，对鲁迅的各种怀疑也开始出现。1985年《杂文报》上曾经刊登了一位在校大学生对鲁迅杂文价值的质疑，在鲁迅绝对神圣的时代，这还是相当少见的。同年，《青海湖》杂志上也刊出了一篇挑战鲁迅创作价值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直到新世纪之交，关于鲁迅文学文化成就的争论依然存在。
1998年，青年作家韩东、朱文等在《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认为“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其反动性不证自明”，甚至提出：“让鲁迅歇一歇吧”。
作家王朔也将他调侃的锋芒对准了鲁迅：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我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那边（深圳）捞世界，回来之后请大家吃饭，有人喝了酒高叫：鲁迅，有什么呀！论思想，他有毛泽东有思想吗？毛泽东，有雄文四卷，起码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受到洗礼；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
“阿Q讲过：尼姑的光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么？对鲁迅，我也这么想。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
学者葛红兵发表了著名的“悼词”，鲁迅的种种“表现”成为他哀悼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理由：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叫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到。”“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了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高长虹对鲁迅的观察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道理？创造社作家说他‘世故老人’，对于鲁迅的为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朋友，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惟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等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对于鲁迅的各种激赏赞誉之辞，我们并不陌生；对于其他种种的挑战与质疑，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甚至遮遮掩掩，因为，它们都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事实，鲁迅本来就是在这样的毁誉交加中存在着，生前如此，生后依然如此，这样的现象本来就没有为特立独行的他增加什么或者减少什么，鲁迅总归还是鲁迅。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将鲁迅空洞抽象地“神圣”化，其实反倒是历史在扭曲中的“特例”，一旦中国人可以在各自的感觉中来发表意见，关于鲁迅的不同的评价几乎就成了必然。而且，我们更没有“捍卫”什么的理由，因为，种种的文化力量都已经习惯了借鲁迅“说事”，无论是赞扬歌颂还是否定批判。鲁迅一当进入了人们的“述说”，那么就还说明中国人选择了他，需要着他，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显然也脱离不开他这一“环节”。这样，在不断地被“述说”之中，鲁迅就会以他自身的力量存在下去，他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文本力量征服别人，根本毋庸我们后人的吃力的“捍卫”。
无论是历史的哪一“极”，都在牵挂着鲁迅的言论，都不能绕开鲁迅昂然而行，似乎，鲁迅的存在就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结”。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身这样的命运与存在体现出了一种相当的“自觉”，就是说，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之“结”，这本身也是鲁迅生前的某种自觉追求。
二、“结”：鲁迅的自我体认
鲁迅有很多深刻的论断似乎一直在预言他在中国历史中的命运。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中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也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忘，可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种身不由己的预言足以概括鲁迅在其身后的诸多遭遇。
然而，鲁迅是决心挺立在这个他并不习惯的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要刻意成为人们绕不开去的“结”。《坟·题记》中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写在〈坟〉后面》也申明：“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提出了一个“与黑暗捣乱”的思想，这就是《两地书·二四》所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就这样，鲁迅成了中国社会文化汪洋大海中无法被轻易吞没的礁石与岛屿，成了一个无法为期他“溶剂”所消化的生命之“结”。
什么是“结”？什么又是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难以“消化”的存在？这是比照广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言的。如果说历史的发展真可以用中国古人常用的“河流”来加以比喻，那么应当承认，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都只能为历史所裹挟，并因裹挟而变化，随波逐流，努力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历史文化的一个“水乳交融”的自然环节。在鸦片战争以后，除了那些极少数冥顽不化的守旧人士，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中寻找“求新逐异”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追随时代变化的浪潮“与时俱进”倒真是我们实实在在甚至相当理想的生存方式。我们恰恰惧怕的是“为时代所抛弃”。然而，鲁迅的特殊就在于他往往超越了这众多的“一般”，他总是这样的傲岸，这样的特立独行。他的思想与行为当然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但他常常都不是以简单认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出现的。鲁迅一方面推进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趋势，但另一方面却又常常最大程度地在这一趋势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抗拒和改变着其中的诸多细节。“与时俱进”这个在今天似乎是不证自明、理直气壮的词语并不能描绘鲁迅的选择，鲁迅不是“与”别的什么一同前行，他本身就在“独自前进”，或者说，他是以“独自前进”的方式反过来引领了“时代”。
鲁迅，在自己“独自前进”的道路上最不“听话”，不听中国古人的至理名言，也不轻易相信外国的“先进理论”，不听知识精英的宏篇大论，也不接受民间大众的窃窃私语，他拒绝了官方的指令，也拒绝了在野的革命势力的干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但又常常“跳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常规”与“逻辑”，进入到一个属于自我的新的境界当中。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独立性。《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有云：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这里的“世故”其实就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实际状态的深刻感悟，他深深地懂得了这个世界，所以也就深深地不愿陷入既往的命运，他要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三、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表现在一系列的领域。
中国思想的世纪性变迁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确立是中国思想世纪性变迁的重大课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的产生与演化的主流。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从鲁迅思想中发现启蒙的丰富内涵，发现他对于个人主体地位的呼唤与建构。例如鲁迅留日期间的“立人”思想，“任个人而排众数”著名主张的倡导等等，在五四时期，鲁迅又阐发过“个人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鲁迅一生都致力于公民立场与反奴隶立场。但是，鲁迅又不仅仅是在启蒙哲学中思考问题。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在生存着的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显然，鲁迅理性主义的启蒙立场当中汇入了个体生命的立场。有学者言：“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一个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
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发现了鲁迅与一般启蒙主义的差异，并且开始从存在主义、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鲁迅。黑暗、虚无作为鲁迅思想的“关键词”的意义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阐述。像这样的一些语言被反复征用，如“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只很明确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人们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与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的若干相似之处。但是，即便是这样，鲁迅依然属于他自己。在鲁迅那里，有荒诞的体验却没有“局外人”的体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鲁迅对于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鲁迅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同样在反抗绝望中“确立自身”，但他并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担改造人生现实这一责任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如果说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离开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则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
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理想与选择鲁迅留日时期就参与了“排满革命”的活动。在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也都积极支持被压迫者的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左联”，成为这一革命作家联盟的领袖。然而，对于革命，他始终有自己的理解。鲁迅同情被压迫者，拥护革命的理想，但又常常对革命的前途不抱太多的幻想。“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竟然成了他描述中国历史的一种话语方式，他还言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体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对革命者常常提及的未来“黄金世界”，他时有讥讽。甚至，还对冯雪峰说过：“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在给朋友的通信中，又预言革命成功以后自己将会穿上红马甲扫大街：“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性与中国社会改造的艰难性，鲁迅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鲁迅高举的是“人的文学”的旗帜，致力于文学的启蒙价值的发掘，改造国民性成为他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一文学意念也早在他的留日时期就已经确立。“我以我血荐轩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幻灯片事件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例证。鲁迅显然努力赋予文学以现实承担的使命，以至今天也有人攻击鲁迅的所谓“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然而，我们同样有必要看到鲁迅与一般意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区别。这就是说，他对“文学的限度”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阐述的疑问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就提醒我们，文学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起那样的使命？它会不会恰恰产生相反的后果？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多次谈到文学的作用及自己的创作体会，常常使用着“无聊”这样的字眼。《革命时代的文学》里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却阐述了一个关于“醉虾”的发人深省的比喻：
我发现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钱理群先生在他关于鲁迅的论述中重新提醒人们注意冯雪峰的一个回忆：据说鲁迅著名“遗嘱”《死》共七条，第五条云：“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清过活，千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在回忆中告诉我们，原意没有“空头”二字。
当然，鲁迅对文学现实作用的怀疑又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的放弃，更不是在为自己的“逃避”与“无力”寻找理由，这就像现代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死亡，谈论人生命的局限性，其实这是一种“以死观生”的思维，在这个时候，人们恰恰是无比深刻地理解着生命的可贵，也格外珍惜着生命的意义。对于“文学限度”的谈论，同样可以更加明确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效能，从而坚定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向。在这一方面，王得后先生针对钱理群先生的补充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解读鲁迅，不可以仅仅关注那些个别的字词，而应该尽可能地“返回”到鲁迅自身的丰富与复杂之中，从鲁迅全部的思想取向来认定某一具体判断的实际意义。
中国现代伦理观念
从20世纪20-30年代英美派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某些海外汉学家以及大陆“新锐”学者，他们对鲁迅人格的指责多集中在所谓的“偏激”、“偏狭”与“不宽容”等等。但问题是当人们如此轻率地从“态度”出发就窥破了一个人的“人格”，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透过“行为方式”对一个人内在“人格”的把握其实是很难的，这比单纯由“文字”所组成的“精神”特质更加飘渺，至少，我们自己居高临下地用以判断别人的基础——我们的伦理观念与我们自己的“人格”其实就需要一种新的认定。在指责鲁迅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行为”之时，我们很难证明自己的选择已经超越了鲁迅（至少是在视野上）。特别是在充满功利主义需要的今天，种种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就可能与自我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例如“打倒”了鲁迅的“人格”就可以获得某种现实利益上的“便宜”，但这样一来，对“人格”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新的伦理道德根本无从谈起。这个时候如果平心而论，我们还是会觉得鲁迅的伦理选择比许多的中国人都更加的稳定和更加的表里如一，当然不是说鲁迅没有伤害过别人（例如葛红兵所指出的朱安），但显然，即便是在现代伦理的层面上，我们也很难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完全统一起来，“为我”与“为他”始终就是所有人类道德都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当放弃“为我”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为他”的时候，鲁迅的抉择就不能说没有他伦理的价值。他以自己最小伤害他人的代价赢得了更多朋友特别是无辜的弱小者的真实的尊重。是的，鲁迅“骂人”，但成为他痛骂对象的往往是强权，是得势者，在这里，鲁迅的“骂人”也就成为了一种挑战“权威”和“权力”的反抗，偏激就是对抗由所谓“客观”、“公平”所掩饰着的畸形社会体制的有力武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及其“帮闲”）已经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话语霸权”所谓的“客观”、“公平”都不过是他们定义的结果，所有的“客观”与“公平”最终都是他们向社会宣示、用以巩固其制度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鲁迅“偏激”，鲁迅“骂人”，但激发他如此“偏激”，如此“骂人”的恰恰是现存制度的根本的畸形，鲁迅实在是用自己的方式反拨着现实的荒谬，扩大着现实社会的“公正”。在现代中国，当主张“宽容”已经在事实上堕落为维护现实制度与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的“宽容”所包含的也就是人生残酷的本质，而鲁迅不过是较早洞察了这一本质的清醒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鲁迅描述了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生存景象：
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为了不让中国就这么“完结”，“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以“不宽容”还击制度的“不宽容”，这不就是一种新的伦理的建构？
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着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而鲁迅似乎总是多疑、猜忌而易怒的，这其实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生存姿态，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固然令陌生者倍觉温馨，但如果但凡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与他交游，都可以号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里面也就未尝没有包含着某些并不真实并不确切的意味，相反，或许有人会不适于鲁迅的“多疑、猜忌而易怒”，但却会承认，在这些情绪激动的生存形式的背后，往往就是我们生命生长的最真实的“热”与“力”。
鲁迅之于中国现代伦理观念的独特理解，也注定了他通常是一位孤独的行者，这也是一种“结”的体现。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的相互纠缠关系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最丰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作为左翼文坛的领袖地位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直面人生”、“正视鲜血”的生存姿态决定了鲁迅与许多自得其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重大区别：他从来不会回避对于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从来不会割断自身精神发展与中国文艺种种繁复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文艺事业最殷切关注的人，他广阔的文学视野与持续不断的现实拷问都使得他比许多的中国作家更密切地关联着中国现代文坛的风云变幻：
与左翼文坛——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等、东北作家），与一部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冯雪峰、胡风）；与另一部分领导则保持紧张的关系（如周扬、徐懋庸等）。
与右翼文坛——公开的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五四时期），也有过公开的分歧（分歧其实正是鲁迅发觉和自我总结思想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标示其他文学追求特质的机会）。
这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的介入——正面的推进与逆向的反驳——直接穿透和连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部位，成为组合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即便是在一个扭曲的时代（如“文革”），我们不断利用鲁迅的言论“打击”政治异己，但一旦“文革”结束，中国人恢复到正常的思维状态，一旦我们社会又重新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昌盛”之时，后来的人们依然可以循着由鲁迅思想穿插所构成的逻辑之网，最大程度地恢复中国文学固有的完整格局。
相反，其他许多现代大家，特别是自由派文学家，都不时以“自言自语”的生存姿态自我标榜，他们回避更多的思想交锋，因此无法成为一个历史“绕不开”的“结”，不足以连接起历史更丰富的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的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最终，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更本质的内核。到了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诞生的、起步的，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因为，他们在清理鲁迅的文学态度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清理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格局，研究鲁迅，进而复原了中国文学的更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这也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与台湾文学研究界的重大差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遗弃了鲁迅，其实也就遗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之“结”。在胡适这样一个学院派文人那里，完全不足以联系起中国现代文学更广阔的领域。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没有在台湾的文学史研究中获得足够独立的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文学也相当的逼仄和狭小。
鲁迅是谁？如果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简单定义，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殊难回答的问题。作为作家，他凭借什么样的素质屹立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作为知识分子，他以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模式独立于现代中国？他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有何不同？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又有何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