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河南的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两套书，一套叫《大象人物书简文丛》，一套叫《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已经上市的有黄裳、孙犁的书信和吴祖光、郑振铎的日记。
谢：这些书我也有一套。其中郑振铎日记，山西古籍出版社还出了一个完整的本子，已经上市。和前两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一样，这本日记的价值非常高，是一本难得的史料。这些年日记整理出版的比较多，书信还不太多。其实书信也很重要。当然，书信一般人寄出去并不保留底稿。需要从收信人那里搜集，这就比搜集整理日记的难度大得多。大象出版社能出这些印数不大但史料价值很高的书，很有眼力。即使不赚钱，也能给出版社带来美誉。
丁：日记和书信是史学研究中价值很高的史料。凡涉及历史大事和相关人物，有史学训练的人，总会想到去查同时期能得到的日记和书信。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常识。像《胡适往来书信选集》、《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一类，基本是中国现代史学者必备的。
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一下书信的价值呢？现在人和人之间打电话比以前方便多了，还可以在网上聊天，写信越来越少。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书信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情感的方式，它的功能将退缩到极小的范围。如同书法今天成了专门技艺一样，以后书信也可能成为一种特有的形式。从长远考虑，以往的书信，尤其是反映了重要思想和文化信息的书信，其价值将得到大大提升。“博客”出现后，传统的“日记”地位也将受到挑战。
丁：李辉这些年，在他的写作活动之外，参与了许多出版工作，功不可没。大象出版社地处河南郑州，不容易接触那么多知名作家学者。而李辉20多年来，一直和老一代的知名作家、艺术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在出版社和这些文化老人之间搭了一座桥。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史料长编一类的东西，所以作为基本的研究文献，李辉整理的那些东西，非常重要。
谢：我们谈过旧体诗的思想史价值，其实从李辉整理出来的那些文化名人的日记和书信中，同样可以看到丰富的历史内容。不光是私人间一些有思想文化意义的信息，就是大的历史事件，其中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你看黄裳、孙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书信，那种心境的悲观、人生的苍凉，都称得上历史的投影。
丁：黄裳的书信叫《来燕榭书札》，我觉得很有意思。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杨良志读了《储安平与〈观察〉》，忽然生出一番感慨，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研究一下《文汇月刊》。这份杂志，上世纪80年代很受欢迎。至今一些文化人还很怀念。正好，黄裳的书信里也说到《文汇月刊》的事。比如，他1989年12月13日写给杨苡的信中说：“胡公回来后又见一次，送了我一本诗集。《文汇月刊》只是随口说起，他答应对中宣部说一声，因此可以继续出下去，但前途如何，实不可知。不过如此而已，而消息传到许多地方，真是尴尬。你知道，我是不愿意借大人物的风光的。”当时《文汇月刊》岌岌可危，为此，黄裳请胡乔木斡旋。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黄裳的心态。文人对自己喜爱的杂志，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到了关键时刻，黄裳也顾不得清高了。由此我想到，前两年《炎黄春秋》杂志也遇到过失去主管部门的麻烦。为此，身为《炎黄春秋》顾问的费孝通，出面给新闻出版的主管机构写信，使这份深受老年读者喜爱的杂志渡过了难关。费老去世了。他做的这件好事，人们不会忘记。
谢：日记和书信，基本是老辈人的事，中青年文化人保持这个习惯的越来越少。这种变化，中外皆然。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些一手的史料，加以整理出版，会给后人留下更多解释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李辉，更多的大象出版社。
丁：这些年，整理出版古籍，还是挺火的。比如《四库全书》，好几家出版社争着出，不惜重复。受到冷落和躲避的，主要是和当下有关联的晚近的历史和文献。读了冯癑的《被遗忘的牺牲》，我一方面对《中美苏抗日空战纪实》的编者孙维韬等老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一方面为拒绝这部书稿的出版社羞愧。到底是一种什么机制，使他们丧失了起码的历史责任感和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
谢：还是不说这些吧。我只是觉得，当代的学术工作，凡“述而不作”的学术追求，将获得的历史意义可能更大。而那些长篇大论、高头讲章，其学术价值往往只是过眼烟云。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定的历史局限。如同我们评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一样，凡在史料上用力的学者，最后都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那些“以论代史”的著述，多数被人遗忘了。这些历史的教训，应当成为我们反思当代学术导向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