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心雕龙》方法的综合化趋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流传久远的格言，突出强调了改进工具的重要性。令人高兴的是，用它比喻科学研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竟然十分贴切。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被称为“工具”，培根把他的归纳逻辑命名为“新工具”，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科学领域万千个发明创造，无不飘扬着“必先利其器”的旗帜。确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学术研究“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1］。作为学术研究之一的《文心雕龙》研究，难道会有什么例外吗？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作为与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密切联系的学科方法，它的重大改革，或许将成为开创研究《文心雕龙》新局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口。古往今来，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发生过哪些重大变化？现阶段的状况如何？今后的发展趋势怎样？这些，就是本文所感兴趣并尝试探讨的问题。
《文心雕龙》自于齐梁间问世以来，引起了历代学人研读的兴趣。至今，《文心雕龙》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成为一门“显学”。不过，就象生产工具有个从石刀到电脑的演进一样，研究《文心雕龙》的“工具”，也有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根据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性质，可以把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发展大体划为四个大阶段。明清为一段，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夕为一段，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夕为一段，“文革”后至今为一段。下面，试简述各期概况。
一、明清时期
《文心雕龙》早在隋代就有著录，唐宋两朝已有征引，但大量的诠释评论却是在明清。这—阶段，人们对《文心雕龙》的认识，表现于注释、校勘、杂录、序跋、著录提要和评点等方面，而更多的功夫，是下在注释、校勘即疏通、订正文字上。明清之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唯物主义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论所能达到的高度。西方近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传入，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治学方法。这就导致了清代学者“巨细毕究，本末兼察”［2］的辨疑精神，和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的治学特色。因此，梁启超曾多次指出，清人的治学方法颇近于近世科学精神［3］。《文心》校注的广罗博搜，内证外证，汇总比勘，就表现出科学归纳和朴素辨证思维的某些特征，但这毕竟主要是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算不得真正的研究，至多只能看作研究的基础。何况，这些工作还常常表现出烦琐破碎、机械罗列的缺陷。能体现明清《文心雕龙》研究水平的，主要是各家评点［4］，其次是序跋和提要［5］。这些方面的研究，时或能知人论世，顾及《文心雕龙》的内外联系，并力求抓取主旨。《原道》、《乐府》诸篇纪昀评，就常常将《文心雕龙》之作与齐梁绮靡文风的泛滥联系起来。《诸子》、《时序》纪评又指出刘勰“隐然自喻”、“郁郁乃尔”、“亦发愤而著书者”的身世背景。《乐府》黄叔琳评将刘勰的尊崇“正响”与《玉台新咏》的竞尚轻艳相对照。《风骨》杨慎评指出“风骨”论对徐季海书评、张彦远画论有一定影响。刘开书《文心雕龙》后认为刘勰、韩愈文论颇能相合。《养气》纪评则谈到“养气”说与《神思》“虚静”说的呼应。凡此，都运用了内外联系的方法。此外，各家之评又多能“于其整严新巧处而注意”［6］，颇得《文心雕龙》主旨和关键。《序志》纪评，在“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一段评道：“全书针对此数语立言”。《情采》纪评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数语为“一篇之大旨”。曹学佺序则认为“彦和义炳而采流，故取重于休文”。较之西方，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较为发达，于《文心雕龙》评点也可窥一侧面。但是，不可讳言，明清人的研究，由于科学知性的细密分析不足，因而其朴素的综合便往往带有直观、猜测、朦胧的特色，难以深刻揭示其本质，甚而出现谬误。许多序跋每每把《文心雕龙》看作阐扬儒道之作和文章作法之类，就是泥于字句的皮相之论。纪昀认为《总术》篇“语多难解”，“其言汗漫”，就在于他未能与创作论各篇联系考求。纪氏指出《隐秀》补文“殊不类，究属可疑”，有一定识见。但他主要从用语上加以比勘，论证就欠充分。明清评点往往以“不必说破”［7］自矜，但诸如“妙如微茫”、“妙参活法”、“入微之论”一类品评，实在难明要领。章学诚曾尖锐指出：汉学家“昧于知时，动矜博古”［8］。梁任公也认为，乾嘉之学有一个普遍弱点，即“他们专用绵密工夫在一部书之中，不甚提起眼光超览一部书之外”［9］。明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既不能把《文心雕龙》置于南朝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上，也不注意考查它对后代和现实文坛的影响。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以及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大多强调《文心雕龙》的“征圣”、“宗经”原则和文章作法论，而于重大创作理论则不甚重视。总之，这一阶段还侧重于搜集、准备材料。评点式的研究，则停留于朴素辩证思维水平，并与朴素知性思维的烦琐和孤立方法纠缠在一起。重材料的丰备和确实，轻理论的概括和阐发，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是本期研究方法的特征。这不仅与当时的一般方法水平相适应，而且也是一般科研过程的必经阶段。任何研究，材料的搜集，鉴别必不可少，而对于“苦无善本，漶漫不可读”的《文心雕龙》则尤为重要。
二、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夕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勃起，以及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大量传入，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发生变化。粱任公在二十年代谈及整理经学的新路时，曾提出为达到使经典“人人能读而且乐读”，要“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在论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时，他又指出“文字的整理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以后进一步研究诸家学术内容，求出我国文化渊源流别之所出所演，发挥其精诣，而批评其长短得失，便是我们后辈的责任”。辛亥革命之后到解放前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变革的要求，但似乎没有完全达到梁任公所设想的目标。二十年代前后，由于受欧洲和日本文学理论分类的影响，开始有人从文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方面，用知性分析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但并未能进一步深入展开。此间鲁迅先生的一些议论值得重现。他指出了刘勰思想变化与南朝政治斗争和儒佛起伏消长的密切联系，在一些论著中对《文心雕龙》许多观点子以引用、评价，并将《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相提并论。惜其多为随文涉笔，未及展开论证，因而当时未能产生重大影响。在本期影响最大的研究专著是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黄著继承并发展了清人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重资料的详实，力避“空虚之弊”（《风骨》注），在联系背景、结合全书、考察源流等方面均有所推进，对篇章大意的阐发也更为重视。如他指出“彦和论文，必以存真实为主，亦鉴于楚艳汉侈之流弊而立言”，又联系齐粱“文胜质衰”的文风，指出刘勰“所讥独在采滥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将《文心雕龙》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便颇中《文心雕龙》肯綮。黄侃治学向来主张”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他研治《文心雕龙》也一反清人的重字句，而更重全书篇章之间的联系。《神思》题解认为：“自此至《总术》及《物色》篇，析论为文之术，《时序》及《才略》已下三篇，综论循省前文之方。比于上篇，一则为提挈纲维之言，一则为辨章众体之论。”《总术》释义指出：“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然则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这样联系全书整体考察部分篇章的意义，自然较易得出正确结论。《颂赞》释文，补述“颂之源流变体”；《总术》注解，详注文、笔之辨演化，又表明黄著倾力于源流的历史考索。而缮录例文，与《文心雕龙》相印证，更为黄著首创之功。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札记》也的确存在不少局限。由于作者的历史视野不太开阔，对《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体系揣摩不够，有时不免泥于字句而难明精旨。他认为“大抵舍人论文，皆以循实反本酌中合古为贵”，《通变》“大指”是“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惟在师古”。把刘勰描绘成一个复古者的形象，就不符《文心雕龙》深微用心。黄先生治学精于章句，因而就特重《文心雕龙》的章法论。《章句》篇注释细辨穷搜，占全书篇幅六分之一，即为显证。据闻他在北大讲授《文心》，也极为推重文章作法。而对《体性》、《神思》等重要篇章，却阐之未详。又以先生生平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因而《札记》多流露出对儒经、《文心》的推崇，惶惶于不敢“轻量古贤”、“以弗畔为贤”，而甚少应有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落后于时代的一大弊病。范文澜尝求教黄侃门下。据其自述，《文心雕龙讲疏》（即《文心雕龙注》前身）是“遵师教”成书，“本《略例》之义，稍拓其境宇”。今览《文心雕龙注》，可知其资料之详实、细密，实在空前。但其基本研究方法，的确未超越黄侃。其方法之利弊，也大体与黄著相同，又略增繁冗之嫌。虽然《讲疏序》自谓“每篇释义，多陈主观之见”，但实际上，全书还主要是客观的考释。序文指出“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但书中并未对此作系统阐发。从注文实践来看，范先生之“穷极微旨”，除训诂博细而外，似更重探求全书各篇的逻辑联系。《原道》注和《神思》注曾分别列表展示《文心雕龙》上下篇的组织结构。其理解虽不无可商之处，但确可给人们有益启示。《神思》注还指出《文心》各篇，必于前篇之末，预告后篇所将论者，虽未必在在如是，却也提供了理解《文心》的一种方法。此外，《论说》、《总术》、《序志》各篇注中，都曾指出释典法式对《文心》逻辑的影响，也为《文心》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总之，本期《文心雕龙》研究，更细密而富有条理，篇章大意和篇章间的联系受到突出的注意，分类的研究开始出现。但对社会环境和《文心》整体思想的研究还很欠缺，对《文心》各种文论思想的分剖也不够系统深入，并时可发现古人烦琐注释、即兴评点的遗风。较之同期其他文学研究，它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方法，而较少接受近世科学方法的影响。
三、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
解放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界对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的重视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口号的提出，《文心雕龙》研究有了较大发展，涉及各种内容的论文大量发表。与解放前不同，本期研究论著大多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把《文心》置于南朝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予以讨论，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根本变化。拘守《文心》一书，专在文字上讨生活的旧格局被打破了。研究者开始探求《文心》产生的历史依据，《文心》的基本文学观，并注意从中发掘有益于当代文艺发展的理论营养。《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批评论和许多对写作法则的论述，以及“风骨”、“神思”、“体性”等重要范畴，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就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他在《前言》中指出了《文心》唯物和唯心思想的杂揉和唯物主导面，在释义中也多能顾及南朝的社会环境和作者身世，并从全书联系中作精到阐发。郭绍虞、刘绶松先生的论文，也注意结合我国文论的历史传统，南朝文学发展趋势，并与同期文论进行对照，以阐发《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主张。本期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刘勰的世界观和基本文学观。《文心雕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论专著，考察作者的世界观，对于从总体上把握这部著作的思想倾向十分必要。在讨论中，一般都力求结合刘勰身世、《文心》全书和刘勰其他著作，相互印证，综合论述。所不足者，是往往过分强调世界观与文艺观的统一，而忽视了二者的矛盾，未充分注意到《文心》作为文论著作的特点，而总是力图把刘勰的每个具体文艺思想纳入世界观的基本框架。另外两个较集中的讨论问题，是《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现实、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讨论多能联系南朝文艺斗争并结合全书，较准确地把握《文心》的基本倾向，指出《文心》重视现实内容，要求内容、形式相结合。而不细审原文本意，架空腾说，将古文论现代化，是本期较普遍的弱点。杨明照先生曾专文批评当时那种不顾历史事实、上下文意和词语本旨，而各取所需、乱加发挥的做法。郭绍虞先生也曾对无视《文心》整体，而仅据一、二篇章辄下结论的方法提出批评。此外，本期研究对《文心》有关艺术想象、艺术风格等创作理论重视不够，对基本术语的研究也不够广泛深入。惟有陆侃如先生《〈文心雕龙〉术浯用法举例》一文富有新意。他据词语专门义和普通义以及专门义中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别，对《文心》之“骨”的意义细加分辨，为术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文艺报》从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开始，开辟“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专栏展开讨论。其中，提出许多关于研究方法的建议，往往牵涉到《文心雕龙》，如阶段和整体的结合研究，联系各种艺术理论，使每一用词的含义明确化，中外对照探讨，照应文学创作等。遗憾的是，当时的学术风气，还很难吸取融汇这些意见，并加以推厂。在六十年代前期，顺应时代要求，借鉴以往经验教训，对《文心雕龙》研究方法作新的探索的，是王元化先生默默写作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总之，本期研究视野开阔，注重整体，有批判精神，但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多有机械倾向（表现于或贬低或拔高古人两种倾向），忽视术语微观研究，训诂方法与整体研究往往分离，是本期研究的概况。而新的研究方法也正在孕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