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对旧部首系统作了改革。凡一个字的几个组成部分都具备部首资格的，实行多开门的办法。如“刖”属“月”部，也属“刂”部，部首不变形。另立“刂”部，不属“月”部。为适应汉字简化的新情况，一部分部首另立简化部首，如“鸟”另立“鸟”部。
1964年，由文化部、教育部、文改会和语言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查字法整理工作组制定了一个新的《部首查字法》(草案)。这个草案对旧部首作了删、合、分、改、增五个方面的调整，部首定为250部。确立“依据字形定部”的原则，取上、下、左、右、外、左上角等部位作部首。部首位置固定。除按部首排列外，辅以笔画笔形的编排。
1962年修订的《新华字典》设191个部首，1972年再次修订的《新华字典》改为189部。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也是189部。1979年新版《辞海》设250部。
1983年7月，文改会和文化部出版局联合主持下，建立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汉语大字典编纂处、语言研究所词典室人员组成的统一汉字部首排检法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拟订的《统一汉字部首排检法草案》，选用了201个部首。
根据以上字书、辞书统计，除相同的部首以外，至今出现过的部首共有597个，其中比较常用的有200个左右。
异体字的形成
异体字指音义全同而形体笔画不同的字，包括古体、或体、帖体、俗体等。多由于时代、地域的不同形成用不同形体代表同一个词(字)。
异体字的形成不外乎下列几种情况：
1．造字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异体字。如“鬲”与“隔”，分别用象形与形声的方法造字形成异体字。如“谟”与“泪”、“损”与“妇”、“擞”与“岳”，分别用形声与会意的方法造字形成异体字。后者是较为常见的情况。
2．彤声字改换意符、声符形成异体字。①改换意义相近的意符。如“祷”与“绔”、“歌”与“谓”、“咏”与“诛”等。
②改换声音相同、相近的声符。如“烟”与“堙”、“蚓”与“螭”、“线”与“综”。
声符、意符都改换。如“晴”与“姓”、“村”与“嘟”等。
3．变换各个偏旁的位置。大多为形声字的意符和声符改换位置，有时由于位置不同写法也有变化。如“鹅”与“蛾”、“鹫”，“荤”与“群”。
“薤”与“榛”。“惭”与“恕”。
因为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对多数，所以异体字的形成大多与形声字有关。
另外异体字的形成还与简化笔画、改变字形结构、通借等有关。
汉字在国外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数千年来，她对中国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世界文明也有巨大影响。除我国大陆、台湾省、香港和澳门使用汉字外，汉字还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的通用文字，也是联合国组织的书面文字之一。
新加坡在新加坡，华裔居民占人口的3／4，汉字是官方文字之一。
据史籍记载，远在两千年前，汉字即传入了日本。早期的日文作品都是用汉字写成的。汉字在日文中的重要作用，是假名所不能代替的；但同一个汉字，中日文的意思可能不一样。现在日文中使用的汉字为1926个。
韩国在韩国，使用谚文和汉字混合的汉字。当局于196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收1300汉字，1972年又规定了中学生教学用汉字收1781个。此外，马来西亚以及美国等国的华人社会也通行汉字，并出版中文报刊。
自从我国先后两次公布推广简化汉字方案以来，简化汉字的字数已逆2238个。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已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我国公布的简以字。
新加坡先后三次公布或修订简体字总表；现收入的简体字2238个与我国的简化字完全相同。
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1973年成立简化汉字委员会，着手研究、编制在马来西亚使用的简化汉字。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收简化字2238个，与我国的简化字的形体相同，并且规定该表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学习汉字的主要参考书。
泰国1983年批准泰国各兼教华文的民校(小学)用简化汉字教学。摩育部还着令有关部门发行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手册，并在兼教华文的小学话本上附加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表。
日本汉字传入日本，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1900年后，对当时汉字重新进行审订，次年公布《常用汉字表》，收1945个汉字。《人名用字别表》
增至166字。目前，日本政府要求小学六年级毕业生掌握996个汉字，初中生掌握《常用汉字表》中的全部汉字，会写1000字以上。中日两国相同的简化字有53个，字形稍异的有9个。
中日文字交流
从唐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中国的汉字便传入了日本并对日本国语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有关材料统计，汉语词在日语中的比例占40％以上。这些词语，在日语外来语辞典中是找不到的；因为，日本人民已经把它们看作是自己本国的语言了。同时，汉字不仅在最初作为外来语传入日本，而且，后来还逐渐地深入到日本语言的组织内部，即日本人用这些汉字组成新的词语，并使其产生新的意义。如：“政体”、“科学”、“银行”等等。这些词，其中一部分又反过来传人中国，成为我国语言中的外来词语。
像我们经常使用的“场合”、“场所”、“服务”、“道具”、“故障”、“特殊”、停止”、“权威”、“强化”、“水份”等词，就是由日本人创造之后传入中国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许多新的词语也应运而生。善于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日本人民，对这些词语当然不会忽视。因此，日语中还有许多欧美传入的语言。对这些语言，日本人并没有把它们简单地用音读的方法直译过来，而是为了便于理解和使用，将它们以汉字的形式表示出来。
例如：早在江户时期，就出现了“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军事学”、“物理学”、“化学”等意译词语。明治以后，又有了“法学”、“哲学”、“文学”、“美术”等。这些词后来也传入了中国，成为我国语言中的一部分。
应该注意的是，有些词虽然中日两国书写的字形一模一样，但是意思却有所不同。比如：“批判”这个词。最初是从日本传人中国的。虽然两个国家都使用这个词。但日语中的“批判”是“批评”、“评判”的意思，远没有我们所使用的“批判”那么严重。
少数民族古文字
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分别创造和使用过一些古文字。根据目前的资料，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有十几种，它们是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一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水书等。其中有些文字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有关的民族问题。
回鹘文，曾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回鹘(回纥)使用的音素文字，也称回纥文。主要从唐代至明代流行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回鹘文是根据更加古老的粟特文创制的。回鹘人大多使用回鹘文，但在8世纪曾有部分回纥使用突厥文。9-15世纪之间，今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以及葱岭西的回鹘人都使用过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其中以东部的回鹘佛教徒使用的时间最长。葱岭西回鹘等部建立的王朝自10世纪信奉伊斯兰教后，改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称为王朝突厥文。这种文字经发展变化，到15世纪基本上取代了回鹘文。由于起初主要使用在原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领地，故被称为察合台文。察合台文保留了12世纪以前的回鹘文传统，并渗入了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一波斯语源的词语。察合台文直到19世纪末，仍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12-20世纪的维吾尔族文学作品，均用察合台语文写成。现行维吾尔语文就是在晚期察合台语文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历史上，回鹘文对周围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有过很大影响。13世纪初年，回鹘文为蒙古族所采用，形成后来的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满文在清代称清文或国书。清朝用满文写的文献，初期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政府重要档案。清代历朝《实录》、《圣训》及官修要籍，各有满、蒙、汉3种文本。清代形成的大量满文档案，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的遗产。
八思巴文是元朝的官方文字。元世祖忽必烈时，尊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元朝国师，命他制作蒙古字。到1269年正式颁行“蒙古新字”，这是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的。不久改称“蒙古字”，后世通称为“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推行期间，原先蒙古族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一度受到限制。到元朝灭亡以后，八思巴文逐渐被废弃。观存八思巴蒙古字古文献，主要保留在中国各地的碑石和历代收藏的拓本以及官印、钱钞等文物上。广东南华寺保存的元仁宗圣旨原件，是现存元代八思巴文的珍贵文献。
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是北方少数民族仿照汉字创制的古文字。契丹族在10世纪初建立契丹一辽朝后，先后创造了两种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称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这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12世纪辽亡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于金朝境内。12世纪末，金朝废除契丹文字，但西辽继续使用，至明代已无人认识。西夏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于11世纪党项族建西夏国时创制，作为西夏国字。13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代称西夏为河西，称西夏文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并有活字印本。明初也曾刻印西夏文经卷，表明西夏文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文字。女真文是12世纪女真族建立金朝后，参考契丹字和汉字创制的方块文字，分大字、小字两种。13世纪金朝灭亡后，女真文仍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直到15世纪时失传。现存女真文字资料有文献、金石、墨迹三种。
散居于云南边陲的纳西族，有两种古老的文字，一种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叫东巴文，另一种是表音的音节文字，叫哥巴文。这些文字的创制都已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用这些文字记录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结局，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尤其是东巴象形文字，据统计共有1400多个单字，从创制以来一直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至今，成为世界文字史上的奇迹。本世纪以来随着对东巴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东巴文越来越显示出它重要的文化价值。
7世纪，吐蕃王朝参照天竺(今印度)文字并结合藏语特点，创制出古代藏文。现存最早的藏文文献大多是8-9世纪的作品，文字体制已相当完备。藏文在9世纪初经历了一次影响较大的修订后，发展成现行藏文，因此这次文字修订也就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藏文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其数量在中国居第二位，仅次于汉文。早期文献有着名的为纪念唐蕃会盟所建的“长庆会盟碑”，敦煌石窟的大批藏文手卷以及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竹木简牍等珍贵资料，驰名世界的有藏文《大藏经》、藏族古史《西藏王统记》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史料，此外还有文学、医药、古文、历算等不少传世名着。藏文对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发挥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