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2日。
几近子夜了，夜的长春很寂静。
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早就上了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东北的深秋夜是有一丝凉意了，他打了个寒颤，摸件衣服披上，又顺手拧开案头的收音机，一个轻柔的女声传了出来：
“……吴化文将军率所部两万余人战场举义，大大地加快了我人民解放军济南重镇的战役进程，为解放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从军事上给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沉重打击，自它的内部动摇了国民党官兵为其卖命的信心，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进一步觉醒，不再为蒋介石白白送死，也使他们对我‘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眼下，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失败，在这种形势下，走吴化文的道路，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已经成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国民党官兵唯一的光明大道……”
听着广播，曾泽生看着手里的一封信：
东北蒋家大势已去，贵军何去何从？再不能因循苟且了！望贵军长火速裁夺，否则，围城大军一旦攻入城后，玉石俱焚，贵军长到时悔恨，亦晚矣！即候。
近佳！
人民解放军围城总指挥赵庆光
静坐了一会儿，这才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曾泽生下床吩咐值班参谋：
“你通知白师长和陇师长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
平常，曾泽生是很少在晚上召集部下开会的，所以，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和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一接到通知，都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赶紧驱车过来，几乎同时到达第六十军军部——中长理事会大楼。
一进门，陇耀便问：“军座，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白肇学问得更具体一些：“是不是又与新七军发生了冲突？”
曾泽生抬手压了压，意思叫他们坐下，说：“没有什么事，我找你们来，不过是聊聊，随便聊聊。”
白肇学和陇耀十分不解地对看一眼，慢慢坐下了，望着曾泽生。
曾泽生却好久不开口，似乎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的确，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天条”里是砍头的罪！说了，他们会愿意和自己一起干吗？如果不愿意，他们怕也不会拒绝，这样岂不又变成了强人之所难？不说话又似乎不是本衷。
曾泽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俩觉出了他的难言之隐。白肇学说：“军座，我们共事多年，平日里推心置腹，今天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
陇耀也憋不住了：“军座，说吧！”
曾泽生无奈地笑了一下，一声叹息：“唉，这话是不知如何说，但既然叫你们来了，还是谈吧，是关于部队前途问题的，过去也和你们说过，现在形势又是这个样，我想另谋他途，但要听你们的意见。”
陇耀一生行武，性格豪爽，听了这话“蹭”地站起来：“军座，这还商量什么？我听你的！”
白肇学低头不语。
曾泽生示意陇耀坐下，说：“这是关系到全军官兵命运的大事，非同小可，要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白肇学这才点点头说：“是的，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是急脾气：“军座，那把你所考虑的说说吧。”
到此，曾泽生感到不能不说了。他想，这两人都是他多年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谈，关于部队前途、对时局的看法，都曾毫无保留地交换过意见，因此提出反蒋起义的道路，他们即使不赞成，也不会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行动。于是他下了决心，从沙发上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
“我认为，我们应率部队反蒋起义！”
想不到陇师长反应得特别快，他当即激动地表示：“我早就想着军座会这样决定。”然后他就像打机关枪一样说开了：“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气够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苦苦地一笑，脸上却是比哭还难看，他说：“我16岁就当兵，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儿力。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所看到的总是自相残杀，血淋淋的自相残杀！说实在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聩，不足以为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入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吧，当一个自在百姓也好。”
陇耀非常不满意白肇学的态度：“解甲归田？哪里有田？有！我也不干！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我怎么不讲道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和气，连忙制止：“不要争了！你们回去仔细想想，我也仔细想想，明天再碰头研究吧。”
这时，已是凌晨3点钟了。
白肇学、陇耀走后，曾泽生上床还是睡不着。他在想：白肇学的思想症结到底在哪里呢？是因为他出身黄埔，定不下反蒋的决心？这一点，黄埔出身的将领大多是顽固的，但白肇学不像，他确实对蒋介石厌倦了。是对共产党不了解，不信任？这倒有可能，他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一下子要转这个弯是有些困难。但是，这个弯必须转过来才好，他的第一八二师是第六十军的主力，师长思想不通，师里就不可能统一了，因而会影响到全军的起义行动，甚至导致失败，这当然是曾泽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凌晨6点，他又起床了，径直驱车去第一八二师师部。
白肇学正疲惫地倚在师部办公室的沙发里，双眼充溢血丝，脸色菜青，如害了一场大病一般。
他看到曾泽生进门，挣了一下想站起身来，曾泽生赶紧上前按了他的肩，说：
“别起身。”
白肇学看着曾泽生，嘶哑着喉咙说：“军座，从你那里回来后，我一直在这里坐着想，也不知如何才想得透。说实在话，我真的很矛盾，也很想就此脱离军队，永不再干了。”
曾泽生见白肇学苦恼的模样，知道他是真困惑，倒添了几分说服他的信心。他在白肇学对面坐下来，说：
“老白，你的这种苦恼我也有过，恐怕丝毫不亚于你。你也知道，我在20岁时便愤然离家出走，入了唐继尧的建国军机枪军士队，之后讲武堂、黄埔，闹了不少名堂，险些被王柏龄所杀。后来，因为老军长的庇护，我才得免杀身之祸，进了六十军，这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六十军了。这些年来，六十军发生的大事我几乎都参与了……”
说到第六十军，曾泽生动了感情，追溯到它的前前后后，从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战争，讲到驱逐唐继尧的行动；从抗日战争中台儿庄重创日寇的战绩，讲到去越南受降的举动；从昆明的“五华山事件”，讲到来东北参加内战的痛苦经历；一件件如在眼前，饱含着艰辛与曲折，也有捍卫着这支不屈的地方部队的荣光。正因为如此，曾泽生的眼中已是星星点点的了，但他仍继续往下说：
“你想，这样一支部队，我能忍心在我手中败落么？能忍心由我来遣散么？不说对不起经营这支军队的老长官和云南的父老乡亲，就是对自己也说不过去。再说，要遣散又如何遣呢，蒋介石会让你任意为之么？此去云南千里迢迢，到处是蒋介石的军队和特务机关，遣散后能回去十之二三，就烧高香了。云南子弟枉死他乡，这才是我们的莫大过错呀。对共产党，我谈不上很了解，但总是知道一些的，即使于他们的政策不说，前面是说过不少例子的。潘朔端，这你最清楚；还有高树勋，早几天济南起义的吴化文，不都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获得了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么？再往坏一点儿的地方想，总可以保全我云南3万子弟……”
情到深处自动人，这番话把白肇学说得泪眼花花，他拦住曾泽生不让他再说下去：“军座，别说了，我跟你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