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
就是表里如一，并且始终如一。
章伯钧是一个为真理敢说真话的人，也正因如此，他的一生似乎总是在各种争议中度过。但不管怎样，他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锐意革新
1895年的十月初一，章伯钧在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生。
到了6岁的时候，章伯钧的父亲意外身亡，他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是由叔叔抚养成人的。到了读书的年纪之后，章伯钧先是去读私塾，一年之后才进入家乡的育才小学。
章伯钧自幼爱好文学，每天放了学之后，他就在家里或是读书，或是写作。小学毕业之后，章伯钧报考了安徽省著名的桐城中学，但是由于他的数学成绩不太理想，差点名落孙山。最后还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才被桐城中学破格录取了。
桐城中学离章伯钧的家有九十多里，章伯钧不能每天回家，只好在校寄宿，他趁每个月休假的时候，从家里肩挑大米、菜油来到学校，当做下一个月的口粮。
章伯钧的叔父当时生活也非常困难，为让自己的侄儿能够安心读书，就不断变卖家产，叔叔的良苦用心更是激励着章伯钧，使他不敢有一丝的松懈。
1916年，已经20岁的章伯钧穿着草鞋来到了大都市武汉，他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广泛兴起，章伯钧很快接受了新思想。他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展望未来。章伯钧一面用功学习，一面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们广泛交流，其中就有他的好友、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
恽代英来自江苏武进，与章伯钧同岁，他在武昌办起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而章伯钧则经常去恽代英的书社读书，久而久之两个人结成了生死之交。
在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章伯钧在自己的学校中也发起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开始之后，章伯钧被武昌高师学生推举为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的大学生参加革命救亡运动。
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之后，章伯钧回到了安徽，在那里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不久之后，他又担任了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
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了一个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学校任教。当时恽代英担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师，他的工资与章伯钧一样，都是一百大洋。
在那段时间里，章伯钧经常和学校的教师们一起商量如何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最后他们决定先从教材着手，进一步充实教学的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
章伯钧认为，学校不仅要使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他们经常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还带领着学生们走上社会，参加实践锻炼。有一次，恽代英带着学生到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去实习，出去了好几天。有些学生家长见自己的孩子多日不归，就起了疑心，他们找到章伯钧，指责他和他手下的这些教师把学生引入“歧途”。章伯钧虽再三解释，但还是无济于事，最后被学生家长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给章伯钧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半年之后，恽代英被迫离开了学校。而章伯钧眼看教育革新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难以变成现实，也辞去了校长一职。虽然章伯钧离开了学校，但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却留在了学校，他担任校长的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了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加入共产党
1922年，章伯钧被安徽省选中，由政府出资供他赴德国留学。到德国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那里，他有幸认识了已经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朱德。
当时章伯钧和朱德是室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后来章伯钧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党小组副组长。
1925年，章伯钧和著名政治家邓演达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探索中国未来的命运，而章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的影响。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四年，这四年中，章伯钧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黑格尔哲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章伯钧留德读书的同时，他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到异国求学，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弟章伯韬在法国留学，后来因为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三弟章伯仁则先是留学日本，后又转到苏联。
完成了在德国的学业之后，章伯钧回到了祖国。此时，郭沫若正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章伯钧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郭沫若，希望可以随他一起工作。郭沫若也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聘章伯钧当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每个月工资是280块大洋。
章伯钧将工资中的200块大洋都按月交了党费，只剩下80块大洋用作生活费。章伯钧的慷慨付出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困顿局面。
到了北伐的时候，章伯钧担任的是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当时第九军的军长正是朱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失败之后，章伯钧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久之后，起义军遭到了敌人的打击，宣告失败，章伯钧则和郭沫若、茅盾等人离开了大陆，流亡到了香港。
1933年11月，章伯钧又回到了福建，和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组织了“福建事变”，并且宣布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流亡到香港。
三次婚姻
章伯钧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是在1921年，由母亲做主，章伯钧娶了一位农家女林氏为妻，并且生有一子。
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927年，当时章伯钧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且在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在此期间，他与一个叫李哲民的年轻姑娘相识。
李哲民是河北怀安县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早期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李哲民自幼就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由于有着共同的追求，所以她与章伯钧一见倾心，两人便结为夫妇。几年之后，李哲民不幸患上了肺结核，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章伯钧与李哲民在一起的时间虽然非常短，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这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自由恋爱。
章伯钧的第三次婚姻是与李健生的结合。李健生是章伯钧前妻李哲民的妹妹。和姐姐一样，李健生也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李哲民在逝世之前，将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了丈夫，希望他们能够喜结连理。几年之后，章伯钧写信向李健生求婚，而李建生也答应了章伯钧的请求。自此，二人相伴直至终老。
政治舞台
当章伯钧在德国与邓演达相识之后，他就深受对方的影响，成为了邓演达的忠实信徒。
邓演达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演说家，他演讲的时候态度谦和，手势生动，非常具有感染力。邓演达从德国回到中国之后，就和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这个党派是除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主要的领导人一部分是国民党中左派人士，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
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那天起，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对于这个组织没什么好感。1931年8月17日，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并杀害。
章伯钧在得知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痛。他发誓说：“我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1935年，章伯钧正式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建为农工民主党，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而章伯钧的抗战热情也因此高涨起来。
1941年，到了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章伯钧在这一年秘密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实现和平而四处奔走。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接受共产党的邀请赶赴东北，之后在1949年2月25日来到了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病逝。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了最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