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华财经历史散文》
谈古论今，向来是中国人的“强项”。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戏说乾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一向耻于谈钱的中国人很少用文笔从赋税角度来观照历史走向的经济动因。翁礼华《礼华财经历史散文》填补“强项”中的“弱项”，切入历史“要害”，令人耳目一新。——马克思说：“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是经济政策的核心，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抓住核心找到基础，面对历史走向就多了一份明白。“历史昭示我们，合理的赋税制度是立国之本，宽税基低税率则是聚财之道，而费改税和财政收支两条线的原则，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在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财税政策无时无刻都不在影响百姓的人心向背和国运的兴衰消长。”
跳出财税看财税才会明白，以经济的视角面对历史，生产力发展的这条历史主线就会清楚起来。《礼华财经历史散文》一书就是基于这一目的，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替、财税政策与国家政权、税权与政体三个角度来观察历史、寻觅发展的经济动因。该书共有以征赋为首的明代县政“四要”、明清鸦片贸易及其税厘的演变、寓税于价的专卖政策等17个专题。一个专题一个角度，翁礼华用赋税专家的敏锐驾驭历史资料，沿着历史慢慢评说。在卖官鬻爵的财政收入专题中，作者勾勒出卖官鬻爵的“源远流长”后说：“如果我们暂不研究捐纳在吏治问题上所产生的弊端，仅就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方面讨论捐纳的作用，那么捐纳犹如一种有回报的调节税，对平衡社会各方面的物质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的意义。正如现代对捐资兴办学校、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的各方面人士给予相应的荣誉职务和称号一样，是一种对税外财富的有效调节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家卖官爵求利，百姓纳利求官爵’的名利可转换原理。古人常说的‘破财消灾’，正是反映了这一名利可转换的哲理。至于当今某些学校以捐资兴办为名变相出卖班干部‘官职’，则是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史无前例’的腐蚀。”——目的正确，方法欠妥，当代发展，技高一筹。接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倭寇的可恶，可在反走私之战专题中，作者写道：“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隆庆年间，明政府开始在月港征收船税，每年约征数千两，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骤增至2.9万余两。由此可见，以经济的视角审视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片板不得入海’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一政策既不利于国际间的友好交往，也不利于沿海人民的生计，更不利于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和国力的增强，反而造成了嘉靖年间历时40年海上萧索、生灵涂炭的‘倭乱’，是阻碍国家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策，唯有对外开放才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金光大道。”在包拯及钞盐法专题中，让我们对包青天的形象多了一层认识——理财家。“也正因为宋代范祥实行了钞盐法，才有了元、明两朝将纸币称之为‘钞’的渊源，再加上清代钱庄、票号使用银票之‘票’，才有了今日‘钞票’之合称。倘当年包拯不支持范祥推行钞盐法，那么今日的纸币能否称‘钞票’，就不得而知了。同样，包拯当年对钞盐法的调查所取得的成效增进了仁宗皇帝对包拯的了解和信任，从而奠定了包拯日后升迁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因素，那么七年后（公元1056年），朝廷也许不会下达命令，任命包拯为开封府尹，今日之包青天也就无从谈起。”
在我看来，财税专家翁礼华在古今漫谈中，其经济视角有这样几个着眼点。一是重视财税，这不用细言。二是平衡。在论及明末崇祯皇帝大规模的裁驿改革时，说：“由此可见，任何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像崇祯帝那样刚愎自用。因为社会本身经过长期演变，都存在着一定的平衡，一旦要打破这一平衡，调整利益格局，势必侵犯和损害有关方面的利益，人作为利益的动物，绝不甘心接受这种损害本身利益的事实，操之过急，其反抗愈烈，倘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不仅反抗趋缓，并能渐次接受。”这已经深及到治国方略的层面了。三是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1948年到上海专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蒋经国最后也只得垂头丧气地从虎背上跳下来。作者说：“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不成有诸多因素，而其中他不懂得财政失衡的经济问题不可能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而只能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则是一个根本原因。”凝视作者的这几个着重点理出头绪，我想取书精华大致不差。
没有钱万万不能，这句话不止针对个人、家，而且针对国。耻于谈钱，我们的这一“传统”确是“忘恩负义”的“元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的钱观念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税赋观念都有待发展。如果我们的观念一味继承这一“传统”，那么和“钱重货轻”（现代称通货膨胀）一样，我们不健康的心态也会膨胀。拖着这一观念障碍，对财税的正确认识及重视就会打折，说道“经济为中心”就有些勉强，做起来就更多一重“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