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前几天去去看望一位80多岁的老一辈学者。他对现在出书的事情很惊讶。一些以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闻名的出版社，现在也不看学术质量了。谁出钱，都可以出书。你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谢：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公民的出版自由而言，平庸的著作也有印刷的权利。中国如今已进入了没有学术标准的时代。如今在书店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学术专著。特别是人文学科当中，出版专著的时代早已提前到来。上世纪50年代批判过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当时，不论学者还是作家，出一本书是不得了的事。出书意味着社会承认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艺术水平。早在20年前，评高级职称，如果一定要有一本学术专著，还是一个苛刻的要求。那么今天无论在任何专业里，搞一本专著出来，都是比较容易的事。在今天再谈论专著的学术质量，可能是一件奢侈的事。
丁：你说的还是在书店出售的学术专著。书店愿意经销的专著，一般来说质量算比较好的，因为质量太差的书很难卖。还有更多的专著，根本不进书店。现在每年出书十几万个品种，一多半并不在书店里流通。有的堆在出版社的仓库里，有的堆在作者的办公室里或家里，有的直接进了废品回收站。专著时代提前到来了。在目前制度下，出版社的编辑部已经基本上不承担判定学术水准的职能。中国的出版社，包括一些老牌的专业出版社，对于学术水准的判断都丧失了兴趣，甚至丧失了判断的能力。大学的出版社，情况也差不多。地方的出版社就更不要说了。他们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政治上不出问题，二是经济上有利可图。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已经由内容的质量高低转化成了钱的问题。你只要能弄来三五万块钱，不管是公家的钱还是私人的钱，书的内容再平庸，也不难变成名牌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就是一些国家级出版社，如今也是以出版补贴书作为首选，这样既省事，又挣钱，何乐而不为。编辑对运作本版书失去了积极性。有的出版社干脆不出本版书。还有出版社给各文化公司发函，明码标价，欢迎合作。说白了，就是想卖书号。
谢：现在是只有写不出来的专著，没有出版不了的专著。
丁：这就导致一个近于荒谬的局面，一方面是真正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学术著作，因为非学术的原因不能合法问世，另一方面是文化垃圾畅通无阻。
谢：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出版实行垄断管理，虽然不符合世界通则，但因为质量意识摆在重要地位，学术界对于出版社的尊严还是保持了敬意。现在对出版制度的改革，另择旁门，只鼓励出版社挣钱，不鼓励学术创新与真知灼见，对中国的学术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丁：正常的情况，学术水准的判断应当在同行之间进行。但同行评价，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当中，却基本没有地位。让行政机构或行政领导掌握评价机制，学历、文凭、论文、专著，都可以转化成数字。比如一本书，有多少万字，在地方出版社出的，乘以某个较低的系数，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的，乘以某个较高的系数。中央级出版社意味水平高，于是作者就可以提升，可以得奖。在这种体制的激励下，许多作者就带上钱和稿子，跑到北京，找那些名牌出版社斡旋。前些年，有些名牌出版社还想把住学术质量关，还有一些老派的总编在金钱面前不为所动。现在，能守住这条底线的，已经越来越难找了。交易的结果，中国的学术失去了起码的尊严。
谢：出版社这种导向，对编辑人员在精神上和业务上，都有某种令人担忧的腐蚀性。过去，我和出版社打交道，感到那些优秀的编辑，对学术动向如数家珍，一流的学者、作家，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在那种氛围下，谁想吃出版这碗饭，不读书，不学习，是混不下去的。现在和某些出版社的老总谈学术，有如对牛弹琴。你说的学术，他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关心一件事，钱在哪儿？
丁：有人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教材、教辅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许多出版社的编辑，整天围着中小学的教材、教辅忙，你让他去关心什么学术动向，也确实不切实际。
谢：学术书籍的出版，不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格局了。学术著作的质量和尊严，靠出版社把关，也是不可能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是，打破学术评价中对出版社级别的迷信，建立同行专家为主体的评价机制。哪些是文化垃圾，哪些是拾人牙慧，哪些是真正有水平、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同行之间认真讨论，还是说得清楚的。
丁：中国学术界这些年，只学了发达国家学术规则的皮毛，从主题词到提要，从注释到索引，直到行文方式，可以说已经西化，但对发达国家学术界内部的同行评价规则，却没有学来。我认为，要讲学术同国际接轨，这是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