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画策》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可是，又有哪部法律可以保证法律得到执行？所以孔子认为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有耻且格”。以德来引导法，以礼来引导刑，在人的内心建立起一套系统的价值体系，在道德的范畴内产生超越的价值和约束的力量。这套价值体系立言垂法，制礼作乐，经过上古三代的长期培育，到西周时期，最终建构起了一套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的礼乐文明体系，也构建了一套宇宙哲学，有着它崇高的理想追求及通达路径。可是，若是没有守礼的自觉，如何谈礼？如何作乐？仁，便是这守礼的自觉。
人性的自觉不在别处。《大学》引用《太甲》：“顾天之明命。”上天赐给每个人的光明本性，就是仁。但是这天然本性客观存在，却不代表人可以觉知到它，只有觉知到才是真正的仁。当人有了对于自我的觉知，人生就开始有了境界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亦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亦自成高格，自有仁人。仁，就是自觉，在礼制的社会中，就是守礼的自觉。仁本来天然存在于人心，可是真正实现它，却又是学习和修养的结果。这种学习与修养源于人性的自觉，源于内在的动力。如此看来，孔子言“反求诸己”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觉知自己的光明本性，敬顺天之明命，天地就在人心，人心可以囊括世界，超越贫与富、贵与贱，无处不自在就不是传说，是现实的存在，与仁同在。
学习与修养的本质是追求和了解自我本性的过程。人对自我的觉知与自然之本性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二者有时很近，有时又很远。
天下的父母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付出一切都心甘情愿，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但是，到了儿女来反哺父母时，却是一种需要自觉的情感。孝还是不孝，要看这做儿女的自觉性高不高。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人性自觉的起点，就是对父母的孝，这是仁的起点。起点便是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由自然到自觉，对内是人性的自觉，对外是守礼的自觉。有了守礼的自觉，由自觉便实现了觉他，由自觉也将实现自在，忠恕之道，修己安人之学就尽在其中了。人之所以为人，那份深情厚义，那份恻隐之心，那份理性的价值判断，那份超越，那份人生境界说，尽在其中矣。
还要说明的是，仁客观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它是内心深处的真善美，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与之相逢，都是为了认知它，觉知它，安于它。向内走，你将与它相逢，有个美丽的邂逅，牵手终生。
问题索引——
孔子认为连黄口小鸟都知道自己应该止于何处，人怎么能不如鸟呢？否则，哪里能谈得上“智”？那么，人应该止于何处？
能否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基于一个人对问题本质的把握能力。何人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对人性最为基本的好与恶，可以超越吗？
孔子说自己没有见过好仁者。实现好仁，恶不仁，好像都很难。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孔子认为士志于道，若还在“吃得不好”“穿得不佳”等问题上纠结，就没有什么好与他交流的。那么，君子应该议些什么？应该将什么放在心中？
孔子所说的道一以贯之，具体指什么呢？
义与利一定是水火不容吗？
关于仁，这守礼的自觉，你知道它的起点与根基在何处吗？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何喜？以何惧？
孔子赞扬君有诤臣，父有诤子，人有诤友，但是子游认为侍奉君主，过于烦琐，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烦琐，反会被疏远。这是自相矛盾吗？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说文》曰：“里，居也。”《广韵》曰：“里，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里仁：居于仁，止于仁，依于仁，无终食之间违仁。
本章即为本篇点题：君子应该以仁为美。无仁，智就无从谈起。这如同无德，才就无从谈起。
孔子有自己关于仁、美的标准：止于仁，依于仁，无终食之间违仁，如此，才是美。
真正实现仁，是学习与修养的结果。内在的自我觉知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不停地互动。在《孔子家语·六本》篇有一个小故事：
齐景公打算以“下卿之礼”聘任曾子。卿是古代的高级官员，西周、春秋时期分上、中、下三等，下卿之位应是高官了，但曾子坚决不受。就要辞行的时候，晏子来送：“我听说，君子赠送给人财物，不如赠之忠语善言。兰草的根与鹿肉酱浸在一起，三年后，可与鹿肉美味相媲美。并不是兰草的本性会有鹿肉的味道，而是浸润在一起的肉酱、佐料起了作用。愿君审慎地选择所浸渍熏陶的环境。居必择处，游必择方，仕必择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君主，方可出仕任职；确定方向、方法，才能更好地修道。环境改变人，移风易俗，怎能不谨慎？”
孔子听说这段话，大赞晏子：“君子哉！依于贤才能不困惑，依于富才能不穷竭。马蚿是一种多足的虫，斩了足后还能行走，为什么呢？因为辅之者众。”
君子应审慎地选择朋友、师长，审慎地选择环境，居必择处。里仁为美，择处仁，就是明智。当然，里仁为美，还需心里美。心中有个桃花源，处处都是云水间。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约：困顿。
仁，源于人性的自觉。觉知到什么？《大学》引用《太甲》的话：“顾天之明命。”觉知到自我的光明本性。可以名曰爱，名曰德，名曰良知云云。自我的光明本性，本身就天然存在，但是人这个主体需要时常顾及它，莫使这世间的尘埃覆盖了它。本性如日常清，如月常明，但是当浮云覆盖本性，如同水起波浪，困约、安乐都为之所动。贫者易于“谄媚”，富者易于“骄纵”，高位者易于“凌下”，下位者易于“援上”，穷困者易于如同泛滥的洪水，行险以侥幸，无所不用其极，而乐极易于生悲，如老子所言“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对于约与乐、贫与富、贱与贵、上与下、得与失，均安之若素，事无事，味无味，唯有自觉的人才能做到，这就是“仁者安仁”。
真正的仁者并不以仁者自居，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仁者习惯成自然，游刃其间。有这样的美德，自然有所得。如孔子所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得，乃大利。大智者明达于此，将行仁于天下，方得大利，利于行仁，利于万物，利于人，利于己。
所以，自我的觉知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脱离了这种自觉，不能安于贫困，乐极可能生悲。自觉者安于这种自觉，而真正的智慧将成就这种自觉。可以做到长处，久处，安仁，利仁，就是有礼了。仁，便是这守礼的自觉。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能否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取决于一个人对问题本质的把握能力。能否把握问题本质，则取决于对于人本性的认知和把握。
仁就是人之光明本性。光明本性即为天地之本心。衡量价值的标准在于天道、人心。唯仁者与天地同在，方具有衡量的标准。有所好，有所恶，通达于人情与人性，有着高度的自我觉知，便超越了“自我的好恶”，得天下之正。
所以，修身在正其心。其心正，得天下之正，得好恶之正。
反之就很难得其正。如《大学》中所言：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当个人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情产生时，朱熹称之为“欲动情胜”，人在情绪之中，就很难对事、对人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可这“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分明就是人之常情，不是要消除这样的情感，而是要保持觉知，保持警醒，进而保持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感情用事与理性的距离，就是人欲与天理的距离。这份觉知，就是仁。唯有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保持立体的观照，进而“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否则，若“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先”，就“过也”。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仁者，恶不仁，恶他有不仁之行。即使如此，仁者仍不希望他在人性的自觉上继续坠落。如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忍心看到别人奔向悬崖却不自知，就要从什么位置冲出来，在悬崖边拉住他。志于人心、善心，心中无恶念，行动无恶举，自身亦无所恶之所处，就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如老子所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心中无恶念，行动无恶举，自身亦无所恶之所处。于是，人就具有一种超越的能力。这种超越性不是虚空，是真实的存在，超越真实的现实境况，无处不自在，是生活对仁者的最佳回报。
因为，一位对财富与地位患得患失，将希望和害怕都集中于自我的人，是不能镇定自若地看待富与贵、贫与贱的。富与贵、贫与贱境况的变化都可能使他不知所措，摧毁他所应生活的世界。如孔子所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因为自觉，志于仁，无恶，对自身的境况由“安之若素”到“行之可乐”，随处可乐。在终食之间，在造次之时，在颠沛之处，无违于仁，无违于天理人心，富贵、贫贱均得于天地之正，当是处之安然。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仁者因自觉而自在。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自己没有见过好仁者与恶不仁者。好仁者，因为内心好之，向往真善美，所以主动追求。我喜欢，我追求。恶不仁者，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使不仁者近身，我恶之，我避之。看似一种被动的防御，但确是一种好办法，“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是如此。可是，无论是主动地追求，还是被动地防御，实现好仁，恶不仁，好像都很难。不然，孔子怎么会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
若是如此之难，每个人已经尽力，而力量不足以去实现仁，于是放弃它，仿佛也是天理之当然。如同天上的明月，纵然光鲜美丽，可实在是遥不可及，如何还会想着摘下它呢？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实现好仁，恶不仁，到底是难，还是易？真的是由于能力和力量而产生的差异吗？孔子接着讲：“如果有人用一天的时间将其力量用于行仁，我未见力不足者。或许也有，但是我没有见过。”
成为好仁者与恶不仁者，是难还是易？是因为没有力量和能力去实现吗？孔子认为这不是关键。难、易也只是相对的，有没有力量与能力去行仁，关键在于动心起念，在于是不是愿意做，并且乐意做。不是能力上的差异，是“不肯做”与“没有能力做”之间的差异。
孟子与齐宣王讨论过这个话题。
齐宣王问曰：“不肯做与没有能力做在表现上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回答：“要携着泰山跨越北海，对他人说‘我没有能力’，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若是为年老的人折一根树枝，对他人说‘我没有能力’，这是不肯做，而不是没有能力。”
看来，是应该多多思考：这行仁，这自觉，还有好多事情的执行，是因为不肯做，还是没有能力做？
去做，难也不难；不为，易也不易。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认为，只有仁者，才能好人、恶人。同理，通过观察一个人好什么，恶什么，也可以来判断这个人是否为仁。在这个逻辑上进一步延伸，观察一个人的表现，包括他所犯的过错，就可以推知一个人内心的境界与自觉。
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的过错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犯什么样的错。观察一个人犯的错误，就可以了解一个人。而错误也有相对性，如皇侃所言，若是农民不能种田，是其过，若是农民不能读书，就不是其过了。同样，读书人不读书是其过，若是不会种田，就不是其过了。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道”往往有多重含义。“道”有时指形而下的法则、原则、方法，有时指形而上世界的本体，有时则指道义。孔子这句话，给后世留下很大的解释空间。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是事理之当然，常理之永恒，姑且称之为真理。
孔子是位英雄，但英雄亦有终结。罗素认为没有哪一种热情，没有哪一种英雄主义，没有哪一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能超越坟墓而维持一个个体的生命。只有在面对失败百折不挠的坚实基础上，灵魂的处所才能安全地建构起来。这亦是真理。
贵在朝夕、旦暮、生死之间不离于道。为了真理而献身，亦是义无反顾，死而无憾。这不是引导人们做无谓的牺牲，而是告诉人们：有了对于死的认知，才生得安然。接受死，则生得自在。只是，这是孔子的境界，常人则多是贪生怕死。所以，孔子尊重死，但不愿意多谈死。
有人认为，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迫切要闻道，这说明孔子可能还没有闻道。但事实是，孔子从来没有离开过道，他是期待“天下无道”的现实得到改变。他在道中，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包括死。如此，孔子便始终于饱满的价值理想中兴起，在灿烂的生命境界中行走。任重而道远，坚忍而不拔。这个境界大约就是“道境”了。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志于道，志于奉行仁道，志于心存天地之正，身行天地之仁德，为此，全力以赴，死都不足挂齿，又怎会为一己私利与私怨而耿耿于怀？反之，若还在为“吃的不好”“穿的不佳”纠结，心中又如何会安放天地之大道，仁者之仁心？又怎么会记挂苍生百姓的温暖生活？所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自然是不足与议，没有什么好与他交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