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间的讨价还价——走在中美（欧）管理文化之间的本土解释
往外望，中国企业周边的生存现实已从一些视角粗略探讨过（第一篇）；往里看，中国企业人自身的生存现实也已从一些角度粗略讨论过（第二篇）。但是，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算得上兼顾内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某种思维框架来对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以及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现实加以综合理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尚未涉及，或者说至多擦边。顺理成章，这就成了本篇（第三篇）的“革命任务”。
针对中国企业实情而言，主要就是指如何管理和开发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儒家外表、道家思想、佛家信仰而且储量丰富的中国本土人力资源，尤其是如何内外兼顾这些家伙的思想问题。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就是如何提升这些人的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这两种能力算得上企业核心能力之基。从特定意义上讲，“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知”的动态过程，“问题解决”更多的则是一种“行”的动态过程。所谓“动态”就是指“知”和“行”之间的“楚河汉界”有些时候并不那么清晰。结合企业实际而论，大多企业人都渴望自身达到一种“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毛泽东一生都在倡导“官兵一致”。“官”往往“知”，而“兵”往往“行”。当然，“兵”与“官”之间也有个转化的递进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党得天下，全在于把握住了这个“知行合一”的精髓。但是，我们中国企业人心里也必须弄清楚，这绝非轻松之事，远没有喝咖啡品茶那么令人惬意。毕竟，我们中国企业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根本不长，所“知”所“行”也注定支离破碎，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仍将如此。不过，说句实话，现在自诩为“大师”的国人倒也不在少数，这些“大师”大多在外企就过职。他们丝毫没有觉得自封为“大师”有什么不妥或者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在外企“做牛做马”的长久经历反而使他们有着某种自信与自豪。设擂摆台，讲经布道，自吹自擂，俨然成了他们早已习惯的三部曲。而且，这些“大师”之间心照不宣，共同遵循着中国古老的智慧原则——井水不犯河水。更有甚者，还将这一古老原则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推演为：互相吹捧，共同进步。其实，作为对阵“世界500强”的前沿将士，十之八九的中国企业人也许压根儿不晓得“企业”究竟为何物。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也着实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大师”们好像很少深谈这个问题，也许“大师”们自己根本就说不清道不明其中原委。这些假洋鬼子式的“大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企业人对西方价值系统的印象。加之，中国历史上的某种阴差阳错配上欧美日企的某种阳功阴谋，最终导致中国企业人对自身身份、自身思维传统以及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都产生怀疑，甚至缺乏某种根本的心理认同。以前，国有企业雄劲，这种怀疑式微；当下，国有企业式微，这种怀疑雄劲。
在雄劲和式微之间，历史总存在着某种相似。当一个群体对自己的状态感到迷惘时，他们总是试图去另外一个世界找回另外一种智慧作为自身蹒跚前行的拐杖，而忽视甚至彻底否定本民族既有智慧的现实存在。其实，在很多时候，这种“现实存在”往往因缺乏现代形象而终致世人不知。为此，本书力图有所作为。目前，这种“双重自贱”的形势就像草原野火一般正在中国企业界全面蔓延。这正应了经济学家约翰·凯的那句精辟老话：“它有点像中世纪的医学，人们常常需要借助放血来治疗疾病。”说这句话时，他正坐在牛津大学萨义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的位置上。掐指一算，这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儿。诚然，中国企业人需要“放血”，需要否定我们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糟粕，但是一直“放血”肯定行不通。为此，这种严峻形势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坚决扭转，必需“造血”。作为后生，我不奢望自己能扭转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哪怕扭转那么一点点，但是自始至终我都相信，至少能为曝光中国企业界这种“双重自贱”行为提供一种重思中国企业生存的背景，描画一种重新认知中国企业人的思想图式，甚至做出一套既具备中国本土习惯又表现外来力量的知行假设。说实话，本书的核心价值落点之一即在于此。本篇正在寻找某种适合于这种价值降落的起点，或者说正为这种价值降落做些必要准备。用前面的话说，就是去寻找某种思维框架来对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以及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现实加以综合理解罢了。
这种思维框架究竟该长成何样？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国内工商管理教育遍地开花，经济管理研究机构五花八门，甚至连很多中国企业也模仿知名外企自建了诸如企业大学、企业学院、企业领导发展中心等内部“思想”组织。2004年，杰克·韦尔奇和迈克尔·波特造访中国，中国企业人为二位捧场的力度绝不亚于捧场2004年欧洲杯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所迸发的激情。也就是说，中国企业人正在通过多种途径迫切寻求一种关于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思维框架。人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框架来理解企业现象，解决企业问题。加之，中国企业群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增速之中。综合考虑一下，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自我认同就越发显得重要。这也就更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框架，确切一点讲就是，需要一种中国自己的思维框架来解释市场现象、预测竞争走势、预备行动方案。
为中国企业人正在寻找和建构的全新思维框架着上一种民族文化的色彩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需要，而且选取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两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典型代表作为深度解析的对象似乎也更加必要。因为任何赢得广泛认同的事物必先固其根本，护其核心。所以，中国企业人唯有首先认同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国际。有句话说，越民族，越世界。我看这话当中颇有几分自信，让人起敬。况且，长期以来，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外管理学著作并不多见。权当一试？！
篇首引语，承上启下，本应言简，但是本篇作为全书思维框架的底色，承载着“依托文化，沟通东西”的良好愿望。所以，赘言了几句。但愿您看完本篇后觉得此番赘言物有所值，甚至感觉它激发了您继续往下看的兴趣。
缘起缘落：二缘互动的不解之缘
如果要为中国企业人的思维着上一层底色，那么无论如何都要先对某种外在思维的底色多看上几眼。这样，就有了一种参照，有了一种比较，有了一种引子，等到着色时心里就有数了。
看一看美国企业人的思维底色的必要性：①中美企业之间的交往最为频繁，中国国家统计局多年来发布的统计年鉴均一再证实这一点，而且统计趋势表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②据《财富》杂志报道，在世界500强前十强中，美国企业占据一大半，独占鳌头，而且这些企业大多富可敌国；③美国管理思想与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举世瞩目，躲都躲不开。无论如何，中国企业人都不能对上述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在反思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纳一下他国文化精髓也没什么不好。既然躲不开，索性直面也好。
俗话说，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就更不能轻易地就将美国放走。只有慎重看待美国，只有谨慎对付美国企业，只有认真琢磨美国企业人，中国企业人才有出头挺立的日子。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一块尚待开发的市场时，这种内隐的关联必然会使中美两国之间具有某种不解之缘。真心希望中美两国以及中美两国企业能有缘相遇，便于共同推动世界继续前行。
中美之间至少存在“二缘”。稍有点地理常识的朋友都晓得，中美两国隔海相望、东西呼应。这个海正是“太平洋”。如果将太平洋比作一口吃饭锅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就是站在锅边等候开饭的一大一小。如果从历史文化角度讲，这个大的应当是中国，那个小的就是美国。但是，如果从目前的经济发展角度看，这个大的就变成了美国，而那个小的自然是中国。第一种情况估计短期内不大会发生什么变化，除非时间倒流，但是后一种情况却完全有可能发生位置对调。不过，这种变化还取决于中国企业人大智大勇的发挥程度。当然，现在看来，中国军队在这口锅中多放上几只汤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这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一缘——地缘。
太平洋已经发展成为中美经贸往来最直接最经济的水道。否则，所谓的“太平洋时代”岂不毫无意义。中美两国就是太平洋中的两条大鱼。有人甚至说，中美两国时刻出没于太平洋，就像两条大鳄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平心而论，我不能赞同这种尚且有点抬举中国的说法，至少暂时不能同意。毕竟，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曾做过一天鳄鱼，更不要说什么海鳄了。尽管我国郑和七度下西洋，但是从来没有像鳄鱼一样咬过任何人，反倒给西亚各国送去了华夏文明，捎去了中国特产，也带回了文明交流的成果。鉴真东渡也一样，给东瀛小国日本带去了普度众生的大佛之学，而不是像日本后来屡次“回报”华夏大地的杀戮与暴行。另外，略知中国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未曾在海洋上真正建立过什么功业，恐怕想都未曾想过；也不曾将炮舰开到人家门口去耀武扬威过；更不会在人家门口撒泼耍赖。据我猜测，中国历史的这种惯性仍将向前滑行一段距离，说不定还要滑行很长一段距离。所以，中国企业人自己对此要心中有个数，要放心大胆地去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去推动中美贸易往来。千万不可错过历史机遇。这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二缘——财缘。
我祈愿中国历史惯性滑行的距离越短越好，毕竟时代不同了，而且时不我待。只要是鱼，就必定要吃水草、小鱼以及麻虾等食物。可是，在一定时期内，水草、小鱼以及麻虾的数量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大鱼们又不会因为食物供给量受限而主动放缓甚至放弃自己生长发育的速度。这样，缘起缘落就必然会成为一种轮回。有地就有财，无地就无财，也会成为一种规律。现代人冠之为地缘之力。在封建社会，这更是“铁律”。现在是不是就不起作用呢？我看不是，作用仍然大得很。所以，海洋国土、陆地国土、天空国土以及太空国土，我们要守护好，一寸都不能弄丢。
倘若中国企业人甘心小鱼小虾的生活方式，那倒真让我嚼了一回自己的舌头。当美国遭遇中国时，中国企业人最好不要给人家留下这种窝囊的“第一印象”。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要留下这样的“首印效应”。
从大到小：上海市南京路8号9幢509室
纯粹就地缘和财缘而言，中美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大，双方有所作为的合作空间也不可谓不广，但缘分和空间的巨大却不足以成全一桩美满的跨国婚姻，也不足以掩盖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现存的文化心理差异及社会行为差异。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些差异大多已植入各自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短期之内，恐怕难以融汇。也难怪大洋对岸有人大肆叫卖文明的冲突。如此一来，大大的缘分与广阔的空间就可能长期受累于心理差异和行为差异。故而，才需要比较来相认，才需要沟通来化解，才需要言说来问候。身为企业人，千万不要认为这种差异与己无关。前文早已阐释过，“全球化”已让五湖四海的企业成了邻居，成了亲戚，更多地则因为经济属性使然而成为了直接对阵的竞争对手。在这种彼此交错的局势当中，中国企业若想游刃有余地“远交近攻”或“远攻近交”，那么多感悟一点文化心理差异有裨益而无害处。
文化之大，触联万物；文化之空，难以言表；文化之美，举世瞩目。就是这么个集“美”“大”“空”于一身的文化范畴，一时间真让我无从落笔，完全迷路。在找不着北的情况之下，还要去揣摩不同的文化心理，实非轻而易举。文化作为一个大的范畴，全然没有可数性，亦非简单叠加而成的集合。恰好相反，构成文化范畴的成分往往相得益彰，互相联动，合成韵味。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系统解读和系统破译的难度。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千头万绪使人愁。
对中国企业而言，简单比较一下中国企业人与美国企业人之间的文化心理差异似乎意义更为直接。虽然历史告诉我们，美国过去脱胎于欧洲，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美国如今已领先于欧洲，而且美国企业已遥遥领先于欧洲企业。有文化学者认为，这是美国的干脆与洒脱战胜了欧洲的矜持与傲慢。文化学者怎么解析历史关联，我倒不太在意。我在意的倒是，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全新的100年当中，中国企业有无能力实现回归性突破。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能不能沉下心来走通中美企业之间的通汇大道，并借此通道超越欧美。如果预计没有差错，那么整个行程当中应该有个破译中美企业人文化心理差异的步骤。而且，这个步骤不可或缺。
作为经济组织，企业必须解决问题，必须赢利。这两点性质决定了企业成员的行为必须具有方向性和有效性。中美企业人的行为差异就穿插表现在各自行为的有效性上，而双方的文化心理差异也就穿插体现在那些控制双方行为的思维方向性上。换个角度看，方向性就是个顺序问题，而有效性就是个结果问题。合并起来，实际就是一个关于问题解决的顺序和结果的问题。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中美企业人的文化心理差异也可以认为是双方在问题解决的顺序和结果方面存在不同。认知心理学的考察视角应该算作一个实惠的途径。毕竟，这已探及人脑的思维系统。
只要抓住了解决问题这个实质，有助于化解中美企业文化差异的“现实存在”就渐渐走到了跟前，打通中美企业文化阻隔的思路也起码有了个雏形。这个“现实存在”以及雏形思路就是中美企业人解决问题的心理过程存在着顺序上的反向差异。这是中美企业人思维过程之间存在的一种根本差异。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文化心理差异。
倘若一定要我举证，还是决定举一个既有着上千年历史，又关乎沟通的，而且至今还在中华大地上时刻不断地发生着的活例。这个例子同时也是一种现象，讲的就是中国人在信封上写地址时总是把地址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书写。比如，上文拟作标题的文字——“上海市南京路8号9幢509室”，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滚烫的情书，还是正式的商务信函，或者是其他什么信件，都得按照这个规矩来。从古代的飞鸿传书到今日的网络电邮，中国人写信的这个习惯一直没有变过，顶多版面上有个竖排横排的历史性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丝毫不影响地址本身的文字安排。这个例子虽然很小，但却足以“以小见大”。从行为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坚持了上千年的动作行为；从条件反射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强化了上千年的思维习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这可是一个上千年间都无往而不胜的问题解决之道。形而上学一下，就是“从大到小”。在更多的情况下，“从大到小”已经内化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根本性的内隐思维，并已经泛化成为指导中国人行为的一种根本性原则。当然，这也能以小见大地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贯性国家。在中国文化意象中，处于上面的一般比较大，在下面的一般比较小。所以，这里的“上”就是“大”，“下”就是“小”。
从小到大：509室，9幢，华尔街8号，纽约市
美国人写邮址的习惯与我们中国人全然不同，他们往往把地址写成“509室，9幢，华尔街8号，纽约市”，而不写成“纽约市华尔街8号9幢509室”，写法顺序完全相反。同比之下，“从小到大”就成了一种美国习惯，更是一种美国文化心理反映。这种顺序竟然观照于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也就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
美国人往往先关注自身，然后才会把自己关注和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这与中国人动不动就空谈国事而很少把自己置于首位的习惯有所分别。美国教育虽然非常普及，但是美国人有时候甚至对美国在哪里都搞不太清楚。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能在世界地图上准确无误地快速说出自己国家的位置。相比之下，却足足有82%的美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某一则卫生纸的广告。我坚信，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大可能发生，尤其不可能发生在那些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身上。可是，美国佬如此这般究竟为何？难道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好像并非如此，美国百姓的爱国热情并不比中国老百姓低。否则，他们到中国旅游时不会穿戴印有美国国旗的衣物。难道他们没有学过地理？恐怕也不是。据我所知，美国还有一本杂志举世闻名，它的名字就叫《国家地理》。就连中国学术界也将它视为核心刊物，奉为圭臬。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地理教育并不落后于人。在中国，如果也进行一次类似调查，估计结果决然不会如此。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地理教育特别发达呢？我看也不是。造成上述中美认知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文化心理差异引发认知行为差异这一原因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心理差异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企业实际生活中，中美企业人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心理差异与行为差异。对于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言，如果它出现在中国企业中，关联各方在不少情况下会互相推诿，把皮球踢来踢去，甚至直接把皮球踢给管理层或者领导层。在中国国有企业中，这种现象较为普遍。虽然这种现象讨论了多年，所得出来的结论装得下几大箩筐，但是现实却终究没有根本改变。如今，在如日中天的中国民营企业中，这种现象虽有所好转，但仍然多见。中国企业中的中基层职员并没有大错，真正错的还在高层，谁叫中国的逻辑是“从上到下”。如果同一问题出现在美国企业中，情况往往不同，第一个接手的员工往往会先思考一番，如果自己可以解决，一定会竭尽全力加以解决；倘若一己无能为力，定会寻找其他力量来协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大会像中国企业人那样想都没想就一脚把皮球踹给了别人。这就是一种行为文化，需要历史来沉淀。当然，是不是美国企业人就不扯皮呢？倒也不是。只不过，人家扯得很少，我们扯得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量的显著差异会导致质的根本区别，这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能不正视问题。中国企业人反省自己，应该思索痛彻，而不应遮遮掩掩。所以，多说人家的好而少谈人家的差，多批自己的差而少话自己的好，这才称得上一种痛彻自身的真正精神。
更深入一步看，针对同一个需要解决的工作问题，中国人往往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思维，而美国人却相反，往往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思维。相应地，中国人就习惯把“国家——组织——个人”的顺序作为解决工作问题的行动路径（私人问题另当别论，后文会有所涉及），而美国人则习惯把“个人——组织——国家”的顺序作为解决工作问题的行动路径。这样，解决工作问题的两种具有国别差异的总体思路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家”和“组织”等主体都是由行使具体职能的个体及个体组合构成。一旦具体的个体及个体组合脱离而去的话，就会出现执行者缺席以及主体职能丧失的现实状况，这些主体也就自然无法存活，就成了虚壳，甚至成为废墟。一般而言，上述关系适用于任何人类组织，是组织生存的一种根本逻辑。深刻体悟这一逻辑之后，我们定能进一步理解“从大到小”与“从小到大”这两种问题解决路径之间的效果差异。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公务员如果一直将“国家”的名义作为解释自己失职的理由，那么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就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合理现实”。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公务员一直都这样干。在企业中，如果员工一直把“企业的名义”作为某种招牌扛在面前走路，那么躲在这种名义后面做事的企业人就拥有了盾牌，就拥有了各种托辞，就拥有了五花八门的借口，而且从来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对企业权力结构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企业的名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企业领导以及企业管理层的名义，而企业领导和管理层又都由具体成员组成。这样，以企业之名的最终累积效应就演变成为人事纷争、问题面扩张、方案面缩小、组织效能低下、员工士气低落、制度安排失效、组织离心力增大、问题解决效率降低、组织气氛恶化以及问题责任失序等一系列完全背离正常经营之道的连锁反应。认知心理学家将这种托名行为现象定义为“外部归因”行为。但是，一旦反过来进行，结果完全不同。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还是企业员工，一旦他们在执行组织职能的过程中抛弃“国家之名”和“企业之名”，他们就直接暴露在问题面前，就与责任肩并肩了，也与荣誉同在一地。在鼓励这种责任结构安排的组织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前进，只有那些过分眷恋托名旧梦的人们会退缩不前。当然，这些后退的人们必将被组织所淘汰，最终也将被社会所抛弃。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不以组织之名作为行事借口的人往往对行为作“内部归因”。另外，心理学家就跨文化归因主题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中美企业人的内外部归因在文化维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对此，中国企业人不能视而不见，需要主动对认知及行为做出发展性改变。
“大”与“小”之间的空间以及它们的顺序差异不见得简单，值得进一步深思。限于篇幅，上述讨论定不全面，权作“抛砖引玉”，但愿上述之“不完全现实”能对中国企业人有所触动，以期其有所改变。
东方道统：中国孩子从小就接受进退关系启蒙
可口可乐公司某总裁曾说过，每个人都握着五个球：工作、健康、家庭、朋友、灵魂。工作是橡胶球，掉下去会弹起来；另外四个都是玻璃球，掉了，就碎了。也就是说，人活着，除了工作还有生活，而且后者好像比前者更重要，所以需要平衡。但是，中国人似乎总把这个顺序搞颠倒。在工作中，中国企业人大多遵循“从大到小”的工作思维顺序，美国企业人大多遵循“从小到大”的工作思维顺序。那么，中美两国人的生活思维也遵循这样的序列吗？
对任何人而言，生活总是先于工作——毕竟人类不能像机器人那样一出生就能干活。生活思维也就自然先于工作思维而出现。鉴于工作与生活存在交互影响，所以我们就不能机械地割裂生活思维与工作思维之间的纽带，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设立某种“分水岭”，而应该关注它们之间的内隐关联。在中国，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发展成为一名企业人，大多数人的思维发展都会经历所揭示的过程。
进入职场之前，“人”（以企业人为例）往往辗转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与范畴）之间。其间，“学校”的影响最大，家庭其次，社会再次。当然，这是一般排序，尚未考虑个体差异对排序所产生的影响。“人”的“生活思维”往往发端于这一期间。进入职场之后，“人”主要辗转于“企业”、“社会”和“家庭”之间。此时，“企业”影响最大，“社会”影响其次，“家庭”影响最小。这里，同样没有考虑影响排序的个体差异因素。在此期间，“工作思维”形成并得到强化，而且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居于个人思维系统的首位，可能直至企业人退休为止，更有甚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实际上，任何企业人在现实中都不大可能将自己的“生活思维”与“工作思维”截然分裂开来。多数人一直都试图将这两种思维有机匹配起来，以达到协同增效之目的。但是，能得心应手地将这两种思维匹配到绝佳状态绝非易事，而且达到这种状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毕竟，这种得心应手往往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作为基础。
既然“生活思维”先于“工作思维”，那么前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者呢？过去，科学不够发达，人们凭着经验和智慧总结出了一系列既形象又有效的结论，诸如“7岁看老”、“从小一看，到老一半”等民间说法。现在，科学相对发达了，心理学家们已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他们通过系统跟踪研究部分证实了民间说法。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时期的行为表现对其日后的成就表现具有相当强的预测作用。如此看来，先入为主的“生活思维”（入职场前）对后来居上的“工作思维”（入职场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上述讨论，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孩提时代所安装的“思维软件”，看看我们能否收获一次思维的回归性突破。
对多数国人而言，当自己还是小孩时，父母就在“餐桌联席会议”上给我们定好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而且父母后来还时不时地通过重申等方式加以强化。我自己就对其中一条“外交政策”记忆犹新。小时候，父母常跟我说，在外面如果有小朋友先打你，你也要打他，但是不允许先动手打人家。身边不少朋友承认，他们父母也曾这样教过他们。他们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一传统家教内容久经历史考验，值得传承。所以，他们现在教育自己子女时仍不忘这一内容。也许我们曾祖父辈就已经开始此类教育。当年，毛顺生有没有这样教育过毛泽东，今人恐怕已经难以说清。但是，毛泽东日后为中国革命制定出了一条既广为人知又十分奏效的战略原则却成了我们揣度前人的依据。这一原则正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条战略原则与我们儿时的“外交政策”本质一样，异曲同工，只不过表达方式与使用范围不同而已。尽管中国父母为孩子提供的“外交思路”形形色色，但是绝大多数思路万变不离其宗，逃脱不了中国文化内在规定性的深远影响。
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都被“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及“中庸之道”这三大思维原则所导引，时刻都熏陶在这种内隐“进退关系”的教育氛围之中，而且很多行为都被这一具有外部督促机制的三脚架所固定。唯一不幸的是，这个进退艺术也已顺道将中国人的团队合作意识消磨殆尽了。回头一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纯属启蒙而已。小时候，孩子们也不会对此想太多，大多接受，顶多偶尔破坏一下这些原则。中国人的“生活思维”就这样在生命的头十来年中搭起了一个基本框架。当然，这个框架并一定牢固，也许不能阻挡个体差异的发生。在任何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中，即使后来居上的“工作思维”也不能逃过这一框架先入为主所产生的效应。有了这个框架，回过头再去理解中国企业人“从大到小”的工作思维顺序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国孩子从小就接受进退关系启蒙，这是一个起码的中国道统，也是文化遗留在民间的一种心理惯性。
西方惯性：美国孩子从小就接受实用主义熏陶
当中国孩子在进退启蒙中似懂非懂时，美国孩子正在干什么呢？与中国孩子无异，正浸在启蒙教育之中，估计这些孩子们对周围的一切同样感到似懂非懂。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从教育学的角度系统评述美国孩子的成长过程；我也不是发展心理学专家，无法追踪研究儿童发展的具体阶段；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企业人，只能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遥望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孩子们。这不是教育的遥望，而是企业的遥望，但愿这种遥望有助于中国企业人更好地理解对手。迄今为止，中国上下五千年，美国前后不足三百年。如此大跨度的历史时差使得中美两国儿童启蒙教育所发出的声响都存有巨大差异。如果硬要模模糊糊表达一下这种差异，我首推李商隐早在唐朝就说过的那句话，“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换句话说，三百岁的启蒙声响远比五千岁的启蒙声响来得清亮，来得干脆，而且直奔主题。前文说过，中国孩子在进退教导中逐渐长大成人。这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着隐然的关联。美国历史虽然短得不值一提，但是它确实也已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已经深深影响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孩子的启蒙教育。但是，在探讨美国启蒙教育与美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之前，还是请允许我先素描一下美国传统的最亮点。
还是从美国传统史说起吧！几乎公认，美国早期传统承传自欧洲，并以交互影响的移植传统面世，兼容性基因由此植下。毕竟，美国与欧洲有着历史渊源。在过往的二百多年里，这种传统生态经历过多次漂洗。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间，这种传统接受了第一次社会性大解剖、大洗涤。自此，狭义的“美国人”正式诞生，星条旗开始在一些地区随风飘舞。在此期间，美国传统的第一次自信正式确立。但是，这种验明正身的传统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间又被迫接受了第二次社会性大提纯、大浓缩。经过这番荡涤，也可以说经过这番“建设性的破坏”，一个性格相对统一的美国才算真正形成；国内人心齐备，百废待举；自身文化传统也逐渐挪移上轨道；“美国人”身份逐渐变得相对广义，此前的“南方佬”以及“北方佬”等传统思维裂痕在“美国佬”身上逐渐得以合拢、得以集中。在此稍前，山姆大叔已将贪婪之脚踩向了我们大清王朝的孤单背影。在此稍后，美国也差不多走到了美西战争的前夜。一般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全面来临。从这一前一后开始，美国的掠夺性显影国外，渐成传统。往昔提倡的所谓奋斗传统（《富兰克林自传》最为典型）逐渐被美国文学界演绎成绚丽无比的“美国梦”畅行于乡野城郭之间。唐朝韩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美国文学界为打造“美国梦”绞尽脑汁时，另外一些美国思想者也没闲着，他们策动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时至今日，这场思想运动仍在影响着包括儿童启蒙教育在内的美国教育系统。
这场运动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思潮。后来，这一思潮成为了美国传统的最亮点。该思潮的基本纲领言简意赅：将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手段，视获得实效为最高目的。它的基本主张远没有其他哲学思想那么晦涩难懂，重点落在两个方面：一是播扬事实与价值互相渗透的思想；二是论述真理，收获效用。实用主义者甚至认为，真理只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气概之大，无人能及。浓缩着美国哲学的哈佛大学被视为这场思潮的发源地。皮尔士是站在这个源头上汲水的第一人，詹姆士与杜威并列第二。单从教育领域看，杜威似乎更应该名列第一。今天，中国教育家们时常谈起他来，也常常透过他的作品去捕捉灵感，甚至直接拨弄他的思想。让我倍感奇怪的是，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竟然没有与我们的儒家教育思想产生冲撞和对抗。这似乎应了我先前提及的那种价值设计：一种绝配=东方的思想+西方的工具。真心祈祝这种“绝配”龙凤呈祥。不管世人如何议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实用主义反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哲学流派。俨然一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派头，如入无人之境。20世纪40年代以前，它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一度被视为美国国学，与儒家思想在中国获得的地位相当。后来，美国其他哲学流派兴起，实用主义才有所式微。但是，20世纪末，实用主义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哲学殿堂的中央，恢复了往日的辉煌。生命力如此强劲，你不得不敬。我也在等候中国思想的复兴。
在美国，既然穿越时空的艺术领域都已经被实用主义占领，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社会传统的每一个细胞中都已经差不多流淌着实用主义的血液。自然，美国儿童启蒙教育肯定也逃脱不了实用主义的渗透。反观现实，的确如此。美国儿童启蒙教育非常注重实际效用。在美国，无论在哪里，都可看到蹒跚学步的孩子。如果孩子跌倒了，父母一般不会主动跑上前把孩子扶起来，而只是叫一声起来，小家伙看到没有大人过来扶，也就只好自己站起来。中国父母大概不会这样做。这是一种体验式启蒙教育，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灌输式启蒙教育。体验式启蒙教育往往按照“从小到大”的序列逐步展开，不太会一上来就用先入为主的方式给孩子们灌输这种道理、那种理论，而是鼓励孩子们一起玩耍，在玩乐中一起动手研究问题，在研究中一起讨论问题，在争鸣中解决问题。这样，不仅有助于孩子们确立起乐观进取的“小人生态度”，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日后的创造性和团队合作精神（中国儿童尤其缺乏这种合作精神的启蒙，毕竟中国父母自己也缺少这种精神）。另外，美国启蒙教育很少直接涉及孩子们还似懂非懂的那些理论或价值观，以免产生误导。但是，美国启蒙教育也并非一点不讲理论，只不过换一种更利于儿童接受的方式讲。在美国，教育机构一般不会请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出来给小朋友们做报告，而是请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来表演给他们看。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为美国儿童定制了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动画片。在这部片子中，不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个让孩子开怀大笑的猫鼠故事，科学道理也就随着笑声和快乐融入了孩子们的内隐思维。这种教育方式润物细无声，毫无说教意味。在中国，孩子们差不多要到中学才能“学”到这些理论，而美国孩子却在小学甚至学前就已经对此有所领悟，而且领悟得那么直观，那么艺术，那么深刻，最主要的是领悟得那么开心。一直以来，美国孩子考试分数一般都比不过中国的“好孩子”，但是他们接受自然科学的启蒙却一点都不比中国孩子晚，甚至早得多，也多得多。难怪人家长大后创新能力比较强，因为创意内隐思维训练得比较早。
有人说，中国孩子是抱大的，而美国孩子则是爬大的。反正，不管怎么说，美国孩子的确是在独立思考问题和合作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氛围中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启蒙教育。有谁敢肯定实用主义启蒙就不如进退关系启蒙呢？天晓得。依我看，企业人反正离不开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