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58岁。
这样，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全部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宋子文的名字渐渐引起了国人注目。
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苏联政府为表示友谊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这种奇形怪状的新玩艺儿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也运来晚了，被放在一边未曾使用。
由于宋子文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宋庆龄对宋子文的特殊交待，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议下，在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为哀悼这位远行的亲人，私下举行了一次未做公开宣扬的丧礼。
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仪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风俗。悼词宣读完毕。一队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打破了肃静，走过来了。他们是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动组成，手持点燃的大蜡烛，唱着孙中山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他们排在灵柩旁，在优美、壮观而简朴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一直站在那里；在外面，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里引了出来。在哭声中，宋庆龄悲痛得不能自恃，不得不让人搀着。
宋庆龄身穿丧服，臂戴黑纱，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巨大的灵柩。
巨大的灵柩通过北京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送别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在寒风中等待着和伟人告别的那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的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
3月24日，发表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多达14万余人。整个葬礼期间，宋子文忙前忙后，不但担任葬礼的全盘主持，还兼顾着对姐姐宋庆龄的照顾和安慰。
葬礼结束后，宋庆龄含泪把宋子文叫到身边做了一番安排，宋子文即匆匆赶回广州，因为广州政府已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广州的天空越来越暗。
广州的雨一下就是几天。天空中有种白滢滢的东西，似雾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样给人压抑。街面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尔有一两人，都是打着蘑菇般的小伞。宋子文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正遇上这个鬼天气。
这雨、这天、这雾，似是对先生的哀悼。不过广东革命政府的形势还是好的，这是先生生前几经奋斗的结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革命力量得以壮大，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机遇。
宋子文回到广州不几天，宋庆龄一行也回到了广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工作有声有色。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的兼职。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翌年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宣布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7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宋子文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主管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宋氏钱袋”大体内容有三：
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宋子文是位学者型的官员，干起工作是讲效率的。因他受西方教育较长，时间观念较强。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他的超人才能。这些条令是：
——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爆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级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多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录，占筑沙坦，查催补价”。1925年9月、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正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1908年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与1924年全年库收7896万元比较，增加9倍。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消灭赤字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庞大的天文数字令人难以想像。殊不知这里投入了宋子文多少智力和心血！宋子文不是靠吹牛而是靠实干。宋子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亲属关系，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凭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可爱绚丽，但也掩盖不了宋子文的功绩。难道这组数字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政治并不等于经济，但政治的核心是经济。经济发展会影响政权巩固。成绩使人欢欣鼓舞，宋子文也颇为满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半年尽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支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明确系统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正是宋子文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取得突破性的长足进展。如果孙中山先生有灵，也会倍加赞赏的。
九江的雾大，难识庐山真面目。蒋介石与宋家大姐宋霭龄的“九江会晤”，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欺骗世人，同时也出卖了孙中山的革命，出卖了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