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最近在长江文艺社出版了。读这本传记，不但可以了解一个著名报人的生平，还可以了解民国时代民间报人和朝野各方的关系，重温他们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
丁：早些时候，上海新世界出版社出了蒋丽萍、林伟平所著的《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增订本，并由邓季惺的儿子吴敬琏作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民间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重新得到重视呢？
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但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中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学者。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从成舍我、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基本价值追求都在社会正义一面，把报业作为一种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报人，都不肯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舆论的良知。
丁：回顾历史，多少达官显贵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战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成舍我就是成思危的父亲。
谢：我是前几年认识王芝琛的。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涉及许多重要问题。
丁：这本传记就是王芝琛根据他与他父亲谈话完成的。
谢：他们父子晚年的谈话，出一本口述史不是更有价值吗？
丁：我和他说过这种想法，他说整理成书有困难。先出传记也是一种选择。有总比无好。历史研究能做一点是一点。
谢：我对王芸生没有深入研究，只看过他的一些文章和社评。1945年12月16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过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丁：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等人的批评，最严厉的是郭沫若。
谢：《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丁：王芸生想表达的见解是：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志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
谢：王芸生的见解，受到郭沫若的批评。可惜，这一争论，没有写进传记。
丁：笔墨官司，已成往事。但今天说起来，还是很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