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的胸襟，倒不如说是他一生不泯的孜孜追求和伟大人格的体现。
孙中山逝世后，虽说是对革命的巨大损失，但他那不死的英灵和遗嘱，鼓舞着千千万万个后来人去继承、去实践、去攀登。宋子文揩干泪水，努力使广州革命政府理财的成功，无疑给后来革命者又加了一把火。这把“火”不是别的，而是用亿万金钱变成的枪支、大炮和石油，以及源源不断的军饷供给，使大炮昂起了头，铁军迈起了步。
战争的胜负在于正义，在于人心向背——这些北伐军倒不缺，缺的就是弹药、枪支和军饷。倘若有了这些，北伐军还有什么强敌不可战胜？北伐军在国人的支持下，高举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又鸣炮北进了。1926年下半年，革命军一举攻克重镇武汉，占领长江流域。
武汉，当年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从这里发出，改朝换代从这里起步。革命虽有挫折，今天革命军又重新攻占，岂不是大喜大庆的日子。
军民们走向街头，欢庆这一胜利的节日。
久违了，革命军！人们热泪盈眶。
武汉三镇，闻鸡起舞；大江两岸，锣鼓喧天。同时，他们又翘首南方，企盼革命政府的北移，跨过长江天堑，去夺取全国更大的胜利，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天下大同”。
形势是决定政策的依据。
1926年11月，广州总统府。
国民党中央一次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
中央充分考虑民意，考虑革命中心北移的现实，考虑前线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决定迁都到这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重镇——武汉。
决议无一人反对，充分表明中央政府的核心统一。
迁都方案已定，人员分两批撤退。
对此，宋庆龄是十分高兴的。她从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中，又看到了丈夫未竟的遗志得以实现的希望。一散会，她便高高兴兴地来到宋子文办公室，宋子文正在收拾文件。
“你这个财政部长看来要走到我们后头了？”
宋子文正正眼镜道：“我可没有你们利落。你们先走一步，我会随后跟上。”
“好吧，我在武汉迎接大弟。”
“二姐，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宋子文道。
“我走后，子安、子良两位弟弟，你要照顾好。他们要回上海的话，顺便给母亲捎点礼物。”
“什么礼物？”
“我给妈咪买了一条头巾。”
“二姐，你的心真细！”宋子文似对母亲有些愧疚，“我随你去拿吧？”
“不，你正忙。我让小王给你捎来。”宋庆龄挥挥手。
随后，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作为先遣队，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做准备。
一周后，宋子文处理完公务，送走两个弟弟，同汪精卫等一起也来到武汉，与先遣队接上了头。至此，迁都已全部就绪。
这时，前线吃紧。
在江西北伐的蒋介石来电，要求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事。中央便派宋子文和孙科前往。12月8日，宋子文又马不停蹄来到风景秀丽的庐山，开始与蒋介石的会谈。使宋子文吃惊的是，小妹宋美龄也在这里。
“小妹，你怎么也来了？”
“兴哥哥来，不兴小妹来这里玩？”
“妈咪怎么样？身体好吗？”
“只能报告一周前的情况，她很好，老唠叨大哥。”宋美龄说完莞尔一笑。
“还是那么调皮。”宋子文又道，“大姐还在上海？”
“不，她也来了。现在九江。”
使宋子文意外的是，他和孙科二人与蒋介石的会谈并不顺利。一开始，蒋介石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谈的不是军事、财政，而是迁都问题。有些话很难听，不是商量而是质问。他似乎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庐山的景是美的，庐山的雾是大的，大得使他看不出庐山的景色，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虽说第一次上庐山，庐山却给他留下了不泯的记忆。难怪他在后来回忆说：“也许是庐山的雾太大，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高度错位。”
是山的因素还是雾的原因，宋子文也说不清楚。
宋子文在庐山停留了三天，第四天便踏上了回武汉的路途。一路上蒋介石那盛气凌人的模样，以及大姐带小妹去庐山的蹊跷，反复在他头脑中显现。这究竟是为什么？斗大的问号不时地在质问着他。常言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看来老蒋与大姐间有种气味相投的东西。老蒋的野心他已看得清楚，反对迁都无非是想独立，分庭抗礼，而大姐的野心，也许还有一层亲情的遮盖，没有被他看得出来。
实际这时的宋氏家庭内部已经出现了第二次分裂的迹象。如果说宋氏家庭的第一次分裂缘起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正在发动一场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反对迁都即是借口，其实质是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果然，在宋子文回武汉不久，蒋介石看到武汉的革命形势已经脱离了自己所能掌握的程度，便着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宁汉分裂”。
随着蒋介石的野心昭示，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庭中来。应该说，宋家大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宋霭龄的个性和处境所决定的。作为女人，历史已注定她当不上总统夫人，她忌妒二妹宋庆龄已到了发疯的地步。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于是，宋霭龄不惜抛弃姐妹亲情，转而投向名声不好的蒋介石的怀抱，把未来形势的“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大有政治赌博之嫌，可见她的实用主义之足。而蒋介石也自知名声不佳，自立政府被人称“伪”，但他制变机先，深知“得天下必须得宋家”的奥秘，这也是他的高人之处。因此，先发制人，先人一步，把宋霭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这不能不说是他转败为胜的一招。这时再说起“宁、汉”两个政府，说起“蒋、汪”之争，其实变成了宋氏姐妹自身之争。
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变戏法。于是两府都标榜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揭露、指责与攻击对方。但是，不能不承认南京政府仍处于下风，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武汉完全有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是“伪府”，蒋介石是“独夫民贼”，这也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
再说孙夫人虽说不是汉府的首脑，但在党内地位来说无人能比，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连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战友，是孙先生的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保卫者，乃至继承人。因此，蒋介石欲自立南京政府以来，一直在做争取孙夫人宋庆龄的工作，包括拉拢宋霭龄上船，也是这个目的。然则，宋庆龄对南京政府的不承认和对蒋介石的绝断态度，又使他很清楚孙夫人绝不是一个苟同的人，这使他对宋庆龄感到既恨又怕。
应该说，在武汉政府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不像宋庆龄那样显赫、在政治上居于重心，然而却掌握着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业务关系，在财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在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遗憾的是，这个宋子文，在蒋介石眼里一向自视清高，也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
古人言，降龙先擒首。虽然宋氏家庭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首先俘获了宋氏家庭的大阿姐宋霭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在党内虽没有位置，但在家庭大事上却是一人说了算。往往社会的问题不好解决，拿到家庭上解决便会迎刃而解。同时她对时局还有诸多见解，竟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的时候，就曾经秘密差人到上海送信，邀请宋霭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助力。宋霭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霭龄并没有下船，而是着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与蒋介石做了24小时的长谈。事后，她又把小妹宋美龄请到庐山陪蒋介石玩了几日。只有这次被宋子文撞到了。宋子文纵有三个脑袋也不会想到大姐做手脚。
关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九江会晤的具体内容，只有天知地知了。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她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也是这次会晤的直接受害人。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陈洁如回忆说：
蒋介石与宋霭龄会晤后，宋径自回到上海，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所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蒋介石说，在这次谈话中，两个人以讨论当前的政治时局为突破口，渐渐深入，谈到即将形成的两个政府、谈到可能遇到困难时，蒋介石则向宋霭龄摊牌，请求宋霭龄对他给以紧急救援，如果成功，天下平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