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
摘自(日本)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9章第145—146页
日本的儒教强调：(1)忠于国家(或主人)；(2)孝敬父母；(3)取信朋友；(4)尊敬师长。根据孔子的这种思想，一种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种资历制度和终身患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非常自然的。(此外，明治时期的许多资本家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政府的恩惠，并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与政府合作。)儒教总是关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很少考虑如何根据诸如“上帝”这样的绝对尺度来评价个人的品行，因此，在儒教世界中，个人主义是受到窒息的。然而，由于儒教崇尚理智和理性，它又与近代科学是一致的。因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立即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吸收和汲取了西欧的科学，在1878年至1900年这个时期，明治政府使日本经济成功地达到了“起飞”的地步。于是，一种以完全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来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把日本的精神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的经济在日本建立起来了。
摘自(日本)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第2章第128页
中国儒教思想及文化，其最初传来于我东方之时期与其事情，乏于文献，无可考。从来学者，率多依传说的记录，谓“殷末周初，箕子东来朝鲜；教民以礼仪，禁之以八条，我东儒教，自箕子始矣”。然而箕子东来之说及教化说，其根据薄弱，不足以信之，故今日学界，举皆否认之。……
北朝鲜地，与燕、齐、鲁、邹，相连陆，又只隔一衣带水。彼此之(从陆从海)交通往来与夫彼土文物之波及于此，应自早昔始。大同江以北，曾为燕秦所属。鲁、邹，即孔孟出生之地，儒教思想及其文化，影响于朝鲜之一部社会，可以想象也。但惜无文献可徵。……
自汉置东方郡县以来，乐浪为中枢。汉人官吏、商贾、农民，其他之来往于此者尤多，本土人自然与之交接，汉之文物亦随而传播，儒教思想及文化，必从多量移入，应为(本土人)知识阶级所肆尚矣。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3页
贵族奴隶主在利用崇拜上帝的观念，同时还利用儒教，作为自己的统治意识形态。儒教的主要内容是，认为当时的社会秩序是由“天”制定的那种关于礼的思想。他们还从中国吸取了阴阳五行思想中的宗教迷信的社会政治观点。阴阳五行思想，原是中国产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哲学思潮，可是到了汉朝，却被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加上了神秘主义的宗教迷信，特别是它的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成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理论。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2页
三国之中，儒教哲学最先在高丽占据了统治地位。公元372年，即第十七代王小鲁林王二年，就设立了儒教教育的最高学府——太学。当时的太学所采用的教科书为五经、三史等儒学的基本书籍。
在新罗，儒教哲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公元六世纪前后。公元503年，改用汉式王号，后来连国号和年号也都改为儒教式。由此可见，当时儒教在新罗是很普及的。公元639年，即善德女王8年，派许多青年赴唐朝留学，以后也陆续派出留学生。新罗时期儒教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大问、强首和薛聪等。尤以薛聪为杰出的儒教哲学家。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10页
越南封建统治阶级加紧使家族制度封建化，把原始家族制变成封建家族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以下两种办法：第一，把儒教的家庭原理在人民中广泛传播；第二，用封建国家的法律强迫人民尊重上述原理。在劳动人民方面，除受封建统治思想的某些影响外，曾不断反对这一原理，借以维持家族的纯朴和健康成分。经济的日益发展，对这一斗争便更加有利。上述矛盾和斗争的内容已导致并表现为儒教家族原理及其在人民中的实践之间不相吻合，封建阶级国家的法律与家族制在人民中的习惯不相吻合。这一矛盾的解决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去进行的。
摘自(越南)阮鸿峰《越南村社》第3章第55页
13世纪以前，佛教思想在我国人民当中占优势，佛教思想是适合于统治阶级用以迷惑人民的宗教形式。但当商品经济发展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也更加复杂了。这时候仅凭宗教仪式已不足以保证统治阶级的地位。那就需要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一些道理；尊卑秩序必须从家庭和家族中走向社会，然后又从社会尊卑秩序回到家庭来。13世纪时，佛教不再能适应这种要求了。因此，原来处于次要地位的儒教开始占了优势，并成为统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武器。
摘自(越南)明峥《越南史略》(初稿)第91页
儒家学说中的教育思想，在宗教教育中，并不是没有存在的。孔子和耶稣、释迦牟尼的不同，只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强调“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罢了。我们不能认为，儒家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在其他宗教教义中是没有存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推行宗教教育的社会，在这微型电子电脑时代却不能实现宗教教育的目标呢？
经过仔细分析以后的结论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推行，要看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是否适合而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和创造一种社会环境，使人人都能感觉到，遵行儒家道德规范，对他们是有利无害，对他们是不吃亏的。然而，在推行儒家道德规范时，是必须小心的，不然的话，社会中将充斥着难以数计的阿谀奉承者和伪君子，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形，更糟的是：这种社会将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给消解掉，从而使社会趋于腐化和堕落。中国的历史就足以说明这种可悲的后果。
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因素。另外两种重要因素：一是纪律，一是人性。人性的削弱将造成纪律松弛。凡是有纪律的人民，为了集体利益，是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的。当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那会有什么纪律呢？假如不能有严格的纪律，怎样保障集体的生存呢？
摘自(新加坡)王邦文《微言大义》
西方书本和电视所灌输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思想已使部分新加坡人变得贪图逸乐，凡事只顾自己，把家庭、父母、子女都看得很淡薄，这是80年代的危机。
要保留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保留一些视家庭为极端神圣的生活方式和哲学，如不注意，到1990年，我们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加坡，外表上看起来很繁荣，但在一切有关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神圣的文化精神上，社会力量上，都会逐渐软化。这些力量软化了，消失了，一切危机也就会产生。
摘自(新加坡)李光耀语录(见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107页)
中国古籍用十分有趣的方法证明，认识人类自身和认识外部事物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书中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证明了这样的哲学原则。
摘自(黎巴嫩)汉纳·法胡里赫里利·杰尔《阿拉伯哲学史》第35—36页
中国哲学家中的多数学派的目标都是注重“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内圣”在他们看来就是人要建立自身的美德，“外王”就是完成对世界的最好奉献。人类的最高目标就是美德和智慧的集于一身，变成圣王，或象柏拉图所说的哲人之王。
摘自(埃及)福阿德·穆罕默德·西伯尔《中国哲学》上卷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