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德国朋友指着自家庭院的大草坪，对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访问学者说：“你要是留在这儿，我也给你找一块同样大的草坪。”
中国学者回答道：“这里是不错，但我们中国比你们德国大得多，有许许多多比这更美好的地方。你要是在中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比这更漂亮的地方。”
这位中国访问学者就是名字列入《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祖光。
兴许是造化的安排，父母的期望竟神奇地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他这一辈子，将注定与祖国、与激光紧紧相连。
1950年，马祖光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怀着一腔热血奔赴东北，来到哈工大投身于祖国教育科研事业——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次年，担任学校新组建的“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在此后的50多个春秋里，他刻苦钻研，不畏艰险，用毕生心血为哈工大的发展，也为中国激光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3岁那年，没等研究生班毕业，他即被抽调组建物理教研室；30岁那年，国家需要，受命创办核物理专业；42岁时，还是国家需要，领衔创建激光专业……
“他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爱得如此深沉。”老伴孙悦贞最了解丈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根深蒂固地在他的血脉里流淌。
1980年9月，马祖光来到了有150年校史的德国汉诺威大学。这所大学曾培养出许多世界闻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在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马祖光根据自己阅读的大量文献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论知识，他悄悄盯上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
这是激光领域的世界难题。
德国科学家对马祖光选择这个课题感到十分惊奇并表示怀疑，他们说：“这项研究，我们过去搞过，没搞出来，美国也没搞出来，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第三世界怎么了？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吗？”马祖光不信这个邪，他心中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我们一定要争！”
“请允许我试一试。”马祖光的平静让德国同行吃惊。
马祖光坚持自己选择的题目，招来了工作条件上的限制：9时上班以前，18时下班以后——那正是别人休息的时间。
困难没有使他动摇，压力变成了动力。他以超乎别人几倍的工作量投入工作。
马祖光相信没有攀登不了的科学高峰。他每天一走进实验室就忘记了外面的一切，只有一个心思：实验，不断地实验，失败，再实验。
6月8日，马祖光首次观察到三条强光发射，通过计算和测量，他断定这是产生三重态跃迁的前兆。但是，德国科学家说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原子谱线，还奉劝马祖光不要再继续浪费精力了。
实验室负责人要求他改变课题，7月8日，让他停止实验。
“希望就在眼前，难道就此夭折吗？不！绝对不能！”马祖光要求再给10天时间，对方看他态度坚决，只好勉强同意了。
10天，最后的240个小时——马祖光拼了！
在最后紧张的日子里，睡眠时间被他缩短再缩短，一日三餐也压缩成两餐，饿了就吃两块巧克力。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吃清水煮挂面。当时德国人每周工作5天时间，而马祖光却把节假日和星期天都用来工作。
7月12日午夜12点，连续苦战了五昼夜的马祖光眼睛熬红了。他紧盯着各种仪表，记录仪纸带缓缓地移动着，描画出钠双原子分子跃迁产生的各种谱区。
突然，在独态跃迁产生的强峰之前，出现一个新的“峰”，通过仪器读数和计算，这不正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Na2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吗？
一瞬间，马祖光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然而汉诺威大学的德国人认为，马祖光做出的成果利用了德国的实验设备，成果理所当然首属德国。于是在马祖光发现新光谱后写出的论文上，他们不客气地把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
对于德国人的这种作法，马祖光不干了，他对研究所负责人说：“这个发现，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
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不得不写下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
论文发表，世界瞩目，很快就被引用了27次。
1981年11月30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客机在首都机场徐徐着陆。一位身材硕长、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的科学工作者马祖光教授缓缓地从飞机上走下来；当他的双脚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格外激动，两眼挂满了泪花。
在海关领取托运邮件，应按惯例接受检查。马祖光带回的物品除了出国时带去穿用的衣物，另外只有一大堆绘着各种曲线的记录纸、记载着研究数据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以及仪器零件，共40公斤。
“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难道能不带回几大件来？”海关人员有些不大理解，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他们哪里晓得，这些记录纸和笔记本所揭开的新光谱奥秘，其价值甭说几大件，就是几十件、几百件家电产品也无法与之相比！还有什么个人财物能比这些科学资料珍贵啊！
他们哪里晓得，为了节省时间，节约外汇，马祖光教授在出国两年多的时间里吃了70多公斤挂面，他所节约的1万多马克外汇，归国后全部上交给国家了。
马祖光在德国两年，没观过一次洋景，回国也没带一件洋货，为此有人为他惋惜，他只是一笑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