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有一段宏论发人深省，他说：“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理由又可分为二：一则受之于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与方法。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与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强调研究方法对学术创新的重要作用，确为精通学术发展史的真知灼见。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只强调立场、观点而置方法于不顾，或将立场、观点直接等同于方法。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未见有人对《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进步性著文探讨。因此，本文拟就此试作探索，权充引玉之砖。
探讨《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序志》篇应尤为重视，因为其中颇有些关于方法的“夫子自道”。当然，又不可局限于此。其他篇章也时有关乎方法的言论。更重要的，则是《文心雕龙》全书应用这些方法的客观论证。我即以此作为基本线索，结合当时方法论一般状况，试作简略考察。
《文心雕龙·序志》在陈述其结撰甘苦的最后一段有云：“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可说是刘勰方法论的一个纲领。清代学者黄叔琳、张曰班等都曾锐敏地看到了这—点［1］。“折衷”又名“折中”、“制中”，此语古已有之。《离骚》云：“明五帝以折中”。《礼记·仲尼燕居》云：“夫礼所以制中也”。《史记·孔子世家赞》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上引“折中”，均意表“取正”。《管子·小匡》曰：“决狱折中，不杀不拿，不诬无罪”。《楚辞·九叹·远逝》曰：“北斗为我折中焉”。以上“折中”，均意近“持平”。但在这些地方，“折中”还是作为—般的概念使用。而《序志》此论，却是将它作为—种认识方法予以突出强调，意为在分析事理时，唯求中正持平，这可说是颇有点辩证意味的方法论。“唯务折衷”可视为《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总纲，正是在这一总纲支配下，它采取了如下具体方法。
一阅时取证
唯物史观认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一部人类认识史证明，古代有成就的科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原则。《文心雕龙》成功的原团之一，亦正在于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它的绝大多数论点，都遵循“以文纪实”（《议对》），“捃理须覈”（《事类》）的原则，建筑在当时所能掌握的事实材料之上。这无须一一举例，仅就《文心雕龙》的整体结构而言，就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安排。上篇“论文叙笔”部分，当然不能说没有理论，但各种文体现象，又毕竟是下篇进行重大理论概括的事实基础，刘勰正是对各类文体“先博览以精阅”，然后才得以在下篇“总纲领而摄契”（《通变》）《定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这一思思恰与文体论遥相呼应。上篇辨析每种文体，都曾指出各自对内容的适应性，这正是“因情立体”的依据。谈到“即体成势”，刘勰举例论证说：“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注序，则师范于覈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这就与上篇论及的多种文体特点密切联系起来。其他如《情采》、《比兴》、《夸饰》之于《明诗》、《赋颂》的映照，《时序》、《才略》之于上篇各章相应和，也都体现了这种方法原则。
还应进一步指出，刘勰不仅一般地做到了从事实出发，而且还能“阅时取证”（《明诗》）、“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事类》），即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论文叙笔”的“原始以表末”（《序志》），就是叙述各种文体的渊源发展，合起来可视为一部文体发展史。总的来看，刘勰的叙述比较全面地占有了资料，一般能勾勒出各种文体的演变轮廓，迄今仍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明诗》简述古诗“情变”，点明商周的“六义环深”，楚国的“离骚为刺”，建安的“磊落”、“明晰”，嵇、阮的“清峻”、“遥深”，晋世的“轻绮”，江左的“玄风”，宋初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都较符合实情并得其要领。历史考察方法的应用，当然并不限于上篇之中。下篇各章，特别是《通变》、《时序》、《才略》等篇，也多贯穿着这种“原始以要终”（《时序》）的历史方法。《通变》对从唐、虞宋初的文风作了粗线条的勾勒，《时序》所论各代“时运”与文风的对应关系十分具体、详实。《才略》论述九代诗文的“辞令华采”更是洋洋洒洒，妙语间出。诸如“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之类评语，历来为学者们所喜道乐征。
列宁《哲学笔记》曾指出：“对存在（直接的现象）的理解（认识）能揭示本质（因果律、同一性、差别性等等）。”正视客观存在，经由一定的条件，就能将认识引向本质。这个道理，在今人看来，已不足为奇。但在虚浮学风弥漫的南朝，能提出并实践这一原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识见。从事实出发，并进而作历史考察的方法，是《文心雕龙》整个方法论的基石。这一方法，使《文心雕龙》整个立论获得了坚实的唯物论基础。
二兼解俱通
“折衷”这一概念，本来就有扣其两端而取其中、兼顾各面的含义。因此，刘勰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极为重视对事物作多方面的分析，竭力避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知音》）的片面性。《定势》在谈到文势的“奇正”时说道：“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刘勰看到了诸如奇与正、刚与柔等事物的对立统一，主张“并总”观察、兼解俱通。而实际上，这也正是刘勰自觉运用并富有成效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他篇章也经常触及这—原则。《奏启》曾对世人“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的极端态度，严肃提出批评。《章句》在论及韵的稳定与变化关系时，又一次指明，只有“折之中和”，才能“庶保无咎”。《知音》则提出了评论作品要“平理若衡”。凡此种种，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确实，刘勰在考察许多文艺现象时认真实践了这一方法，给人以务求全面、力戒偏颇的深刻印象。在谈到形象思维和创作构思时，他以“神与物游”为统契，探讨了“虚静”、“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禀才”、“博练”等各种因素对构思的影响（《神思》）。《体性》则广泛剖析了“情性”制约下的“才”、“气”、“学”、“习”对风格形成的重要意义。更为突出的是，在研究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时，刘勰善于把它们置于对立统一中加以论证，经过对矛盾双方的细致分析，得出中肯的结论。因而，书中便出现了丰富的对应范畴，诸如“质”与“文”、“华”与“实”、“奇”与“正”、“情”与“采”、“雅”与“俗”、“古”与“今”、“通”与“变”、“事”与“义”、“神”与“物”、“意”与“言”、“风”与“骨”、“才”与“学”等等，这里，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许多对应范畴一一加以介绍，兹仅举两例以证明“兼解俱通”方法的重大作用。
一是对质文关系（即内容形式关系）的处理。刘勰运用“兼解俱通”的方法，分析了这一对矛盾，既重视内容，又不忽视形式，坚持了文质统一论，避免了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两种错误倾向。这个基本思想成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根红线，是该书一个极为宝贵的合理内核。这里，我想谈谈人们经常议论的“文之枢纽”。在我看来，“文之枢纽”最基本的合理因素，就在于体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思想。显而易见，《原道》、《征圣》、《宗经》强调的是儒家思想，而《正纬》、《辨骚》则重在吸取艺术形式。刘勰对纬的“无益经典”（《正纬》）、离骚的“异乎经典”（《辨骚》）虽持批判态度，但对纬的“辞富膏腴”（《正纬》）、离骚的“惊采绝艳”（《辨骚》）并不排斥。他的基本意图，是恪守儒家立场，努力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这正是“文之枢纽”的一个内在逻辑，也是全书文质统一观点的总源头。
二是对“古”与“今”。“通”与“变”（即传统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论述。在这个问题上，刘勰也坚持了两点论，主张古今统—、通变结合，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定古法”（《通变》）的科学命题。其实，这种思想，在“文之枢纽”中也已初露端倪。所谓“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所谓“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宗经》）；所谓“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辨骚》），都已隐含着古今统一、通变结合的原则。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又一个思想线索。
刘勰对这两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魏晋以来，文坛逐渐由对古训的迷信和对文采的轻视，转向追求时尚、醉心文采，到齐粱时期，片面迎合时风、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已日趋严重。在这种形势下，刘勰的观点当然具有补偏救弊的积极意义，同时又避免了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如果放开眼界来看，可以发现，文艺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艺转折，往往都与这两个问题的合理解决有关。当前，我们的新文艺不也面临着继承传统和面对现实、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的问题吗？刘勰运用“兼解俱通”的方法解决的这两个重要课题、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上，只是刘勰运用“兼解惧通”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两个荦荦大例。其实，其他的例证也所在多有。如刘勰一方面认为，人们的认识有“原始要终，虽百世可知”（《时序》）、“无曰纷杂，皎然可品”（《才略》），即可知的一面；同时，又认为，“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神思》）、“文情难鉴”（《知音》）、“言不尽意”（《序志》），即认识有难知的一面。这种对真理认识的可能性与相对性的理解，较之当时“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两派的极端观点，要更为辩证和全面。虽然这只是些零星的立论，却也值得哲学史家加以注意。
总之，《文心雕龙》多从事物的联系中追本求源，因而立论显得中正稳妥。人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常所征引的妙语、警句，大多是“兼解俱通”的辩证表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即是一例。
三贵乎体要
要从错综复杂、真假混淆的现象中抓取本质，还应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事物的多种联系中理出基本的线索。刘勰继承了儒家古文经学派的优良传统，将这种方法称之为“贵乎体要”（《序志》）。在许多篇章中，还有类似的其他表述，如“晓其大纲”（《史传》）、“宜撮纲要”（《诸子》），“治繁总要”（《奏启》）、“贵乎精要”（《书记》）、“务总纲领”（《附会》）等等。《文心雕龙》全书的论证，则是实践这种方法的优秀范例。
大而言之，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体设计上，刘勰就有意作了“务总纲领”的安排。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文之枢纽”，在他看来，就是全书的纲要。上篇的基本内容，是“诠次文体”，下篇的中心任务，是“驱引笔术”［3］，亦各有其要。而《序志》则详述指导思想和所采取的论证方法“以驭群篇”，为我们开启《文心雕龙》这座古文论宝库提供了得力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