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一词虽然是最近才出现，但创新的思想、创新的精神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新活动的历史。从钻木取火到铁器冶炼。从游牧狩猎到定居农耕，人类社会的每个进步无不是追求变革与创新的结果。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这与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祖先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开启现代社会之门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和印刷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创新史。
中华民族正是在不断创新中，才做到了知行合一。在经济生活中更是如此，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想在市场上做大做强，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根据社会形势、市场行情及竞争对手情况的做出相应的变化，不断在组织结构上、产品上、营销上和市场上创新。
创新的本质，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来说就是：“生”。《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日生”，而人类是靠自己的创新能力自立于天地之间，最有意义的人生莫过于不断创新的人生。所谓“生”，乃是说“世界”并非本来如此，亦非一直如此，而是生生不息、日新而月异。所谓“创新”，更具体地说，就是“无中生有”——从被抛弃、被忽略、被认为是“不可能”、“不必要”的“空白处”生出“有”来，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咋的前提是“有中生无”——超越已有的成果，不为权威的结论所束缚，不被流行的观点所湮没，不因眼前的困难而退缩。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创新的本质就是“有无相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道家老子思想的实质。
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观点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更新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经营理念，都是“从无到有“都是创新的形式。而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组织结构的建立，新的经营理念的建立，都不是空穴来潮，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在已有产品、市场、组织结构、经营观念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旧事物的否定、变革和改进，即“有中生无”。正是在这种“有无相生”中，商业活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不断发展前进，因而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明了创新的连续性，即企业必须立足于所处的形势，分析自己组织的优缺点，不断地创新，不能一劳永逸，所以创新应该是企业的职能之一。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认为：“任何企业只有两个——仅仅是两个——基本功能，就是贯彻销售观点和创新”。他把创新明确的提到了企业基本功能的高度，认为断创新十分重要。因此，企业本质上作为一个需要让渡了顾客价值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组织，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住顾客当前和潜在的需求，无论是在组织结构上还是经营制度上，不断开拓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翻开中国民族的史卷，历代的名人志士、名商巨贾用鲜活的实例，诠释了创新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商魂。
从社会大的方面看，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不断解放了生产力，铸就了中华民族经济的辉煌。每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总有创新人物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以非凡的胆魄和聪明才智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鸣锣开道。
如著名的改革家管仲，从改革赋税入手，采用“均地分田”“与之（民）分货”的办法，将齐国的生产方式从奴隶制转变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这一改革大大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管子·乘马篇》记载，在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下，奴隶毫无生产积极性，“不告知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管仲改革之后，出现了劳动者“夜寐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的状况。
叉如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提出了“农战论”。“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农”方面，他主张“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彻底废除井田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规定“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同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新的土地所有制，即“为田开阡陌封疆”，承认了土地私有这一事实。商鞅的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再如曹操创设屯田制，基于东汉末年，豪强割据，战乱纷繁，秦汉时期繁荣起来的自耕农经济遭到空前的摧残，濒于土崩瓦解的境地。加之当时瘟疫流行，蝗虫作乱，“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在这种背景下，应募自愿流民到屯田土地上，“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同时，对屯田客给予优待，一般不征调他们服兵役和徭役。“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使北方地区的生产在战乱中得到较快的恢复，较好地解决了军粮问题，从而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成为三国鼎立的一国。
从企业小的方面看，那些能曾经能在商场上驰骋一时的企业，都是不断根据形势调整战略、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谈到这一点上的创新，有一个群体我们就不得不提。那就是明清两代兴起的商帮，特别是称雄明清两代，兴盛达数百年的晋商和徽商。自秦汉时开始，整个封建社会过程中，统治者都遵循“重农抑商”政策，大大抑制了商业发展。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晋商和徽商还能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商业史上的奇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诚然，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其重商立业，诚信经营，艰苦奋斗，任人唯贤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有一点也不可否认，就是创新的思想在他们的经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徽商为例。在徽商发展过程中，他们就不断根据需要实现产品的多元化。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此，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徽商还根据需要，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胆魄，还得益于他们的创新理念。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晋商家族则认为“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相差何啻万里！这种想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就是创新。例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明确反对义利两分，疾呼要“通商惠工，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观念，率先提出“工商皆本”。
《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系辞上》又说：“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为易”，对不断创新的能力推崇备至。告诫我们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新旧总是相对的。今天“新“的东西，可能就是明天“旧”的东西；而今天”旧“的东西就是昨天新的东西。所以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要根据形式的变化，不断变革。如清末明国时期的“旗袍大王”韩俊峰，就是不断创新的典型例子。他出身贫苦。开始时为顾客上门服务，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的基础上，他及时地调整了经营形式，成立了双顺成衣铺。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采取了“双工资制”：一是采取固定工资的形式，另一种采取分成工资的形式，“四六分成”，多劳多酬。这样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即使在过年过节最忙时职工加班加点’打夜作’也从没有人有半点怨言”。这样既满足了顾客的需要，更提高了双顺的信誉。这样，双顺在当时就红极一时。但韩俊峰并没有满足，他顺应时代潮流，根据人们观念的改变，积极创新。凭着他战略家的眼光，他看到在他生活的时代（清末到民国），中国正发生着三千年来少有的动荡，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入，新的审美观念正悄然进入人们的头脑。特别是一种女装——旗袍，这种清代旗人妇女的服装，在民国时已广泛流行，但这种服饰的设计不是很合理，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妇女的身体自由，这与民国以来逐步解放的妇女生活很不协调。他不断研究，大胆的推出了又美观叉方便的新式旗袍，大获成功。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他还不断在使用的面料的方面突破，“丝绸旗袍”、“半袖旗袍”等的相继推出，使几代人为之而狂，将韩俊峰誉为“旗袍大王”。韩俊峰并未就此止步，他还学习鞋店“内联升”预备《履中备载》的经验，将经常来店中制作旗袍的大户人家，一一详细记载，标明顾客的尺寸，所喜欢的式样。这样，顾客需要时，一个电话过来，双顺便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制作合适的衣服，并送货上门。这种做法使双顺衣铺不断发展，生意异常兴隆。
我国古代的这种创新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国内历代名人志士、名商巨贾，但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并提出创新思想的却是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先完成的。首先提出“创新理论”的是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Schumpeter，IosephAlois。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国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创新进取的例子。GE公司从一家生产电灯泡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上多元化经营最成功的跨国企业，总裁韦尔奇不断创新的思想无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那些创新人物的胆魄和把握规律的智慧以及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对现在处于硝烟弥漫的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说，应该说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现代激烈的竞争使传统的市场领域日趋饱和，买方市场大行其道，企业在这种形势下真正发扬“变革创新，知行合一”的中华商魂，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创造新产品或服务，更新组织结构，调整企业战略，满足消费者当前和潜在的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和现实。当今的不少企业也从中汲取了思想养分，受到启发，把握市场规律和行情变化，大胆预测其发展轨迹，敢于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更新经营理念，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电视湘军：娱乐为先
近年来，湖南电视台在国内声名鹊起，不仅推出了一批深受观众喜欢的电视节目和主持人，还投资拍摄了一批在国内引起收视轰动的电视剧，湖南电视在全国的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人称“湖南电视现象”。而从改革的一开始，湖南电视的同仁们就把娱乐作为湖南电视的发展方向，一改过去政治色彩浓厚的特点，在国内电视领域的改革中抢占先机。纵观湖南电视的改革，制度创新、锐意改革是其能有今天成就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