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烈和狂暴程度较轻的一些激情的控制看来就远没有那样易于被滥用来为有害的目的服务了。节制、体面、谦虚和温和总是可爱的，而且不可能用于任何不好的用途。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比较从容地运用了自我控制，可爱的美德纯洁，令人尊敬的美德勤劳和节俭，它们都从那里获得了伴随它们的朴素的光彩。那些满足于在私人的和平生活中谦卑小径上行走的人，他们的行为从同一原则获得了属于它的大部分的美和魅力。这种美和魅力虽然远不那么光彩夺目，但它却与英雄、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更加壮丽的行为所伴随的美和魅力同样令人喜爱。
在对有关自我控制的性质这个问题的几个不同方面做了上述论述之后，我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对那些美德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了。现在我只讲述适度的临界点，即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对任何激情表示赞同的程度，它因激情不同而不同。某些激情的过度没有不足那么令人不快，这类激情的适度的临界点似乎是处于高位，可以说它更靠近过度，而不是更靠近不足；而有些激情的不足又没有过度那么令人不快，而这类激情的临界点似乎是处于低位，可以说它是更靠近不足，而不是更靠近过度。前者是旁观者最倾向于同情的，而后者则是旁观者最不倾向于同情的。前者是这样一些激情，对它们的直接感受或感觉令当事人感到愉快。后者则是这样一些激情，对它们的感受或感觉使当事人感到不快。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一般准则，那就是旁观者最倾向于同情的，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其适度的临界点可能处于高位的激情。它们使直接感受或感觉的当事人多少感到一点愉快；相反，旁观者最不倾向于同情，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其适度的临界点可以说是处于低位的激情，它们使直接感受或感觉的当事人多少感到不快，甚或痛苦。据我所能做出的观察，还没有发现过一个例外的例子。随便举少数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它，并显示其正确。
那些倾向于把社会中的人团结起来的感情，仁慈、仁爱、自然感情、友谊、尊敬有时都可能过分。不过，即使这种倾向有些过度也使它变得为每个人所喜欢。我们虽然责备这种过分，我们仍然对它抱以同情，甚至抱以仁爱，而从来不会对它怀有厌恶。我们更多的是为它感到抱歉，而不是愤怒。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甚至放纵这样的感情在许多场合都不仅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是一种极大的快乐。诚然，在有些场合，特别是这种过分的感情用在一些极不值得的对象的身上时，这种情况也常有，它会使当事人面临十分尴尬和苦恼的境地。不过，即或是在这类场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会对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而对那些对他的软弱和轻率装出一副鄙视的样子的人感到极大气愤。相反，缺少这种倾向，即所谓铁石心肠，当它使人对别人的感受和痛苦麻木不仁时，它使别人对他同样麻木不仁，而且通过把他排斥在世人的友谊之外，也就把他排斥在社会上所有的乐趣中最美好和最舒适的乐事之外了。
那些倾向于把人们相互驱散以及好像是倾向于打破人类社会的束缚的感情：怒气、仇恨、妒忌、恶意、报复——相反它们的过分比不足更易使人感到不快。这种过分使人在自己的思想上变得肮脏和可怜，并且使他成为别人憎恨，有时甚至是恐惧的对象。这种感情的不足却反而很少受到过埋怨。不过，它可能是一种缺陷。因为缺乏正当的义愤是男子气概中最可怕的一个缺陷，而且在许多场合它使一个人没有保护自己或他的朋友免遭侮辱和侵害的能力。不过义愤这一本性也可能是有缺陷的。如果是过度了和用在了不适当的地方也会构成可恶和可憎的妒忌。妒忌是一种用怀有恶意的厌恶来看待别人的优势的激情，哪怕是他们确实是有资格拥有那种优势。不过，一个在重大的事情上顺从地容忍没有资格享有某种优势的人凌驾于自己之上，或位于自己之前的人通常被公正地谴责为没有骨气的小人。这种软弱通常起源于怠惰，有时是源于善良的天性，源于不爱争斗、不爱奔波和求人，而有时也源于对宽宏大量的某种误解，以为宽大总是能够蔑视他当时所蔑视的利益，所以就轻易地放弃了它。不过，这种软弱通常总是会带来许多的遗憾和悔恨。而且开始时所表现的某种宽宏大量常常在末尾时变成了极为恶毒的妒忌，变成了对那种优势的仇恨；而那些一旦获得了那种优势的人由于环境既然使他们获得了它，常常也就真正地变成了有资格享有了它。为了在这个世上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像捍卫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一样捍卫我们的尊严和地位。
我们对个人危险和灾难的敏感就像对个人遭遇挑衅的敏感一样常容易由于其过分而不是不足而犯错误。没有什么品质比胆小鬼的品质更可鄙的了，也没有什么品质比一个敢于无所畏惧面对死亡，在最可怕的险境中能够保持镇静和沉着的人的品质更值得赞美的了。我们尊敬以男子气概和坚强忍受疼痛甚至折磨的人，我们不能尊重在疼痛和折磨面前失魂落魄，听任自己无用的叫喊和妇人气的恸哭的人。对每一个细小的不正当事件感到特别敏感的烦躁不安的脾性可使一个人自身变得可怜，而且惹人生气。不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小小的伤害或不幸事件所干扰的冷静的脾性在侵袭世界的自然的和道德上的邪恶中能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甘愿承受一切痛苦，这对那个具有这种脾性的人本人是一种幸福，同时也给他的所有伙伴一种轻松自在和安全感。
不过，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受的伤害和我们自己的不幸的敏感虽然通常是很强烈，但同样也可以是很微弱。一个对其自身的不幸感觉很迟钝的人，必然对别人的不幸总是更加迟钝，而且更不热心去缓解别人的痛苦。一个对其自身所遭受的伤害不抱什么怨恨的人必然对别人所遭受的伤害也总是更少放在心上，因而也就更不大会乐意去保护他们或为他们报仇了。对人类生活中的大事全然麻木不仁，必然会熄灭构成美德的精髓的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得体所持有的强烈而诚挚的关切。当我们对自身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本不操心我们自身行为的得体与否。一个能感受到他所遭受到的灾难的全部不幸的人，一个能感受到对他所施的不公的全部卑鄙，而又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人格的尊严对其自身的要求的人，一个不听任自己由其所处境地可能自然激发的任性的激情所摆布，而根据居住在其内心的那个半神半人的命令和许可的节制了的和纠正了的情绪来控制其全部活动和行为的人——才是真正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是热爱、敬重和钦佩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对象。麻木不仁和那种高尚的坚定，那种植根于尊严和适度的崇高的自我控制远不是全然相同的东西，后者的功劳在许多情况下根据前者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可能完全被勾销。
虽然，对于个人所受的伤害，个人的危险和不幸完全缺乏一点敏感在这类情况下会把自我控制的全部功劳一笔勾销，不过，敏感很容易变得过于敏锐，而且常常是如此。当适度感，当内心那位法官的权威能够控制这个极度的敏感力时，那个权威必然显得非常高尚和伟大。但是要做到这种控制可能是非常费力的，它可能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一个人通过巨大的努力行为举止可以表现得十分完美。但是这两种天性之间的竞赛，内部的争斗可能过于激烈不可能全然与内心的平静和幸福保持一致。造物主赋予了这种过于敏锐的敏感性，而且其过于活跃的感受且还没有完全被早期的教育和适当的磨炼所弄钝和变得麻木的聪明人，将在职责和体面许可的范围内回避他不完全能适应的境况。虚弱和娇嫩的体格使人对疼痛、艰苦和多种肉体上的痛苦过于敏感，这种人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去从事军人的职业。一个对于伤害过于敏感的人不应轻率地从事派系的斗争，虽然他的体面感应该是强大得足以控制所有上述情感，但内心的平静必然总是要在这种斗争中遭到破坏，在这种混乱中判断力总是不可能保持其平常的敏锐和精确。虽然他可能总是想要使行为得体，他却可能常是行为轻率而鲁莽，以致使他在今后的生活中要永远为之感到羞愧。一定的勇猛、一定的坚强的神经和坚实的体格，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进行巨大的自我控制无疑是最好的准备。
虽然战争和派系斗争是把每个人塑造成性格坚强和坚贞不屈的最好的学校，虽然它们是医治一个人相反的弱点的最好的药物；然而，如果考验的日子在他完全学完他的课程之前来到了，在那个药物还未来得及产生适当的效果之前来到了，其结果可能就不会是令人愉快的了。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的欢快、娱乐和享受的敏感同样可以因其过度或不足而做错事。不过，这两者的过分看来要比不足还是令人愉快一点。对于旁观者和当事人来说，对欢乐的强烈喜好肯定比对娱乐和消遣的冷漠更讨人喜欢。我们陶醉于青年时期的欢乐，甚至童年的嬉戏，但是我们常常很快就会对伴随老年而来的那种单调而无味的庄重感到厌倦。诚然，当这个喜好没有适度感的抑制，当它与时间和地点，与当事人的年龄或处境不相适应时，当它得到放纵，当事人就会忘却自己的利益或职责时，这时这个喜好就会被正确地指责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些过分和有害的了。不过，在绝大部分的这类场合人们主要指责的不是对欢乐的强烈的喜好，而是对适度感和责任感的不强。一个年轻人对适合于其年龄的消遣和娱乐不感兴趣，整天谈论的只是他的书本或工作，就会被人认为刻板和迂腐而为人所厌恶。而且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不放纵自己（因为他对那些消遣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爱好）而称赞他。
自我评价的本性可以是很高，同样也可以是很低。高估自己是如此令人愉快，而低估自己又是如此令人不快。对一个人来说，毫无疑问某种程度的过高估计自己必然要比任何程度的过低估计自己要令人愉快得多。但是对那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说，他就可能认为事情正好相反；对他来说估计偏低必然总是比偏高来得令人愉快些。而在我们的同伴们中，毫无疑问我们更多抱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估计偏高了，而不是偏低了。当他们自认为高于我们，或者把自己摆在我们的上面，这时他们的自我评价就伤害了我们的自我评价。我们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就会怂恿我们去指责他们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这时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是他们行为的公正的旁观者。不过，当这些伙伴们容忍任何一个第三者装模作样自认为他比他们具有某种实际上他并不具有的优势时，这时我们就不仅会责备他们并且还会把他们当作卑鄙的小人而加以鄙视。相反，当他们与其他人在一起时自己拼命往前挤，并爬上一个我们认为与其功劳不相称的高位时，我们虽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行为，但总的来说，我们时常还是高兴的；而且在不存在妒忌的场合，我们对于他们所感到的不快通常总要大大地小于如果他们容忍自己下降到他们应有的正当地位以下时，我们所感到的那种不快。
在评估我们的功绩和评判我们的品质与行为方面存在着两种我们必然要与之相比的不同的标准。一种是一个十分得体和完美的标准，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一种观念。一种是世人通常可以达到的、接近的那个观念的标准，也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伙伴和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可能实际上已经达到的那个标准。在评判我们自己时，我们通常（我甚至要说，我们从来就是）多少要考虑到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是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种标准所给予的关注却是非常不同的。因而有时主要考虑的是这一个，有时又是那一个。
当我们对照第一项标准时，即使是我们中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物在其自身的品质和行为中看到的也只会是弱点和不完善之处，找不出什么可以骄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理由，相反只会发现许多需要我们谦虚、遗憾和懊悔的地方。当我们对照第二项标准时，我们可能一会儿受到这种影响一会儿受到另一种影响，忽而感觉到我们自己确实高于与之相比的标准，忽而感觉到我们自己确实低于与之相比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