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朝中也有不依附于和珅的。据朝鲜在华官员的文献记载：“和珅专政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王杰、刘墉、董浩、朱珪、纪昀、铁保、玉保诸人，终不依附。”
因此，对于和珅的贪污受贿专权，以及他任户部尚书以后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先后有两位官员上奏乾隆，对此进行揭露。
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时候，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仆刘全营私舞弊，日用奢华，衣服车马居室逾制。按照大清律法，家仆敛财，是要罪及主人的。和珅知道此事以后，当即让刘全拆改居室，藏匿财物。这么一来，当乾隆令官员核查的时候，当然查无实据。和珅没事，曹锡宝反而引火上身，被处以参奏不实、革职留任的处分。并且，乾隆认为，曹锡宝弹劾和珅是受到了纪晓岚的指使，因为纪晓岚一向与和珅不合，故而借此来报复和珅。所以他斥责曹锡宝，说你本想是弹劾和珅，故以他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曹锡宝听后，没几年便抑郁而死了。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时候，内阁学士尹壮图向乾隆参奏，诉说吏治的腐败，议罪银制度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种种不利。他指出了很多的现象，例如，各省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非常严重。由此，尹壮图请求乾隆下旨派遣官员去各地查看，并永远废除议罪银制度。对于贪官必须要记过与免职，不可让其为官。尹壮图的谏议当然没有错，而乾隆是如何表态的呢？他先是对参奏行为本身给予了训斥。因为尹壮图的父亲和纪晓岚是同年考生，而尹壮图与纪晓岚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因为之前有曹锡宝一事，尹壮图弹劾和珅成了乾隆的心理禁忌。训斥完后，乾隆派官员同尹壮图一起到各地核查亏空情况。但和珅早早闻讯，又动了手脚，各地督抚在他的安排下都做足了准备工作。尹壮图等官员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核查时，根本查不到任何证据。尹壮图的下场和曹锡宝一样，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乾隆帝驾崩，嘉庆亲政。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弹劾和珅，列举和珅种种贪污恶行。以前有乾隆帝的庇护，嘉庆不能惩处和珅，如今早对和珅非常不满的他，终于等到了机会。于是仅过了10多天，在正月十五，嘉庆就宣布了和珅的20多条罪状，紧接着就是查抄和珅的财物。
这些财产名目繁多：黄金、白银、房产、地产、庄园、粮食、当铺、钱庄、古董、金银玉器、首饰、西洋进贡品等。据学者统计，价值应该在两亿两白银左右。一些史书、笔记中的记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最高的达11亿两。无论哪个数字是真实的，都可以看到和珅贪污数量的巨大。以至于他倒台后，民间开始流传一条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尽管嘉庆帝铲除了和珅巨贪集团，但是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是积重难返。
镇压白莲教起义
乾隆后期，议罪银制度导致吏治非常腐败，加上和珅的专权使贪污大案频频发生，而且屡禁不止，使清王朝迅速由强盛变为衰退。这一时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农民失去了土地，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却日益繁重。而且灾荒连年，湖北荆州屡遭洪灾，淹死者数不胜数。当阳百姓没有粮食吃，连树皮都啃光了。枝江、长阳百姓只能吃观音土。枣阳百姓更是以石粉充饥。四川重庆、忠州一带饿殍遍野，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
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源自于佛教的净土宗。早在元、明时期，白莲教就在民间广为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时期，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王朝下令逮捕了很多教会骨干。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被逮捕后发配到新疆，但途中逃脱。他们的家属先被关押，后被杀害、流放。川、黔、湘苗民大起义爆发后，川、陕、楚官府更是大肆追查、搜捕白莲教。在追查、搜捕的过程中，清廷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趁机勒索百姓。
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发配途中逃脱后，一直隐居在河南新野县教徒家中，他秘密串连河南、湖北、四川的教徒，约定于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十七日同时起义。可是，被官吏日益欺凌的湖北宜都、枝江的百姓实在忍无可忍，于二月初就首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接着，长乐、长阳等地的百姓也相继响应，远安、来凤等县的百姓，都纷纷揭竿而起。
在各地的起义军中，以王聪儿率领的起义军最为强悍。王聪儿是襄阳地区白莲教首齐林的妻子，她自幼跟随父亲流浪街头，走马卖艺，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后来，父亲当了茶役，王聪儿便和襄阳县衙的总差役齐林结婚了。婚后，齐林惨死在贪官暴吏的屠刀下。20岁的王聪儿剪去长发，投入到人民大起义的洪流中。她指挥襄阳起义军，进攻襄阳和樊城，随后转战于河南的邓州、唐州之间，火烧了吕堰驿，声威大振。逐渐发展成为四方起义军的中心。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嘉庆帝一再命令加强汉水防御，想把起义军堵击歼灭于汉水之北。但是，起义军却早在清军赶来前五天，全部南渡汉水。同年六月，到达四川的东乡附近。
在四川战场，徐天德、冷天禄率领的起义军节节胜利。六月，他们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到清军围攻时，王聪儿率领部队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强势的攻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终于把清军击溃。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会合后，控制了20多个州县的广大农村。不久之后，冷天禄率军又攻下了临江，各支起义军纷纷汇聚而来。
起义军在东乡会师之后，清廷大为震怒，立即调动三路大军，扑向起义军。此时，起义军人数众多，粮草上面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还难以统一号令，于是决定分兵突围。四川起义军逐渐撤向巴州地区，王聪儿率领襄阳起义军冲破包围后，又杀回湖北，避实就虚，接连粉碎了清军的围追堵截，强渡汉水，与陕西起义军会师，直逼西安。但当时驻守陕西的清军兵力雄厚，他们死死缠住王聪儿部队，使起义军陷入被动。王聪儿且战且退，想退回湖北，行至湖北境内的三岔河时，被追上的清军包围，起义军奋勇还击，弹药箭矢用尽，便用石头砸击清军。当清军得知王聪儿在卸花坡时，便集中全力围攻王聪儿。王聪儿组织了多次反击，终因众寡悬殊，便带领10多名女战士退到山顶。清军蜂拥而上，意图活捉王聪儿，王聪儿等人登上山顶后，纵身跳下了山崖。这一天，是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二十日，王聪儿才不过22岁。
王聪儿死后，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又重新杀回四川，与四川各地的起义军并肩战斗，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嘉庆四年（1799年）底，起义军发动了苍溪之战，一夜杀死清军副将以下24名军官，歼灭清军无数。
嘉庆五年（1800年）夏，清廷下令地主乡绅的乡勇、团勇实行“坚壁清野”和“碉堡政策”，迫使起义军力量大为削弱。但是，起义军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4年的斗争。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
嘉庆帝猝死
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中期最大的农民起义，纵横川、陕、楚、豫、甘五省，历时9年多，沉重地打击了清廷从全国16个省调来的军队，杀死其副将以下军官400多人，一、二品官员20多人，土豪劣绅不计其数，仅四川一省，就不下五六百人。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消耗了饷银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朝便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拮据的困境。
嘉庆帝亲政之后，虽然惩处了大太监和珅，但吏治的腐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盛夏，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名优艺伎，浩浩荡荡进发木兰，不久后抵达热河，安顿于避暑山庄，开始了木兰秋狝。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七月十五日，嘉庆帝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
嘉庆帝死后，热河行宫立刻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闲杂人员出入。直到二十七日，京城的王公贵族们才知道了噩耗。嘉庆帝猝死的原因扑朔迷离，致使民间产生了各种传说和推测，一时流言四起。
其中一个说法是被雷劈死的。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后，立刻全副武装，率领满朝大臣和八旗劲旅，大队人马直奔木兰围场。他们狩猎多日，只猎获了一些野兔，嘉庆帝非常扫兴，于是准备提前结束。在途中返回的时候，雷电交加，嘉庆帝遭了雷劈，落马身亡。这个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是没有丝毫史实依据。
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推测，嘉庆帝的死因大概是因为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从登基亲政以来，他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他父亲乾隆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轮到嘉庆坐江山，国家日益衰败。嘉庆想改变颓败的现状，振兴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苦斗了25年，可积重难返，在巨大的压力下，嘉庆帝的健康状况渐渐恶化。
嘉庆帝从病倒到归天，还不到一天工夫。虽然死前没有出现任何的征兆，但导致猝死的最大祸首便是长期的劳累、伤神、压抑、苦恼、忧郁和烦躁。已经60多岁的嘉庆帝，身体肥胖，加上天气暑热、旅途劳顿，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病而猝死。几十年来他为治理日益衰败的国家，殚精竭虑，付出了全部心血。但他的能力不足以带领大清帝国走向中兴，他根本无力驾驭这个动荡不安的大清王朝。
嘉庆帝死后，他的次子爱新觉罗·旻宁即位，是为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自幼在读书行文、习武等方面便表现不俗，是一位理想的接班人。虽然嘉庆时期，依然沿用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方式来定立储君，但朝中大臣几乎都知道，旻宁必将登上皇位。因此，嘉庆暴毙后，朝内并没有发生动荡，旻宁很顺利地即位。他即位之后，重用的人都是因循守旧、明哲保身之辈，国家的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国库连年亏空。虽然道光帝在盐政、开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改革都不彻底。道光帝还厉行节俭，停止大型的兴建或整修工程，甚至带头减少膳食。但自乾隆后期开始，吏治腐败，以倡导的方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百官阳奉阴违，依然奢侈无度。由于财政亏空，经济委靡，日益加重了清朝的衰败，致使道光帝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
最节俭的皇帝——道光帝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坐拥天下，绝大多数都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但历史上也有几位节俭的帝王，比如：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宋孝宗赵昚、明太祖朱元璋、清宣宗道光等。在这些皇帝中，道光帝在节俭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做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与品德的标准。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九月的时候，道光随父亲嘉庆帝前往盛京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非常简陋局促，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要比沈阳故宫阔气得多。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带到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看到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起祖先创业的艰难，道光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之后，道光与妻子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
道光做了皇帝之后，立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行全国。道光帝元年（1821年），道光帝发表了一篇题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节俭宣言书，表达其崇尚节俭的理想和倡导节俭的目标。宣言书中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就不会富；如何让百姓富起来，那便要节省。
他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使用普通的笔墨纸砚，每餐不过四菜，穿的衣服一个月才换一套，并且除了龙袍，其他衣服破了便要打上补丁再穿。同时削减宫廷用度，减少开支，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能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衣服。皇后过生日的时候，请群臣吃饭，每人一碗打卤面。在其他方面，道光帝也都非常节俭，能省就省，不能省的也要省，可谓是不遗余力。
他不光用榜样来带动人，还采取手段惩治奢侈之风。他每当看到官员衣着光鲜，就露不悦之色。道光十年（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刻便革了他的职务。道光十四年冬，他检阅京城御林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一改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遂将几位主管官员全部提升一级。
道光帝下了如此大的力气来提倡节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官员们上朝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衣服还贵很多，有些穷京官买不起，就只好自己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再打上补丁。
道光皇帝除了节俭过日子外，还节俭治军。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还让群臣效仿，就是赏赐有功之臣，也只是吃顿饭。
大学士长龄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之后，把张格尔押送到京城。道光帝亲临午门迎接，开庆功筵宴，当时邀请的客人除掉长龄，还有15位老臣。这些人拥挤着凑满了两桌，桌上摆着几样菜，大臣们却不敢动筷，只怕一动筷，就会吃光。道光帝坐在首位，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大臣们谈论前朝的一些事情。后来又谈到了作诗，君臣便开始联句，做成了一首80句的七言古诗，以记君臣之乐，在席上足足谈论了两个小时，但菜始终没动。
后来，在商量新疆防御的方案时，将军们提出了好几个都没有通过。经过很久的争执，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各省绿营兵额内裁2%，岁省30余万，以为回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这与他的节俭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只要一有大臣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处处节省，北京城虽然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离开北京城，官场依然酒醉声迷，这是道光不曾想到的。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述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官员都要尽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至于吃喝玩乐的争奇斗巧，更是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