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话语建构，也须遵循效率和经济原则。如果既有话语已无力应对环境，借用外来话语反而高效低耗，就必然会大量引进外来话语。这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话语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大量使用西方话语的根本原因。严复当年就曾抱怨：“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他翻译《天演论》，就以西方话语，激活了汉语古老词汇。因此，决不能将引进外来话语，归于文化人的一念之差和崇洋媚外，因为人们毕竟对本土话语有着更大亲和性。还应看到，“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之中，成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一部分”，也即已成为新的“中国话语”的一部分。以为只有某一古代话语才是“中国话语”，将已“洋为中用”、“中国化”的外来话语排斥在外，是典型的机械论和僵化论。
最后，话语形态与学术影响力并无必然联系。有人认为，我们东方国家之所以“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乃是“中国话语”丢失之过。但实际上，影响力既根于自身原创力，也即提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受制于接受方的社会需要。而由于包括学术建制、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等体制因素制约，我国学术原创性却严重匮乏。连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改革经济学，也难副人愿。在2008年1月东京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差距问题日中共同研究”研讨会上，中国学者答日本学者问，就彰显我国学者缺乏深入具体的“理论历史感”而“难解日本同行心中之惑”国际影响也基于国际需求。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取决于中国经验的国际普遍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深广，而在发达国家却影响甚微，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即令想扩大国际影响，也需在以上两方面着力，指责学者“噤若寒蝉”，寄望于“中国话语”形态，实乃南辕北辙。所以，还需追问：你的“中国话语”，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普遍适用性？
由上可知，中国学术原创力的薄弱，实与传统“话语”丧失、偏重西学无关。百年前，王国维就指出：并无“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梁启超更是“断言”：“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活跃，不都证明这一“断言”吗？可惜，静安无视中西学术的历史发展，以至难以应对事变，导致自毁。被称为“XXX焦虑”的“失语”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法应对环境变化的意义认同危机，缺乏坚定当代“中国观”的危机。如查尔斯·泰勒所形容的：“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而“所有这些可能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是未定的”，“这是一种痛苦和恐惧的经验”。而“失语”论者却不明这种“痛苦”的主客观根源，将之归咎于屈服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落入舍本逐末的理论陷阱。
三、走出“话语”崇拜，从语言降到生活
由上可见，无论是《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还是“失语”论的理论失误，都证明理论水准决非由“话语”方式所决定。因为作为运思、言说方式的“话语”，归根结底是民族生活的能动反映。因此，对“话语”文本，必需考察它由之产生的“社会素材”和“从事想象性工作的人”，而“不是对文本进行复杂的、非背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分析”。真要研究社会进步和文论变革，就不应回避社会考察。
从根本上说，只有从释义学上升到认识论和实践论，才能走出“阐释循环”怪圈，破解文本诠释难题。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恩格斯要求，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和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些论断也完全适用于文论建构和文论研究。不管经由多少中间环节，文论归根结底还是要从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中引申出来。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考察这些“条件”和“精神”，而非仅作非背景化“话语”分析和拼接。即使是阐释古代文论，也需探究相应社会条件。同时还如张世英先生所说，“解释历史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遗憾的是，古文论研究者却往往既缺乏社会条件意识，也缺乏“现在”、“当前”意识。历史已经证明，不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企图走“依经立义”老路，在古文论基础上建构中国当代文论，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无论是当代文论建构，还是古文论研究，都呼唤艺术社会学方法。当然，不是经济、艺术直接对应，贴阶级标签的庸俗社会学方法，而是顾及多种中间环节，吸纳各种研究方法的科学社会学方法。
而“失语”说，以及“转化”论，却恰恰是脱离历史、当代条件，“对文本进行复杂的、非背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分析”，把全付精力置于古代、西方文论术语的选择、改造和融会，也即寄希望于话语分析和“话语转换”上，而疏忽了实际生活内容及其未来发展。无论是以古代文论“为母体”、“为基础”构建现代文论，还是融会中西文论范畴，均是以流代源、本末倒置之论；“西学为体”与“中学为体”之争，也是舍本逐末的无根论争。这才是它们共同的致命伤和理论死穴。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正象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王国。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马克思还尖锐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有人指出：“学者们极易夸大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典籍的意义，并常常将古人的价值观体系误看作民族的行为文化的符号表征。”这些告诫，不值得“失语”论者深思吗？他们是否也“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王国”了呢？文论研究者，由于长期与“话语”打交道，就很容易形成“话语”崇拜。所以，走出“话语”崇拜，认识当代社会，实为当务之急。
然而，认识当代社会，又谈何容易？对此，很多当代学者都曾发出慨叹。钱理群就曾坦言：“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殷国明也指出：许多知识分子，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好坏过去还有个精神支柱，现在叭叽一下子垮了，又没有新的拐杖可以支撑。”孔庆东在北大校庆110周年答采访者问时提出：“‘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直到2008年初，仍有人在惊呼：“这是一个空前价值真空的时代，当年支持鲁迅的启蒙立场、支持柳青的共产主义信仰、支持路遥的民间价值体系，全部遭到质疑。”可见这种“失精神”，也即“意义”和“价值”迷失，长期以来确为学者乃至国人普遍心态。接着要追问的便是：何以致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