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也许是性分所近，早在读大学期间，我就对文艺学产生兴趣，但当时并未认真阅读《文心雕龙》。1964年7月，我被分配到泰安师专中文科（后改为泰山学院文学院）任教，便主动要求教文学概论。但随后即到农村“脱胎换骨”改造一年，参加“四清”工作团一年，返校后又赶上八年“文革”内乱，哪有可能搞学问。“文革”后期，我对日甚一日的“派仗”十分厌倦，便常到图书馆乱翻书。一次偶然见到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便借到家中阅读。见惯了极“左”文论教条，《文心雕龙》给我一种新鲜感。由于受极“左”时风影响，个人识力所限，当时对刘勰受儒学影响的局限还是看得较重，随着时代的推移，研读心态才逐渐平和起来。
如我在《致谢》中所述，我的《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实得力于周振甫、王元化、牟世金等先生的鼓励和指导。而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惭愧的是，由于兴趣驳杂、用心不专，三十多年只留下区区十几篇文字。一直有友人鼓动我出书，之所以迟迟未动，一则有荆川先生之忧，怕“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再则也因学术兴趣他移，无心回顾旧作。而今转念一想，即有“取诮”，也早在发表之时，又何待结集？多年心血，弃之不甘，借此略作盘点，也便轻松前行。于是便有了目前这个集子。
本书正编《文心雕龙》研究18篇，附编古典美学研究8篇，是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索《文心雕龙》和古典美学的主要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曾公开发表。写作时间跨度达三十年之久，我的学术思想前后也有些变化。但多数观点至今仍在坚持，也为保留历史原貌，这次结集基本未作改动。由于当初写作、发表环境各异，文章行文格式、体例不尽相同，而今也不强求统一。为了在不同场合强调一贯坚持的观点，某些篇章可能有少许交叉、重复，为免伤筋动骨，一概不作删订。文章打乱原发表时序，改为按内容性质编排。正编《文心雕龙》研究依次为：作家身世、作品背景研究；作品理论体系探讨；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反思；书评等。附编古典美学研究依次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探析；名山景观美学个案研究等。
笔者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所作的主要工作是：首次系统考察《文心雕龙》问世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差不多与王元化先生同时提出刘勰出身非士族说；结合古代士大夫人生模式，探讨刘勰悲剧及其文化意义；系统论述刘勰的“军国”情结，及其历史、社会渊源；揭示《文心雕龙》由宇宙本体论向人格本体论过渡的时代意义；借鉴系统论方法原则，从思想体系、方法体系、结构体系及其整体功能角度，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时代审美图景”概念；最早论证《文心雕龙》自身的研究方法，指出《文心雕龙》研究方法，主要源自《墨经》和玄学；较早从东西方文化模式角度，比较《文心雕龙》与《诗学》异同；论证顺应时代潮流审美立场的确立为《文心雕龙》的灵魂，也是最值得当代人借鉴之处；从思维模式、人生观模式角度揭示《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指出《文心雕龙》是在古代文论史上最早体现士大夫两种人生模式和两种审美倾向的专著；首次概述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的综合化趋势；强调了《文心雕龙》研究应跳出词语研究局限，树立宏观视野，拈出“大语境词语训诂”、“大背景矛盾分析”、“大应用”等方法范畴；作为“大语境词语训诂”实例，考证出“文之为德”的“德”字，意为“道之舍”；指出《文心雕龙》体系研究在理论准备、思辨水平、文化视野方面的不足；指明《原道》之“道”，不宜以唯物、唯心划分，而具“浑融”、“神秘”特性；指出《文心雕龙》的着眼点在“经”不在“道”；指出“论文叙笔”有重要理论地位，是“正末归本”的基础；在评论杨明论文时，指出更新研究者“前理解”的重要，指明《文心雕龙》充满顺应文学潮流和圣化儒经的内在紧张；指出王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规律”反思的两重性，尤其是矫枉过正偏向。
我对古典美学和名山景观审美的相关思考，可视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延伸和扩展，两者可以相互映发。这方面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首次论述了魏晋南朝自然审美自觉的原因和基本特征；指明“情采”是南朝审美意识的主潮和核心；重新审视“意境”范畴的性质、要求、构成和艺术效果，反对将它视为“诗歌美学基本范畴”，乃至与“典型”范畴相比较；为王渔洋“神韵”说辩诬，论证它并非“形式主义诗论”、“重复前人诗论”、“偏狭的诗论”；对学术权威“文论还是模糊好”论断提出质疑；从民族文化视觉模式角度，辨析杜甫《望岳》诗（“岱宗夫如何”）观察视角学术公案；揭出徐霞客观山“崇高”审美心态的文化、审美价值；指出并论证泰山景观配置格局偏重人文、神权的局限，等等。
王元化先生见到我的第一篇论文曾鼓励说，我的研究路向是他“期待于中青年研究者”的“综合研究方法”。其实，我也并无明确的方法观念。只是与我的泛览习惯、哲学兴趣有关，我自始至终力求在宏观文化视野中探究具体问题，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文化、审美模式整体框架中审视。文本还原，当然是研究的基础。但似乎不能把“还原”仅仅理解为把握古籍字面义，它还应包括作者的本来意图，即他如此言说想达到什么现实目的。西方思想史家斯金纳在《如何以言行事》（HowDoThingswithWords）中就指出，所有言语行为除以言表意功能外，还有以言行事意向（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第144、145页）。这就迫使我们扩大词语语境，由上下文扩展到社会、文化背景乃至社会形态。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有史、论、评三结合，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特色。我们解读它们时就应探求，它们究竟针对什么文学现象而发，潜在的读者对象是谁，如此言说的推动力是什么。此道不明，就很难近似地准确“还原”。乾嘉考据功夫确实为我辈学人所欠缺。但也应看到，乾嘉考据也确有“专用绵密工夫在一部书之中，不甚提起眼光超览一部书之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弱点。因此，训诂还应与“知人论世”相结合，兼及政、经、文等社会大语境，而不可只重词语辨析。而语词辨析，又应遵循古汉语发展规律，力戒望文生解。
马克思曾指出：“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致马·马·科瓦列夫斯基》）这也就是区分原作强调重点和阐释强调重点。但研究者强调的东西，又必须是原作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所希望和外加的东西。如在《文心雕龙》中，“雅丽”和“衔华配实”是作者“自认为提供的东西”，为全书的纲领，并以此批评“复古”与“讹滥”两种倾向，这也确实为一大贡献。但在我这个阐释者看来，“情采”才是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情采”是标志时代特征的美学范畴，是《文心雕龙》更有价值的富有独创的理论基石。《文心雕龙》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情采”意识在众多论题中不完全自觉的渗透。当然刘勰自己并未意识到，因为理论的客观意义，有时也会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
克罗齐指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原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康尼尔·李德则说：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想从历史中寻找的东西”。现代阐释学也认为，阐释者对经典只能看到他所能够看到的东西。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无不受“前理解”（又称“先见”）制约。因此，不断改进、提高“前理解”，便成为深入阐释的关键。这就需要不断开阔、更新知识视野，不时反省、校正“先见”，从而确立合理阐释框架。为开阔“先见”视野，就不能仅仅关注文论和文学作品，还应旁涉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逻辑、心理等历史文本，并与前者相贯通。笔者在研究中虽已意识到此点，也作了一些努力，却终因学力不济，难副所愿。
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长期接触中，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形成某种偏爱乃至偏执，导致对经典神圣化和“过度阐释”（昂贝托·艾柯）。后来者当然不可轻看古人，他们的某些智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企及。但研究者的过度尊崇，却容易夸大经典的逻辑完整性，形成思想史家所担忧的“融贯性神话”。其实，逻辑冲突，即使在现代人著作中也经常出现。关于《原道》、《风骨》等的长期争议，就有这个问题。与《神思》、《物色》等名篇相比，其逻辑确实不太清晰。硬是要论证其逻辑完整、自洽，就只能众说纷纭，越说越糊涂。对此类篇章，只宜抓取主旨，不必求之过深。此类善意歪曲，还包括思想史家所批评的，“楞是要‘找出’某一著作家在所有无可争议的主题上的学说体系”的“学说神话”（昆廷·斯金纳）。如因《文心雕龙》曾数言“自然”，就努力从书中寻找“自然”的学说体系，就是诸如此类的“学说神话”。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始，主流学界就倡导借鉴古代文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体系，却至今收效甚微。问题在于，任何时代的文论，都是对包括艺术实践在内的社会生活的理论抽象，而主要不是“话语”建构问题。因此，不应过分夸大古代文论在建构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康尼尔·李德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具备一种正确的哲学。”而正确的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只能从生活中来。文论史家也应如此。有必要遵从马克思的教导，“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从语言降到生活”，在认识现实社会上狠下功夫，确立自己的审美立场。因此，在部分拙作中，就自然寄寓了我的某些人生社会观感，尽管可能十分浅薄。但我始终信奉并力求实践“以出世心态，作入世文章”，并坚持认为，人文学者应该有必要的社会关切和道义担当，而不能只作单纯的知识工匠。
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研究，是一种过去时的历史研究，主要又是经典文本阐释，研究者必然面临诸多困难。诸如：既要对古人抱同情之理解，又不能由偏爱对象走向偏狭；既应尊重经典原意，又要作出个性化创造性解读；既要保持客观求真心态，又要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应用意识，如此等等。以我个人体会而言，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实在并非易事；在与古代语词和史实的搏斗中，我经常感受到一种难以阐释的痛苦。经典接受史，必然是一个不断阐释再阐释的无限过程，其间必有各种不尽相同乃至截然对立的解读，如此才有人类认识的发展。因此，相互倾听、吸取，就至为必要。笔者对所有论著均敞开胸怀，以理衡文，尊重但不迷信权威；对中青学者佳论多有借引，于前辈权威观点不乏异议。我深知自身局限：讲古学功底，远逊前辈学者；论西学视野，难追青年才俊。所稍可自慰者，不过尚愿进取罢了。因此，所有拙论都只是一个老学员以管窥天的粗浅解读，决不敢自固、自必。以上治学理念，是否可取，即有可取，是否成功，均有待检验和评判。今者丑媳勇见公婆，亟盼众贤不吝赐教。
读写生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既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也有“沉醉不知归路”的欢欣。那种探奇寻幽、“于心有寄”的乐趣，诚如陆机所言“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此乃最直接、切实的报偿，此报足矣，吾复何求！
呜呼！整个青年时代，在社会动荡中荒废；人到中年，才有张安静书桌。尽管拼命补课，毕竟力不从心，而转瞬已届古稀之年。面对一摞幼稚作业，真是感慨万端。祖保泉先生曾抄赠我一首妙词，颇能喻我当下心境，谨敬录于此，以代歌吟：
水调歌头
日月东西转，岁月水东流。楼前山路来去，四十几春秋？俯仰悠悠天地，毁誉纷纷人世，何必问缘由！老矣爱闲静，不忮也无求。
少荒疏，壮勤奋，老优游。从今由我，忙闲皆可自筹谋。犹对环墙书册，宁愿闲抛心力，吟趣正绸缪。一阕初成后，长吟上西楼。
刘凌
于岱麓山来居活水斋
2010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