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曾发生了“吕留良”案。雍正对吕氏一族的惩处非常残酷，但是却释放了主犯曾静和张熙。雍正让他们去民间肃清影响，宣扬自己的功德，结果适得其反，造成谣言四起的不利局面。乾隆即位后，立即下令逮捕曾静和张熙，并将二人斩杀，同时收缴、焚毁了《大义觉迷录》。
雍正晚年时期，迷信炼丹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政务。乾隆执政后，不信丹术，将宫中的僧道全部逐出宫外。
雍正执政期间，曾经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隐瞒水旱灾情，谎改政绩，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朝廷为鼓励农民生产，设立了“给老农八品顶戴”的政策，可是这个政策实际上却被乡里的无赖垄断。为了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雍正曾下令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把井田制搞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一即位，就连连颁发谕旨，分别予以纠正。停止实行“老农顶戴”，废除“旗井田制”。
乾隆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时期的某些失误政策，使乾隆时期的政治、经济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使清朝统治的全盛局面出现，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
《四库全书》的编纂
乾隆（1711—1799年）
乾隆皇帝有“十全武功”，在文治方面也颇为值得称道。他十分重视文化，即位之初，便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大清统一志》等数十种。到了乾隆中期，乾隆帝决定集中全国的藏书，编辑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一来可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二来可以将民间藏书系统审查一遍。
乾隆意识到，广大臣工和百姓会因为惧怕文字狱罪而产生畏惧情绪，于是，他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书者献出家藏秘籍。经过努力，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超过1万多本，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出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官，副总裁官由六部尚书和侍郎担任。许多知名学者也先后被召入馆内，分别担任纂修、校对、整理等职。大才子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编修官。加上总纂官、总校官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共360人，再加上负责抄写和打杂的，先后共组织近4000人。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
《四库全书》的命名与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有关。中国古代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从古至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史，主要是指历史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子，是指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如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是指文学的总集或专集等。
要编撰如此规模大的丛书，首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乾隆下令，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为了达到防火、防潮和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乾隆便派人专程奔赴宁波，了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按照其样式，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
四库全书馆的大小官员，不分寒暑，一面竭力搜求挖掘各种书籍，一面细心抄写、校对。他们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中把零星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出，拼凑起来，恢复了500多部珍贵的文献。
四库全书馆的官员按前例进行分类整理，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编成了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这部丛书共收录了3475部书，共有7.9万卷。
乾隆皇帝不惜工本，编成这样一部大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偏偏出于阶级和民族的偏见，又借此机会销毁了许多图书。按清廷规定，凡是涉及明清之际历史而又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都被销毁了。
《四库全书》书影
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也都被烧了个一干二净。被销毁的书中，有些还侥幸保存了一个书目，当时“存目”的书就有6700多部、93500多卷，没有留下书目而被清廷销毁的书，就无法计算了。
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皇帝做出的贡献是挺大的。但在支持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各种罪名被销毁的图书，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非常惨重的，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
乾隆下江南
乾隆曾六次南巡，前四次都是奉太后巡幸，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病逝。第六次巡幸江南时，乾隆已76岁了。从表面上看，他是奉母览胜，而根本原因却是政治性的，是为巩固和发展“全盛之势”而南巡的。
江浙是“鱼米之乡”与“财赋之区”。据乾隆十八年记载，江苏省有民田近70余万顷，征赋银337万余两，粮食2000万余石。浙江省有民田45万余顷，征赋银281万余两，粮食113万余石。两省民田、赋银、赋粮总数，分别占到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16%、29%、38%。在每年运京供宫廷食用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竟占了257万石，为漕粮总数的64%。从这几个数字上来看，就足以证明江浙两地在全国经济总量上的特殊地位。
其次，江浙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仅以科举为例，江浙两省的状元最多，顺康雍乾四朝的61名状元，江浙两省竟占51名之多。
再者，江浙还是明末遗民活动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当年南明弘光朝廷就曾以江浙为统治中心。所以，乾隆要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控制这两省。
乾隆历次南巡一般都是在正月十五日前后从北京动身，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杭州。回都的时候，绕道江宁（今江苏南京），祭奠明太祖陵，检阅军队，大概四月底或五月初返回北京。整个南巡，水陆行程约6000里。
为了供皇帝车马行辕，各地专门修筑了御道。御道要求路必须笔直。为此，许多民居被拆，坟墓被挖掘，良田被毁坏。凡是石板、石桥，都需用黄土铺垫。皇帝车仗经过的时候，一律泼水清尘。途中建设行宫30处，除行宫外，有些地方还搭盖黄布城和蒙古包帐篷以供住宿。每隔二、三十里，便设置尖营，供小憩打尖用。进入江南后，主要是水路。共有船1000艘，皇帝和后妃乘坐的船为“安福妒”和“翔凤艇”，动用纤夫就达3600人，分为六班，每班600人。整个南巡队伍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章京侍卫，多达2500多人，另有夫役上万人。队伍在陆上行进，浩浩荡荡，迤逦百里。在河上行驶，舳舻相接，旗旗蔽空。每到一地，“圣驾入境前一日”，地方官员便专程出境迎接，并准备大量美食佳肴。乾隆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在宫中无大差别，每天早晚照样鸣钟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达75头，膳房用羊1000头、牛300头，都是从北京提前运到镇江、宿迁等地，随时宰用。乾隆对饮水非常讲究，在避暑山庄，一定要用荷叶上的露水烹茶。在南巡途中，饮用水都是远道运来，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到德州后，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虎跑泉水。饮水都如此讲究，其他便可想而知了。
各地为了迎接圣驾，地方上也是大肆挥霍，竞相攀比。首先是沿途搭建的彩棚、牌楼、景点、香亭。彩棚华丽精巧，无与伦比，如直隶保定长芦隘口搭起的各种各样的彩棚，有的像楼阁，有的像亭台，各自争奇斗妍，绵延几十里。其次是大肆修建园林，著名的苏州园林、狮子林、扬州九峰园，就是为供御览而改扩建的。九峰园中无数奇石，其中九个最高奇石，个个像苍颜白发的老人，乾隆见了喜不自胜，竟然选了其中两个，命人搬到北京御苑中去了。扬州平山堂原本没有梅花，盐商捐资植了万株梅树，以备乾隆御览。乾隆南巡多在元宵节前后开始。第五次南巡临近镇江的时候，只见运河南岸立着一个硕大无比的仙桃，用绿叶映衬，鲜嫩可爱。当御舟靠近时候，忽然烟火迸射，那颗仙桃顿时裂开，中间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上面有几百人，正在上演寿山福海的新戏。这是镇江盐商为讨乾隆欢喜，费尽脑汁设计的。
乾隆如此骄奢安逸，喜游山水，纵情声色，铺张浪费。而各地方官员争相效仿，花费了国库和地方数不清的钱财，铺张浪费。同时还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献媚取宠、曲意逢迎成为当时的时尚。所以乾隆朝中期以后，贪污腐化开始盛行。
大贪官和
说起和珅，人们往往都离不开这几个词：大贪官、马屁精、矮胖子、无能。然而，真实的和珅却是一个面目清秀、颇有才能的清朝第一权臣。优越的天资与败坏的官德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起来，乾隆帝的宠爱与嘉庆帝的猝死又为他增添了一笔神秘色彩。
电视剧中的和珅经常被描绘成不学无术、丑态百出的滑稽角色，然而历史上的和珅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倒是一位才貌俱佳、学识出众的“才子”。和珅最初的发迹正是与他出色的个人资质紧密相关。
和珅原名和善保，满洲正红旗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10岁的时候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读书，自幼闻诗达礼，显示出过人的天资。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努力，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18岁那年，他与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20岁的时候，和珅承袭了祖上传下来的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22岁的时候，和珅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随即担任负责皇帝狩猎时扶车撑伞的差使，和珅也因此有了与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
相传在一次狩猎时，乾隆帝审阅边境要犯逃脱的奏报，随口诵了一句《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乾隆帝身边的侍从大多都没有读过书，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何意。而饱读诗书的和珅在旁边却听得分明，当即应声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帝对身边侍卫有如此学识而感到非常惊奇，又见和珅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仪度俊雅，声音洪亮，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不禁赞赏有加。
从此之后，和珅凭借其出众的资质和皇帝的赏识平步青云，历经乾清门侍卫、御前侍卫、正蓝旗满洲都统等职，随后任领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总裁官、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担任户、兵、吏部三部尚书等显赫之职。除此之外，和珅还与乾隆帝结为亲家，乾隆帝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十公主赐婚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和珅可谓“凭才而起”，之后“乘宠登天”。飞黄腾达之后的和珅“集万千宠信于一身”，其官阶之高、官位之多、掌权之广、权力之大，清朝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位。因此，他又被称为“清朝第一大权臣”。
乾隆帝为何如此宠信和珅，首先与他的才能有关。例如：清朝史馆编修的和珅原始档案《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31岁的和珅被派遣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类似的案件通常由于缺乏证据而很难处理，但和珅非常精明，他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了贪污的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前后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了断了此案，令乾隆帝大加赞赏。另外，乾隆朝《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还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而且还掌握鲜为人知的西藏秘咒，这种才能在当时的朝廷官员中是极为少见的。
当然，才能并不是和珅做官“登峰造极”的决定性因素，使他得宠的关键还是在于擅长揣摩圣意，迎合乾隆帝的心思。和珅发迹之时，乾隆帝已步入老年。此时的乾隆帝已是志得意满，自诩为一代圣君了，他最喜欢的就是身边有人迎合他的自满心理。和珅恰恰摸透了这个心思，做了乾隆帝“为君父解忧，舍汝其谁”的知心红人。
乾隆帝晚年生活奢侈豪华。为了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他计划举行万寿大典和千叟宴，但这需要大把的银子。当时，国库已经濒临枯竭，无处筹款，满朝大臣要么无计可施，要么力图节省，使乾隆帝大为扫兴。而和珅却坚决支持乾隆帝的想法，想出了很多“歪门邪道”的主意为皇帝敛财。在被任命为大寿庆典的筹办总管后，和珅想出主意，让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大量的银子来祝寿。如此一来，和珅很快就筹足了大寿庆典所需的费用，讨得了乾隆帝的欢心。
除此之外，和珅还很能投乾隆帝之所好。乾隆帝一生酷爱诗文和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他，便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常与乾隆帝对诗，所作中有不少佳篇。他还经常临摹乾隆帝的书法，以至于后来他的字竟酷似乾隆帝的笔迹。乾隆帝自然非常喜欢，于是在晚年干脆将一些牌匾什么的，都由和珅来代笔了。
到了晚年的时候，乾隆帝的很多事情已经离不开和珅。已经老得齿不清的乾隆帝，只需一个动作或者眼神，和珅便能明白他的意思，并马上办好。而“吃透”了皇帝的和中堂，必然能呼风唤雨。
和珅的才能与攻心之道，并不能掩饰他贪官的本质。和珅是历史上的一大贪官，这绝对是名副其实的。他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内到九卿，外到督抚司道，如果不向和珅行贿，是绝对做不到官的，于是出现了“政以贿成”这种祸国殃民的严重局势。他敛财的第二种方法便是贪污，他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各地进贡的财物和银两，甚至皇宫里的宝物，他也敢运出宫据为私有。另外，和珅还经营了各种矿业。他凭借自己的精明，通过买卖土地、古玩，收取租费，甚至非经营瓦厂等方式，聚敛了大笔财富。
为了敛财，和珅还创立了一种名叫“议罪银”的制度，就是让那些犯了过失的官员用交纳罚款的方式代替处罚。“议罪银”少则数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这种破坏纲纪国法的制度很快便让乾隆帝和他自己的腰包变得满满当当，但这却严重腐蚀了清朝的官僚队伍。许多督抚大员都曾受过这种敲诈，而他们花钱买平安的途径就是把这笔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全变成了对老百姓的欺诈。
有人曾经做过估算，查抄的和珅资产总共价值11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约15年的国库收入。据说，和珅的故宅恭王府中，至今仍有未被发掘的财宝。
尽管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和珅仍然免不了因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而不得善终的结果。乾隆帝死后几天，和珅便被嘉庆帝以“二十大罪状”赐死，背负上了千古骂名。
嘉庆惩治和珅
和珅利用乾隆的宠信，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导致清廷的腐败之风蔓延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