抟饭何须匕箸尝，茹毛饮血俗相当。
从来不设烹鱼釜，带甲生咀鲜蛎黄。
谈论台湾原住民族的饮食文化，自然不能忘记清代康熙年间举人吴廷华所写的这首诗。寥寥28个字，生动地勾勒出台湾原住民族古代饮食的习惯：用手团饭就餐；嗜食新鲜的鱼、蟹、蛎、蛤等水产；虽然炊事简陋，不设釜铛炊具，也不讲究酱醋料理，但偏爱生猛海鲜，原汁原味。进餐时，喜欢一家人蹲踞相对，饮酒吟唱，洋溢着一种其乐融融的群体意识和团结和睦的气氛。
如果前溯至公元3世纪，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描写过古称“夷州”的台湾“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土着民族兼事渔猎农耕，饮食以“五谷”与“鱼肉”类为主。“鱼”
指捕捞的鱼虾水产，“肉”指狩猎的兽类。当时，土着居民特别喜欢两样食品：第一，盐卤的生鱼、生肉。“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第二，竹筒小米酒，“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之”。各部落恪守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荣辱与共，苦乐均分。每逢聚餐，不论老幼，围绕着木槽蹲踞，各取鱼肉腥臊而食。这种饮食古风，延续至清代，仍为史家所乐道。例如清代官吏曾目睹日月潭一带的邵人，平时驾着独木舟，一边操持弓矢镖射生鱼，须臾满载，高歌而归，一家人佐酒“大嚼”美餐，“询不知帝力于何有矣。”此情此景，让锦衣美食的官员们好不羡慕！
古代台湾原住民族的肉食来源，除取之江河之外，主要依靠狩猎。至少在17世纪中期之前，台湾草莱未启，连绵数千里的平原草埔，麋鹿成群，而广袤山地野兽丛生，狩猎资源无疑极其丰饶。每到春秋猎季，各部落组织“猎团”围捕，往往群众逐鹿，直追得糜鹿精疲力尽，才挽弓将其射倒，这时大家蜂拥而上，用刀割断生鹿喉部，竞相吮吸温热的鹿血。接着，猎手们剖开麋鹿的腹腔，掏出肠胃中尚未完全消化的绿草苔膏嚼食。据说，麋鹿尝食百草，经胃肠初步消化“加工”的草食，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称之“百草膏”。除了猎捕野鹿之外，山猪是常猎的动物，一经捕杀，立即架火燔毛，烤至半熟，猎手们就迫不及待地割肉饱食。兽肉大部分由各家各户均分，腌制起来贮存瓮中，以备农忙、祭祀以及款客所需。17世纪，台湾土着民族已擅长腌制食品，“鲑”、“脯”等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腌制食品。
据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台湾地旷人稀，糜鹿蚁聚。平埔人为了获取鹿皮，与外商贸易日常用品，不惜设陷阱滥捕，每次开陷，竞“有剥之不尽至腐者”。由于土地拓垦和滥捕的缘故，到清代乾隆年间，台湾平原地区的麋鹿资源已见枯竭，不用说鹿皮难得，鹿肉也成了奢侈品，连赴台官员，三年届满，“未尝生鹿一脔”。大概从那时候起，鹿肉就成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吃请”盛宴的山珍美味了。
台湾原住民族善饮，群宴频频是他们的饮食文化特点之一。
无论农忙、祭祀庆典，还是平时娱乐，他们喜欢群饮歌舞，通宵达旦。群宴成员包括一社或数社群体，大家席地而坐，用木瓢或椰碗取酒轮流赛饮，尤其是亲朋好友惯饮“连杯酒”，彼此“并肩并唇，取酒从上泻下，双入于口，倾流满地，以为快乐”。
(《番社采风图考》)。群宴旨在联谊、娱乐，通过酣歌酒舞增强群体凝聚力，因而佐酒食品极其简单，仅以小米饼与肉类，食物精粗不论，而酒饮则多多益善，满足大众开怀畅饮。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酿酒史前溯公元3世纪已有“粟酒”的记载，此后还有米酒、高梁酒、麦酒、薯酒、果酒等，家家户户都擅造美酒。
酿酒术中有一种“嚼酿法”，在古代相当流行。据称，“嚼酿法”是古老的酿酒技术，包括一整套略带宗教特色的程序。首先推举一名品貌兼优的“美姬”，请她嚼米为曲，利用口液的糖化作用制作酵母，然后放入蒸熟的米饭拌匀，贮藏瓮中若干天。待等酒瓮散发出一股清香诱人的“酒气”，便可启封饮用了。这种“嚼酿”自制的酒，俗称“姑待”，甘醇可口，韵味独特，是古代部落祭祀、群饮必备的“宴酒”。难怪清代有诗这样赞美：“谁道番姬巧解酿，自将生米嚼成浆。竹筒为瓮床头挂，客至开筒劝客尝。”可惜，这种别具一格的“嚼酿”文化早已失传，后人再也不能分享“番姬”嚼酿的琼浆玉液，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