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如陈寅恪所说：宋、齐、梁三代，均对“北人”相对较为信任，多以“北人”中的“豪族”和“高门”为文武骨干；“刘裕易晋为宋，依恃的乃是京口楚子集团。”刘穆之、刘秀之不管是否与勰族同宗，但无疑均属京口集团的莒人，与刘勰有新旧乡谊关系。而勰父尚就在刘宋任越骑校尉。此职乃仅次将军的近卫军领军，地位相当高。可见京口刘氏集团，实有武功传统。由勰传“勰早孤”一语推断，可能由于其父尚早亡，才招至家道中落。但彦和对父辈军功辉煌，想必心怀向往。加之，又有齐梁励武现实政策，就必然激起其从武志向。他主张既“习武”又“晓文”，“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攡文必在纬军国”（《程器》），即为此志的集中表露。在明其心志的《序志》篇中，再一次强调“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证明刘勰决非随便一说。“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又表现了他对时俗“唯以居位为贵”（《晋书·卫瑾传》）的不满，和难以重振祖贤军功的不甘。
曹氏父子均好文重文。但这决非仅是一种爱好，而隐含着某种政治战略。曹植《与杨德祖书》，在历数文人后即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种重文政策，既可广罗人才，强固王纲，又免得文人在外捣乱，何乐而不为？这大约即是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一语的潜台词。刘彦和“攡文必在纬军国”一说，或本自曹丕，但以“军国”相称或另有深意存焉。查“军国”一词，《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和《全汉文》均未见，直到《全后汉文》始现。这或与汉末战乱频仍、以军建国有关。至晋代，本词运用竟数倍增加，盖也战乱时运使然也。此后南朝历代均有“军国”称谓。梁武帝以“军”起家，靠“军”维国，加之其时军事人才奇缺，致有前述武帝激励政策。而刘勰本有恋“武”心态，此情此境拈出此语，也就十分自然。这背后，或许埋伏着一段小小军事思想史呢。至于“兵意”对刘勰身世、心态、出处进退，以及对《文心》辩证立论、布局谋篇的影响，吾友、通人林中明氏述之已详，兹不赘论。
三、《文心雕龙》书成后的政治浮沉
一般说来，文论著作不宜大发政治议论，《文心雕龙》前后文论大都如此。而刘勰何以如此？或因受压太甚，情不自禁。但更可能有意为之，让在上位者，尤其是让延誉、举荐人听到其不平之鸣，以争取仕进。刘勰，作为穷愁潦倒、默默无闻的一介书生，如无人引荐，决不可能轻易“奉朝情”。按照惯例，举荐依据则为“文名”。由现有史料看，有条件担任“伯乐”者，只能是其师僧祐和文坛大老沈约。据牟《谱》考证，约“与定林寺早有联系，刘勰必定在负书取定沈约之前就与之相识”。约“流寓孤贫，笃志好学”，其经历与勰相若，极可能因惺惺相惜而举荐之。当年张华不也曾对穷贱善士“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张华传》）吗？而约引“兼记室”，“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特被亲遇”的经历，竟也与刘勰相似，不知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
《梁书·儒林传论》记载：梁初武帝鉴于“魏、晋浮荡，儒教沦歇”，曾以儒术“收士得人”，乃至“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刘勰极可能因此得以“奉朝请”。刘勰的文才，或也投合了好“文”的梁武帝的癖好。勰的佛学背景，也与武帝的亲佛倾向相合。但奇怪的是，其书出却“未为时流所称”。自打魏晋以来，“为时流所推重”便已成为士人身价的重要标志。由“时流清望”（《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时流名辈”（《梁书》卷一《武帝》上）一类提法可知，“时流”乃为“名辈”、“清望”即士族豪门所引领。故而“不为时流所重”，每与“渐失缙绅之望”（《宋书》卷六十《列传》第二十）相提并论。
武帝虽“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中》），但其信仰之“道”，实乃为佛。天监三年即敕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敕舍道事佛》，《全梁文》卷四）以此衡文，《文心雕龙》之儒“道”，显系其所“舍”之“外（邪）道”。《文心雕龙》主旨乃抨击士族轻靡文风，并时或表露对豪族特权的怨愤，其政治、文艺倾向，都不可能获得士族文坛的接纳与欢心。由武帝本传可知，他所好之“文”，实乃歌功颂德之时文，而不是《文心雕龙》这种读起来很费劲的学术“文”。所以，不管沈约怎样“大重之”，武帝也决不会喜欢它，就象他不喜欢沈约的“四声”论一样。这种“上意”，自然又会强化“时流”的排斥。
所以，刘勰只能起任基层微官，或担任宗室记室，做点文字工作。但中军临川王和仁威南康王均握重权，有“将军”名号。勰任东宫通事舍人，既可能由于“好士爱文”（《梁书·刘孝绰传》）的昭明太子征召，也可能为宗室所荐。而其转迁步兵校慰，更可能得力于位居将官的宗室。前职多为兼领，位列末班；后职或是虚衔，并不带兵。但前者已属“清选”，可参机要；后者位居六品，已接近“官居五品以上”的士族标准。作为一介寒士，能有此地位，已属难得。牟先生称此时“正是刘勰一生幸运之际”，当为确论。
齐、梁诸帝为迎合“时流”，弥合与文化士族的距离，每附庸风雅，好文乐赋。但作为“马上得天下”的武人，他们又打骨子里瞧不起文人。齐武帝就曾不屑地讲：“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刘系宗传》）对于梁武帝而言，沈约乃开国功臣，却终因文人本色，加之知悉篡齐内幕，也只予高位厚禄而不授重权，致使约几度请辞，最后惊郁而亡（《梁书·沈约传》）。因此，小有文名、政绩的刘勰，决不会入武帝之眼。即使昭明之“爱接”，也无非是“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梁书》卷八《列传》二），最多引为文友。牟《谱》称“昭明之‘爱接’，实为冷落”，抑或稍过，但未视勰为将来助其登基的重臣则确。勰在东宫的两个职衔，也只是清选高位罢了，决非他所想望的“栋梁”之任。
尽管寒门势力有所上升，但士族毕竟仍占优势。出身塞微的权臣朱异就分明感受到士族贱视的压力，愤慨于“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南史·朱异传》）。又如陈寅恪所论：齐、梁二萧乃“寒微士族中的豪家将种”，“虽非高门”，“亦非微族”，因而特重维持士庶平衡。梁普通二年，就曾有“明辩士庶”之议，“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南史·王僧孺传》），清理门户。刘勰虽未入士籍，但东宫两职因属清选，当会承受一定压力。加之勰时已年届“天命”，早迈建功立业最佳时段，只能退居二线了。由此足可想见，刘勰心情该是何等怅惘。
刘勰的真正优势，不过是熟悉典籍，尤其是佛经。以此而论，武帝敕其“于定林寺撰经”，可谓人尽其才，用人得当。但他却志不在此。眼见宏图难展，晋升无望，所依昭明又逝，真乃绝望之极。适逢帝礼三宝，佛风昌炽，因便“启求出家”、“燔发自誓”。武帝也乐得顺水推舟，随即“敕许”。按说，彦和恰可依托清静园林，“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序志》），但他却无“圣贤之素心”（《养气》）。“达政”而不可得，“雕龙”又非所愿，思来想去，悲愤何如！其郁结致疾，“未期而卒”，也就在人意中了。
四、刘勰人生模式的评价与启示
在中国，作为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的“士”，始自春秋时代。其基本规定，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此之“道”，非一般哲理之“道”，而指治世之“道”。阐扬、捍卫、践行这种道义，乃士人基本职责。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如西方那种以传播个人思想为职业的人。就此而言，刘勰的“原道”、“达政”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毕竟是先儒“志道”的余响，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有值得肯定一面。而况从两晋始，“博学”并“达于从政”（《晋书·荀勖传》），堪任“治国之器”（《世说新语·赏誉》），就一直传为美谈呢。
历来史论对魏晋南朝士族多有否定。但其主持的田庄经营，促进了经济繁荣；其个性张扬、清谈好文，又激发了思想解放和文艺情采。凡此，均功不可没。但其拥兵自重，纵情声色，重家轻国，又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晋书》就指王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传》）。《梁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也批评，士族地主“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后来王夫之也抨击士族头领王导“以庇其宗族为重”，“不足以为晋之纯臣”（《读通鉴论》卷十三）。齐梁士族因袭此风而更甚之。凡此，又均过不可恕。在此情势下，刘勰力主“达政”，关切“军国”，实具历史进步意义，不可轻率判为“落后”、“反动”。
但又不宜对彦和政治关怀评价过高。他虽高调标榜“原道”、“征圣”、“宗经”，而实则已与先儒“志道”大异。儒道“民本”精华已无处寻觅，“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浩气不见踪影，也看不到汉末贤士的“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和过江名士“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世说新浯·言语》）的豪情。勰传称其任太末令“政有清绩”，不详确指。但由下文“表言宜于七庙同改”推断，恐也无非礼仪变通之类，不会是亲民“仁政”佳绩。相反，《文心雕龙》对历代帝王每超实褒赞，评论近代文坛也多所顾忌。本来宋代乃“讹滥”文风渊薮，他却以“近世易明，无劳甄序”（《才略》）一语带过。究其根底，无非顾忌仍居要津的文坛大老如沈约辈等。登庸之后，此弊尤甚，对皇廷和宗室的吹捧几近令人作呕（见《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本传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虽文多失传，但其风格恐也去《石像碑》未远。《日知录·两汉风俗》评东京之末蔡邕等人文集“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刘彦和的“滥作碑颂”呢？
综观彦和一生行止，其道义关怀实含甚多功利，这自与寒族窘迫经济地位有关。当时，只有士族文人才有西方古代知识分子那种“高贵而光荣的闲散”。确如有人所说，寒门子弟童年就依附寺院，大都是为了避穷，而无关信仰。勰依僧祐，恐也如是。这也是他依僧祐十余年而未变服的根本原因。由《文心》“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论说》）观之，他所重者乃是佛理。即使其“栋梁”之志，也并无远大目标，而深怀进入“时流”的热望。当然，这也是当时士人普遍心态，自有可予宽谅之处。晋代却诜即慨叹：“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晋书·却诜传》）武帝也对此了如指掌，曾渭“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从而借“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中》）招才纳士。士人对信仰的这种功利心态，与王权意识形态整合的左顾右盼相应，遂酿成鲁迅所讥讽之士人“无特操”信仰特色。
不过，尽管时风如此，难以独违，也不应无限宽容刘勰功利心态。即在当时，也并非只有这一种选择。差不多与他同时，就有“性质直”、决不“卖论取官”的范缜，违忤圣意发“神灭”之论（《南史·范缜传》），其真理之勇，足令彦和汗颜。时还有司文郎兼中书舍人虞荔，在“左右之任，多参机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的官境中，却能“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陈书·虞荔传》）。可见只要志趣有异，仍可有不同选择。
竞争是个好东西。战国时代，由于列国竞争，知识市场相对广阔。故而出现君主“以士为轻重”（《日知录·士何事》）的局面。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时至秦汉，王权垄断知识市场和道义话语权，“士志于道”就十分艰难。从此，士子就始终处于进退每犹疑、“贫富常交战”的心理冲撞之中。而南朝的复杂政治形势，更使这种冲突益发紧张，刘勰悲剧即为一例。彦和轻视陶潜，但靖节却能以“道胜无戚颜”而予化解，而勰却至死在“进退交战”中煎熬。
近年多有论家指责“割断传统”，似乎传统象件旧衣衫可丢可穿。殊不知传统硬核割而难断，每以“割断”形式绵延不绝。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名义的贵族集体私有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士人之“毛”附在权力之“皮”上，均是古今为然。因此之故，当代学子迄未挣脱“进退交战”的梦魇。所异者，乃在政治压力之外，又添学院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压迫。知识者究竟魂归何处？至今仍前路迷茫。遍观士林，或热衷仕途，或醉心职衔，或追逐时尚，或困守书斋；等而下者，既无文德之勇，又乏职业规范，攀龙附凤，鼠窃狗偷；而鲜有人文关怀，和道义承担；那类既具学术忠诚，又能为公义执言者为数了了。吾邦本有“士志于道”、“不治而议论”优良传统。西哲渭，“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感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时贤也主张“以出世心态，作入世文章”，“既不俯仰媚时，又保持人间情怀”。这或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但不值得学人心向往之，起而效之吗？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诸子》）尽管《文心雕龙》为政治关切的副产品，却给刘勰带来千古声名，其永恒价值也远超东宫显职和“政有清绩”。文人立志，能不慎乎？新儒家重镇徐复观，生前曾为自己预拟墓志铭曰：“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十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又将如何为自己预拟墓志铭呢？刘勰的镜鉴，可否使人们更加谨慎措词？这大约就是研究刘勰人生道路的当代意义吧。
（原载《文心雕龙研究》第八辑）
注释：
［1］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张湛注列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7页。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5］吴思：《血酬定律》自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6］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引王元化、刘永济、饶宗颐等人论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892页至1893页。
［7］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8］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9］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载《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