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Religionof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Chinese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Chinese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史密斯在中国（JohnSmithin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GreatSinologue），第六章和第七章论中国学（Chinese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ReligionofMobWorshiportheWarandtheWay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实践
辜鸿铭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来访。图为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与辜鸿铭（右二）的合影。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Phoenixbird！OPhoenixbird，
Whereisthegloryofyourprime？
Thepast，itisuselessnowtochange，
Careforthefutureyetistime，
Renounce！Giveupyourchaseinvain，
ForthosewhoserveinCourtandState，
Direperilfollowsintheir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giveupyourchaseinvain”，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其中“asyougoonacquiring”，“greater”，“ofcongenialminds”和“becauseofyour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Sayingsof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