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救市正当时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此来解读中国汽车业正迎接一种“新境界”的现状是恰当的。已历经13届的上海车展，正印证着中国汽车向浴火凤凰转变的新起点。当然，中国汽车业在危机时候呈现新起点离不开中国政府幕后出台的一系列汽车救市措施。
除了2008年略带展销会性质的广州车展之外，此次2009年上海车展可以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中国举行的首个大型国际车展。当北美、日本和欧洲车市接连被金融风暴“重创”
之后，中国车市就成为国际汽车巨头最后一个“避风港”。
上海车展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2009上海国际汽车展将使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全部11个室内展馆以及室外临时展馆，总规模达17万平方米，为历届上海车展之最。在世界其他大型车展纷纷遭遇“寒冬”的时候，上海车展却“风景这边独好”。可见，在金融风暴侵蚀全球车市的背景下，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汽车巨头的争夺焦点。
这次上海车展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厂商的机遇。吉利公布将要在上海车展展出旗下三大产品系列的22款全新车，令业界一片惊讶。而占有“主场”优势的奇瑞在上海车展更是施展“大手笔”。此次上海车展，奇瑞将首次集中展示发布的四大品牌旗下车型，届时旗下四大品牌32款新车将参展，无论是展台面积还是展出车型，都会创自主品牌参加上海车展之最。
从展厅布置上看，自主品牌汽车厂商们也一改“土老帽”形象。奇瑞展位正对着奔驰、保时捷，挨着沃尔沃，除了展示其旗下几大品牌车型，还单独辟出一个展厅来展览其新能源车型，一副“欲与豪华车品牌争天下”的态势。吉利汽车虽然在本土品牌展馆内，却带着它的“小劳斯莱斯”玩高雅，全黑色的展台基调，加上帅哥美女弹钢琴拉小提琴，悠扬的《神秘园》流淌在展厅内。上海汽车自从收购了罗孚，成立了荣威品牌之后，俨然就是本土企业的龙头姿态，今年更是让车模穿上了“豹纹装”，将同城合资品牌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生生给比了下去。
上海车展的“繁荣”是以中国汽车销量“狂增”的市场环境为后盾的。
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国一季度汽车市场，显然是经济危机中让所有人都倍感振奋的话题。一季度，中国汽车累计销量达到267.88万辆，同比狂增10%左右，在受经济危机影响、全球其他主流汽车市场均一片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车市的爆发性增长让所有的汽车巨头、观察家都感到震惊。这也让国内外车企对中国车市的潜力再度刮目相看。这些汽车企业本来在去年第三季度就开始缩减产量，准备在2009年“过冬”。这些利好的市场销售数据让他们措手不及，市场上，几乎全线车型库存不足，消费者排队等车成为汽车企业“幸福的烦恼”。
东风日产市场部副部长桐田康行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市场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现在不是某一款车型缺货，也不是某一个区域缺货，而是全国十个销售大区全部缺货。”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桐田康行表示，东风日产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来加大生产保证市场供应，“我们现在取消了周末的假期，加班加点生产，以让我们的车主尽快拿到新车。”
东风日产显然不是唯一一家缺货的汽车厂商，一季度以来，从各地汽车市场传来的都是无车可卖的消息，一汽丰田、广州本田、长安福特、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几乎所有品牌的汽车厂商和经销商，都遭遇着缺货的“煎熬”。如何加大生产，以尽快地满足市场需求，成为所有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最“头疼”也最“幸福”的问题。
纵观全球车市，可以用“东边太阳，西边雨”来形容。中国车市表现很好，很繁荣，但是全球汽车行业并没有摆脱危机。在去年的危机中，汽车业的“神坛”一个个倒掉。丰田社长渡边捷昭提前下课；口口声声要复兴美国汽车的瓦格纳黯然去职；前几年如日中天的雷诺日产双料CEO卡洛斯·戈恩，也因为业绩下滑，而不得不交出部分权力；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濒于破产等等。
中国车市“这边风光独好”，显然离不开中国政府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大手笔启动的汽车救市行为。
燃油税改革、油价下调、购置税调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汽车救市“三箭齐发”的重头措施，直接刺激了第一季度的中国车市，随着新政实施后消费能力的集中爆发，车市也开始走向平静。2009年3月13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向地方下发《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方案》，此方案中，七部委明确表示，将拿出50亿元的资金，推进汽车下乡，对农民买车进行补贴，如此巨大的手笔，相信对中国二三线城市车市的开发和整个车市的持续火爆，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无疑，2009年的中国车市，还会继续第一季度的高歌猛进，能否成为全球车市的“救世主”，还需时间的考证。
《华尔街日报》刊登《全球汽车业的天平正在彻底地倒向中国》的标题，提出了全球汽车市场的主战场正在从美国转到了中国的评价。就在上海车展热闹上演的一周时间里，美联社、路透社、BBC、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几乎所有的世界主流媒体均从这样或者那样的角度，报道上海车展的繁华，中国车市的喧嚣，汽车重心的东移。美国《纽约时报》甚至提前做出了“世界汽车巨头都将按照中国参数来造汽车”的判断。
在经济危机之下，全球汽车行业大幅度下滑，此时中国政府推出了拯救汽车市场的几大措施正当时。这不仅使全球汽车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信心，也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提供了产业提升、转型的机会。
低迷的楼市，救还是不救
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各地楼市降价潮四处蔓延的同时，更多的购房者却在坚定持币待购的决心。
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除了跟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有关外，也跟近年来政府一连串打压过热发展的房地产及房价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包括土地出让、产品结构、税收、货币政策、银行信贷等方方面面，力度为近十年之最。结果，房价是降下来了，但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不景气却在不断蔓延。这时候，有不少房地产发展商和业内专家提出，政府应该适时救市，在灵活调整之前打压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
对房地产商和业内专家们的这一议题，社会各界赞同和反对的意见都有。赞成者认为房地产及其产业链行业继续萎缩会拖累中国宏观经济。反对者则多以房价仍然偏高、房地产存在暴利、房地产发展过热存在泡沫等论点来支持，并主张政府不干预，让楼市回归理性，重新洗牌。
这两种观点存在悖论的是，在房地产发展过热时，就采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行宏观调控，而在楼市不景气时，又采取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义听任“看不见的手”自行调配。
不同标准的管理手法很容易让发展商和投资置业者得出政府不希望房价上涨的结论，这与中国经济增长背道而驰的愿望对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并不有利。
关于是否救市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现在的房价是否已下调到合理范围？房地产发展是否规范？房价为什么会暴涨？
目前从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来看，房价增长水平超出当地经济发展基本面和普通百姓消费承接水平，现在的房价离政府和老百姓的期望距离甚大，但是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市场自由调节的结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个政府深度参与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极不规范，暗箱操作成分过重，存在暴利的嫌疑。而且一些现象和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存在危险泡沫。因此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必需的。
政府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意图和手段是什么？面对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的状况，政府是救市还是不救。这关乎于各方利益。
新华时评《楼市调控不是保高房价》中指出，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已开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房地产业稳步发展更显得重要。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国家将着力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目的是“支持居民购房”，而不是维护高房价。房地产业要健康发展，需要在房价和交易量的合理平衡上做文章。
有新华网友甚至撰文《房价下跌对中国金融安全十分有利》，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楼市贷款没有像美国那样进行证券包装进而上市，影响不到资本市场。我国个人住房抵押按揭贷款门槛较高，总体质量良好。真正威胁金融安全的是楼市的巨大泡沫，只有把泡沫挤干，才能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当前，房价下跌其实就是在挤干泡沫，回归其真实价值。这不但不会威胁金融安全，而且对消除金融风险十分有利。”
来自新浪网、搜房网上的调查都显示，有7成以上的网友反对政府对房地产救市，“救市政策让房地产商松绑，受益最大的固然也是他们”，“降价才是最好的救市，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离合理价格还有一段距离”。也有网友指出，房地产“水太深”，潜规则盛行，房地产商一旦松绑，担心某些政府官员又会跟他们“眉来眼去”。
在网络媒体上新一轮出现的关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是否救市的讨论，源自于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措施。发端于地方政府如成都、沈阳、长沙、南京、西安等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相继出台措施，以减免契税、降低首付，降低开发企业费用、开发期限等方式刺激萧条的楼市。2008年10月22日，中央出台了酝酿已久的救楼市组合拳——减息免税降首付，将救市行动正式提升到国家层面。
政府干预楼市是必然的，但应明确干预的意图是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促进百姓安居乐业的双重目标为宗旨。
以目前全国楼市的情况来看，政府干预的方式也许采取治市比救市更为重要。以积极治市来促进楼市平稳增长、健康发展比简单救市更有意义。政府今年既要使房价下调到合理价位，今后几年都不要出现房价暴涨的局面，对于一些房地产投资过热时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房地产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应适时考虑是否松绑，对于房地产行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管理不规范，法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也需要及时解决；既要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型住宅产品的开发建设，也要考虑中高端商品房市场的健康发展，让理性回归楼市，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规范和调整，保持行业的持续繁荣；这需要政府既要提高对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专业管理能力和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水平，也需要通盘考虑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增长环境，制定更科学灵活的宏调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以及地方性的监管政策，防止一个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大起大落，影响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正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认为，政府在拥有土地供给绝对控制权的同时，还可以动用各种行政力量，调节地产行业的景气程度。楼市经过近一年的动荡，消费者受到了教育，懂得原来房价也会下跌甚至是暴跌。希望在消费者变得理性，以及政府出手维护稳定之后，我们的楼市可以降中趋稳，不要成为消灭普通市民财富的又一利器。这才是政府干预楼市的最好方法和目的。
支持就业是底线，稳定地产是关键
就业问题关乎民生，危机环境下保住百姓的饭碗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经济终究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求职者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向来被认为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中国，解决就业问题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政策底线。从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印证，不到2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论述就业问题的文字量就达到了1千多字。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三方面促进就业。政府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缓和就业压力，保障社会稳定。政府还应投入大量资金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失业者的就业心态，有利于再就业。
从金融来看，据有关监管部门预计：未来10年到20年时间，整个中国银行业贷款结构中50%左右将会是贷给个人消费者。消费作为经济链条的末端，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在很多国家，消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消费萎缩、内需乏力，势必影响各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实际执行效果。因此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复苏着眼，保护就业是重要的治本之策。
危机中促进和保护就业光有政府的动作还不够，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细胞，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些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动辄大幅裁员，期望通过精简人员和节省开支来渡过危机。但是，如果国家整体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企业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恐怕也难以生存。因此，暂时放弃利润最大化的诉求，与员工“共患难”不失为更明智的选择。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国要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支持就业是底线的话，那么稳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却是关键。
对于房地产市场，在所有救市政策中，最令投资者关注的是政府推出七大举措鼓励住房消费。市场人士认为，此次出台的组合政策的力度，在此前任何一次房地产市场调整中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政策试探性出台，释放全面救市“信号”。选择提振楼市作为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在情理之中。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拉动四五十个行业的发展，只要楼市活了，建材、水泥、家具、家电等很多相关行业才可以被激活，并带来新的就业岗位等等。对此，业界解读为：救楼市也是救股市，救股市也是救消费，救消费也是救经济，“它是启动内需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保八”的关键，是中国经济的命根子和“通灵宝玉”，可以说，它是中国各产业中影响最大、产业链最长的一个部门，牵一发而动全局。
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时间将会很漫长。按照美国3亿多人口中只有2.8%的农村人口来看，中国现有的7亿农民，至少会有6亿农民进城，按每年1000万农民工、500万大学生进城就业的数据，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少需要40年。这对城市房地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刚性需求。
中国房价目前在深圳、上海已经跌了20～35%，绝大多数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很小，似乎还有下跌的趋势，可能还需要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调节，让房地产有一个自然到位的过程。
其实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是希望房地产稳定，不希望房价涨也不希望大跌，地方政府更不希望跌，并用购房入户政策托房价，相当一部分开发商硬扛房价。所以，房价在潜在买房人看跌声中却跌不动。各地政府托市要小心，越托房地产的调整时间可能就越长、越慢，房地产和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也越长越慢。
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不出现大跌也是中国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底线。鉴于房地产市场对国内经济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及行业组织要求政府改变房地产政策，如放开第二套住房信贷优惠政策的限制等。但是，这一政策一旦调整或放松，非但无法托住国内楼市，反而会导致银行体系积累巨大风险。因此，这一政策不宜放开，这是保证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的基本底线。当前，国内房价全面理性回归是大趋势，这将有助于释放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对刺激国内经济也有积极作用。
新华时评《楼市调控不是保高房价》中指出，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已开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房地产业稳步发展更显得重要。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国家将着力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目的是“支持居民购房”，而不是维护高房价。房地产业要健康发展，需要在房价和交易量的合理平衡上做文章。新华社的评论文章道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关键理由。
启动内需是战略，扶持出口是战术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之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受巨大的挑战，在外部需求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已经把2009年的经济基调定位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并把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位在8%。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在当前新形势下，启动、引导、激活和扩大国内消费，更具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实施一揽子计划为重点，今年要着力抓好七方面工作，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周期是重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自身发展体制性和机制性的缺陷集中体现出来了。这个缺陷就是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在外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挑战，就是说这样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作为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对内部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提高得很快。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尤其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消费率一直上不来，甚至这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发展方式面临很大的转型。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公共需求业面临着转型。老百姓的需求发展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阶段，比如说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交通问题，包括旅游等等，这时人的自身发展新阶段，新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体制机制、相关政策不能与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性阶段相适应。公共需求要求我们的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型。
无论是外部的冲击，还是我们内部发展方式的转型、公共需求的转型，都向我们提出来，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仅是应对短期金融危机的应急之策，更是我们国家中长期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启动内需，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和外需的大国，转向一个内需的大国和消费的大国，启动内需既是保证短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内需大国和消费大国。
我们以前扩大内需的政策之所以收效不明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外需旺盛，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的国内经济结构从而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第二，我国储蓄过高，尤其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过高。第三，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够。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化的结果虽然有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亿人进城，但是却是小规模的人口迁移。虽然说农民工进了城，但是都不是城里人，他们的思想观念、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完全是农村式的，因而对扩大内需不利。
全球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说是一个机会。
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完善各种改革和制度，加快完善医疗卫生、劳动保障、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工资分配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在花钱时无后顾之忧，从而让他们敢于消费。
中国的经济长远发展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经济的缓和好转，而是要坚定不移的扩大内需，启动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把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并不是放弃出口，把国际贸易弃之经济发展的政策之外，相反中国政府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扶持出口贸易的增长。毕竟国际贸易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且曾经是拉动力最大的那架马车。
在全球经济危机特殊的环境下，为了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政策做了些调整，把内需放到首重，同时对国际贸易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未来要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转型。因此说中国不但不会放弃国际贸易，相反要对国际贸易在政策领域给予更大的扶持。
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外贸出口的扶持意向早已明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轻工业和纺织业振兴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将继续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轻工业规划指出，未来三年轻工业振兴目标暂定为年均增长10%左右，同时将提高631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纺织行业已于今年2月1日开始，出口退税率从14%提至15%。有业内人士透露，纺织振兴规划通过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前往16个省进行了调研，其调研结果将成为上报国务院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细则的重要内容，纺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极有可能恢复到17%的最高点。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在出口的各类商品中，经过去年以来四次调整出口退税率，1月份包括纺织服装、鞋类等部分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已开始企稳。
在金融危机之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出口会大大减退，其实，并没有我们大家想像的那样可怕。相关专家分析认为，虽然西方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越是在危机的时候，大家对于低价产品的需求就会越旺盛。我国加工贸易有特点，国外市场需求导向突出，有市场相对稳定的一面。中国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还存在。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负责人施特拉克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出口不会出现明显滑坡，因为中国出口产品以日常消费品为主，这种消费品的销售不会有太大起伏，因此他对中国的出口维持稳定比较乐观。
就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方向而论，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是必由之路，可是，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容量的萎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过于强调制成品出口价与量两全其美并不现实。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要改变原来的出口产品，在保证一定份额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数量外，还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中去，事前为产业升级换代做准备。在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时候，政府就要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
在拉动中国经济向前稳健发展，扩大内需是必要的，启动内需是长期的经济战略。扶持激励国际出口贸易也是必需的，中央政府提供给出口企业以政策和金融的支持，有利于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术。
莫让超常规救市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复兴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政府采取的流动性政策并不是救助危机的有效工具，“以炮制泡”的超常规政策不仅不能拯救经济，反而成为绑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元凶。因此当前全球必须走出这种“超常规”流动性膨胀政策的误区。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为了对抗通货紧缩，美联储采用了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另一方面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929～1933年，基础货币增加了20%。大量资金寻求保值增值机会便投向房地产和股市，美国国内出现金融资产价格和数量的急剧膨胀，1934年后美国出现了超过10%的高通胀。
1997年夏季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金融危机使金融资产进一步缩水，从泡沫经济崩溃之初至2005年底，日本资产缩水已经高达1400万亿日元，约合日本GDP的2.5倍。
这不仅产生了强烈的负资产效果，抑制了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产生了大量不良债权而导致严重的负债型通货紧缩。因此日本被迫启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也因此陷入了所谓“增长型衰退”的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面对这金融危机，美国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和经济强权，再一次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大量印刷美钞投放市场。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这样释放货币流动性的机构，也无力掌控。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眼下美联储竭尽所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扩大信用创造，解冻信贷市场，甚至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超常规货币政策，成为救市的最后贷款人。
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引擎。因此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对作为债务人的美国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是秘密的债务消减计划。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以由全世界分担。因此美联储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真正意图就是通过大力扩张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使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再次抵消债务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并不惧怕通胀，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美国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是将危机恶化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
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冲击各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其他国家如果实行自由货币兑换制度，那么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居多），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也会造成烈性通货膨胀。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然而更可怕的是全世界经济强国都在效法美国。目前除美联储外，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以及瑞士央行均已采取或表示将采取各种非传统措施来刺激经济，要么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要么直接向企业购买债券、商业票据等，甚至对定量宽松政策持谨慎态度的欧洲央行也将其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发达经济体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全球基础货币供应将持续上升，新一轮恶性通胀已在悄然酝酿之中。而纷纷效法，扩大财政赤字、放松银根，“以炮制泡”，那么从中长期看势必引发全球更大规模的恶性通胀。
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刺激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同国际的经济刺激措施是有重要区别的。因为，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钱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投资的，有些投资也会对邻国甚至是全球产生影响。现在很多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供应和需求上，而对国际的供应和需求照顾不多。在进行这些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用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要寻求一种平衡，要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要确保在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的努力不要削弱。
需要强调的是，刺激措施必须要关注长远的需求，而不是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这是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另外如果需要，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同时必须对微观经济学非常敏感，也就是在失去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机会。有一些好的判断措施的标准，美国及其英国日本等国的刺激措施是不负责任的。
在新一轮全球流动性包围之中，中国外汇资产也面临着重大金融风险，为此中国更应善加处理外汇储备结构的战略配置，拓宽强势货币的挂钩范围，增加战略能源、资源、技术储备，并多着眼于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能结构的平衡，进一步健全完善确保真正启动庞大内需市场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安排，以积极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恶性通胀危机。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很好的发展。但是必须考虑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使得中国的投资机会非常大，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供给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失衡的。出口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失衡。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通货紧缩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的一些危险。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关于市场扭曲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它的定价调高，就可以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是垄断行业的利润很大，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个现象很不合理。我说过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继续进行中国经济转型，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同时应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
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十一五”规划设定的远景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创造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在这个方面，中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另外还要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刺激规划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大规模的，中国的刺激规划能够使中国顺利地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刺激计划是方方面面的。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的投资。第二，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创新型的经济，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现在有很多数据，包括对教育、卫生进行的投资，它所带来的好处将是双重的，不仅仅是直接对相关经济领域的好处，同时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也能够带来消费方面的一些刺激，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经济体。第四，有一个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型，就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性，这样能够使得中国不再受到出口和外部需求降低的严重影响。
中国面临危机并没有效法欧美日等国家采取“印刷钞票”措施，中国一再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的做法是负责任的。中国的努力重点是放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发面，是为了中国经济长远的稳健发展。
第三批救市金额已经确定
随着第一轮救市措施的预期被市场透支，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有所回落。但是，自去年12月份开始施行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了新的进展，第三批中央投资即将划拨。
在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抓紧推进前两批已下达项目投资建设，立即下达第三批中央投资”。
由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中国经济好转的迹象尚不牢固，各界对即将下达的第三批中央投资规模非常关注。甚至有媒体援引发改委官员的话报道说，第三批中央投资计划正在分解和落实，规模大致是700亿。
迄今为止，第一批1040亿元中央新增投资计划和投资预算在2008年12月18日前已经全部下达，目前已在各地具体实施。
而第二批1300亿元的中央投资，从项目到资金在今年春节前也已完全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一季度国家固定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一季度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一季度全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87.7%。
从数据可以看出，进出口贸易降幅明显，内需拉动经济也很明显，但内需的增长速度还不够。仅靠政府投资来带动总投资增长的难度较大，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投资的进一步增长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助力。现在，经济虽然有好转迹象，但向下的压力依然很大，第三批中央投资应该及时下达，使经济增长的动力得以保持。
在700亿元中央投资公布之前，各界普遍认为，由于金融危机仍未见底，而夏季更有利于项目的开工上马，因此，第三轮中央投资规模可能大于前两轮的总额。资金去向的重点在中西部和农村，重点行业为工业领域。
广州万隆证券研究所认为，考虑到东部地区基础建设已基本饱和，而西部的经济较为落后，人口众多和经济基础居中，中部地区是基础建设投资潜力和迫切性最强的区域。中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基建投资潜力大，同时人口和经济要素也需要更加完善的基础建设网络支持。农村地区应该是另外一个重要方向。改善农村的基础建设和建设农村网络也是中央近几年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必要手段。
关于第三批投资金额缩减，发改委宏观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樊彩跃认为，第三批中央投资流向仍主要是基础设施、民生和灾后重建等方面，但基础设施方面可能仍然占大头，会引发人们担心投资过快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政府下发投资可能会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做相应调整。目前最重要的是落实前两批投资，看看投资效果如何。
另一方面，虽然由中央政府代发的地方债工作已经开展，但是，由于很多地区的地方债发放工作没有完成，因此，地方配套资金在一定时期会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地方财力、银行贷款没跟上，可能都会成为中央投资放缓的原因。
综合分析第三批中央投资规模减少，这将至少释放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信号。
第一，中央财政投资压力加大，可能已有些捉襟见肘了。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央可动用的资源非常多，但在具体的投资操作中，要拿出真金白银还是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4642.05亿元，同比下降8.3%；而全国财政支出5007.39亿元，同比却增长31.4%。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收入支出的矛盾，让中央财政不得不精打细算。
由于今年一季度发放了1300亿，二季度这次若下拨700亿，两项加起来也就2000亿，但是今年预定新增中央投资4875亿元，这意味着上半年中央投资规模实际上将完成不到全年的一半，显然是有点难以理解的。
第二，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缺口和急增的信贷表示担忧。在去年4万亿公布之后，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公布了意向投资，各地刺激经济意向投资总额一度高达20万亿元，单陕西省2009年计划的全年重大项目投资额度就超过了5200亿。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约为1：3的比例，在中央的投资刺激之下，地方资金压力可想而知。此前，有业内人士测算，在国家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中，大约需要的项目资本金为2.4万亿元，其中将有2500亿元的资金缺口。更有分析认为，由于缺乏配套资金，在前两批的中央投资项目中，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开工，或者进度没有达到要求。而且，在资金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只好指望于银行，造成现实中曾被叫停的“银政联姻”模式再度泛滥，一季度银行信贷出现“天量”投放，但信贷资金活水并没有真正流向“饥渴”的中小企业。
第三，中央希望为刺激民间投资预留空间，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真正进入“保增长”行列。从前两批中央投资的方向来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是地方政府上报项目的主要部分，而民生和消费等领域的投资依然较少。分析表明，前两批中央投资计划中，土地、资金等资源都高度向国有经济倾斜，民间资本根本难以分享这些资源“大饼”，民间投资并没有真正活跃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打压。显然，中央政府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谨防忽悠——中国无力救世界
金融海啸肆虐全球，美国大规模救市方案已尘埃落定，但纵观世界经济走向衰退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未来谁将是新的救世主，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埃及的摩西”，成为了当下世人关注的话题。中国继“奥运会举办”和“神七上天”之后再次成为世人目光聚集的焦点，西方各国不约而同出现了一股热捧中国的浪潮，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出现了呼吁“中国帮助世界”的声音，德国一家媒体干脆直截了当地说：“美国能否得救取决于中国”。面对如潮般的颂扬，国内一些人也不由得有些轻飘起来。
坐拥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是否会担当“白武士”而出手相救，愈来愈备受世界瞩目。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其中一个重要大国，国内金融体系与外国千丝万缕不可分割，许多企业也要依靠出口才能生存，若不主动救市，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令国内大批企业亏损和倒闭，进而导致全国经济衰退。中国政府出手已是势在必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该如何救市。
目前人们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应怎样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救市，仿佛救了美国就能救中国。对这些人来说，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美国地位重要，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危机一旦加深，必然会造成美国消费需求急剧衰退，从而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带来致命的打击。二是中国近年来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保守估计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如果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不向美国施加援手，从而造成美元以及美元资产贬值，反过来会进一步不利于中国，甚至有可能令逾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血本无归。
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金额庞大，但其中一半已经投入美国市场。从这一角度来看，若中国再购买美债，把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符合资金风险管理规律。中国的自身实力有限，是不可能单方面再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资金援助的。
事实上，大部分认同救美的中国政经界人士都知道这些问题，只是他们抱有一相情愿的心态，以为雪中送炭就可以换来美国的知恩图报，令中国日后可以进一步参与制订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游戏规则。但这个理想主义的念头在较早前已经被打破。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求救，另一方面却又对台售武，这种有求不报的做法，充分说明了中国一味向自私自利的美国让步，以求在全球金融秩序重整时增加中国在美国以致全球的影响力，显然是太天真、太不切实际了。
所以，中国一定要救市，但不等于要把所有钱都放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应谨防重蹈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并购失败的覆辙。
相比之下，中国一方面除了利用手上的筹码与美国谈判之外，另一方面更应该学习俄国出手拯救冰岛的外交战略，善用这笔外汇储备，在国际上多交盟友，包括加速向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如亚洲、非洲、南美洲等。
对中国政府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处理亚洲金融风暴的手法尤其值得再三回顾。1997年，当亚洲主要货币在危机重压下疯狂贬值的时候，中国咬紧牙关，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带来喘息机会，也为其在短时间内复苏作出了贡献，凸显了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形象，受到区内诸国的好评，进而为中国近十年的和平崛起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眼下这场环球金融海啸的惨烈程度远非1997年所能比，由于危机仍在蔓延中，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欧美国家在金融海啸冲击下自身难保，长期依赖出口贸易的亚洲各国，未来势将面对更严峻打击，韩国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已先后发出国家有可能破产的警报。
站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角度而言，近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有两大主轴，一是搞好中美关系，二是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谐交往。在东部有日本、北部有俄罗斯，以及西部有印度等诸大国林立威胁的情况下，与亚洲各国打好关系，更是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关乎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崛起。
中国对拯救世界或许有心无力，但却依然是稳定亚洲经济的一大重要力量。正如在1997年那样。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成为很多亚洲国家的重要市场。只要中国这张骨牌经受住冲击而不倒，那么很多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亚洲国家所受到的冲击都将大大减少。中国显然是化解区域内经济危机的积极参与者。
再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老百姓是不会同意中国政府出手拯救世界经济危机的。
第一，老百姓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中国政府利用现存美元纸片子去购买美国国债拯救美国，而等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利用美元霸权和经济强权再“玩破产”赖帐。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两面三刀，逼迫人民币升值，石油、粮食涨价等等一系列手段打击中国经济。而且在北京奥运会前搞那些恶心中国人的事，伤透了中国人民的心。老百姓就是不同意去救美市，否则中国政府会失去民心，在世界上也有损中国形象。中国政府前期投资美国有损失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打破了美国标榜经济自由欺骗的世界神话，如果再投谁敢保证在美国信誉破产前题下能盈利，这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即使我们老百姓再短视，也要提醒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就会失去民心，物极必反。
第二，参与救市就是上套。美国金融破产与我国1997年国企改革之初有的企业采用破产方法甩债另立公司，都是为了破壳逃债，不过本质不同的是：美国是破外国债权，美国实际资产一点也没少，人还是那个人，房屋还是那个房屋，请问美国损失了什么吗？对这样不讲信誉赖掉他国债务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进行投资救市，让普通老百姓想通，其美国宣而未决的7000亿救市计划就是骗局的引子，谁救谁上套。
现在的所谓美国经济危机不是生产不足造成的，也不是世界上消费不足造成的，只不过是美国虚拟的数字游戏而已，目的就是让世界买单美国的赤字财政。纵观这次金融风暴的演变，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在一步步的导演，它想怎样就怎样，好的东西留下，不良资产却毫不犹豫地宣判死刑，拿出去拍卖，让人不得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和这次金融风险顿生疑窦！当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政府在恰当的时候会展现出一个大国的风范。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中国赞赏和支持有关国家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采取的积极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尽快取得成效。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中国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