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维护“对名誉的情义”越来越针对自身的倾向正在发展，这不仅仅包括自杀这种极端手段，其他的“复仇”行为也有针对自己的倾向的趋势。比如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就常常出现沮丧、消沉等典型的厌倦情绪。整个阶层都有这样的情绪，其背后必然有社会学中可以解释的原因。当下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人数众多，但他们处于一个在等级制中非常不稳定的位置，只有很少才俊能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认为知识阶层中存在“危险思想”，这更让他们失落。日本知识分子自己认为他们的抑郁是因为日本在西化过程中造成的混乱，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最为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情绪，是在强烈的献身精神和极端的厌倦情绪之间摇摆。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曾在这两者之间感到迷茫。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的知识阶层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近代以来的这种厌倦情绪，于是他们回归传统，希望为国家献身，带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由针对自己的内心而再次转向对外。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推行日本的集权主义，这一过程让他们再一次找到了自己，让他们的心境摆脱了消极，使自己的内心重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让他们相信，尽管在人际关系上自己不能做到“情面”完美，但是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就能够实现完美的“情面”。
而战争的失败表明了日本人的上述信念根本上就错了，于是整个日本再次陷入到消沉的巨大心理威胁中。从他们的传统来看，他们自己要克服这种情绪是非常困难的。一位生活在东京的日本人曾经说：“现在我们不再担心炸弹了，我们真的解放了。可是不再打仗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目标了。所有人都有些恍惚，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我是这样，我老婆也是这样，好像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医院的病号，甭管做什么都慢腾腾的，怅然若失。人们都在埋怨政府在战争善后和救济工作中太过缓慢。我觉得，可能那些官员也像我们的感觉一样，所以才会这么缓慢。”这与解放后的法国一样，似乎是一种带着危险性的虚脱状态。德国在投降之后最初的六到八个月间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是在日本这则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反应是能够理解的，可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几乎同时，日本人便对战胜国展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几乎在战争一结束，日本人便以十分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和所有的后果。他们对美国人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是欢呼。从中完全看不到日本人的抑郁和埋怨。就像天皇投降诏书中说的那样，他们已经做到了“忍所难忍”。他们为什么不把欢迎美国人的情绪用到重建家园上来？并非不存在这样的机会。盟军的势力并没有延伸到村庄中，日本人仍然管理着自己的行政事务。为什么整个民族在欢笑招手地迎接着敌人而对自己的事情漠然置之？而同样是这个民族，十分迅速地在明治初年可以成功复兴，并在1930年代集中精力进行自己的军事征服大业，他们的士兵纵横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并且在每一个小岛都能血战到底。
这个民族没有变！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日本式的。他们摇摆于顽强努力和消磨光阴、极端消沉之间。现在的日本最为重要的事情是维护战败之后的“名誉”，他们觉得如果选择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曾经的敌人就能够保证自己在战败之后的“情面”。而从这个动机出发衍生出来的一种观点是很多日本人觉得今后依赖美国是继续让自己“情面”得存的最安全办法。因此，努力重建国家很可能让别人疑忌，既然如此，不如消磨时光，把重建的事先放一放。就像我们看到的，整个日本都很消沉。
不过，日本人从来不喜欢消沉。无论是战后对于民众改善生活的号召还是在战争期间，“从消沉中站起来”、“从消沉中唤醒他人”等等都是广播中最常听到的词。日本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逐渐扭转消极和无为的状态。1946年春天，日本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以及与此类似的词句，此时的日本，被轰炸的废墟上瓦砾还没有清理完毕，很多公共事业仍然是停顿的，按照传统，这是对日本名誉的极大玷污！日本人是不能容忍这些的。于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开始被人们埋怨，他们成了报纸指责的对象：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这些可怜相全让美国人看到了。日本人是能够理解这类唤起日本人“情面”的呼吁的，而日本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将来能够在联合国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这仍然是日本的“情面”，不过比起发动战争的老路，在方向上已经截然不同了。日本人希望大国地位的目标没有改变，可是他们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同，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在将来保持和平，日本是可以在这条从战后铺垫出来的自尊自重的道路上实现前进的。
对于“名誉”，日本人有着持久不变的追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普遍的尊敬。至于如何实现保证“名誉”的目标，那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取舍及运用何种手段。日本人的态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在日本人看来和道德无关。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忠于“主义”的概念，对于意识形态问题非常热衷。如果失败，我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所以当德国占领大半个欧洲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地下组织在进行抵抗活动。可是在日本，除了非常少数的极端顽固分子之外，美军基本上不用花费精力预防日本人的地下反美运动。我们在道义上坚持不懈的观念，日本人并没有完全认同。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美国人便有胆量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到乡下的穷乡僻壤中而不会担心遭遇什么不测，他们甚至还受到了在战争中支持政府、信仰国家主义的官员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在日本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针对美国人的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路过村子时，村子中的孩子们还会在路边大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碰上还不会招手的婴儿，抱着他的母亲还会拿着他的小手朝美国大兵挥动。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美国人甚至不相信日本人在战败之后有180度大转变。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甚至比战俘营中日本士兵配合盟军的事情还要让人难以理解。至少，那些战俘士兵还会觉得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没有一个西方人会认为战后的日本公众也会像日本战俘一样迅速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大多数以为，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意味着受到了侮辱，他们会用暴力拼死进行报复。甚至一些人会觉得，想要与日本人达成媾和条款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如此看待日本人的研究者们并没有理解日本人的“情面”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日本人为了保持名誉会进行复仇和侵犯这种传统方式，他们忽略了日本人还有另外一种措施来达到保持名誉的目的。我们总犯的错误就是把日本人对待侵犯的伦理和欧洲人熟悉的公式混淆在一起。欧洲人，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民族行为，首先要确认战争的永恒正义性然后才会进行战争，即便是失败对于正义的坚持也不会改变，他们战斗的力量就来自这种正义感，可是日本人对此的评判标准却有很大出入。
日本人会找到另外的依据。他们要获得世界的尊敬，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凭借军事实力才能赢得大国的地位，因此他们要努力与这些大国并列。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缺乏资源、没有先进技术，所以他们不得不比希律王①更加凶狠。他们的巨大的努力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失败了，对日本人来说，这意味着发动战争无法保证自己的“情面”。可是“情面”的保证本来就有多种途径，既然侵略手段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选择互相尊敬的方式。于是战争失败之后，日本人转向了后者，而且非常明显。日本人并不觉得这样做会有什么心理压力，这只不过是他们保护名誉的另外一种选择。
其实在日本历史上也并非没有相似的场景，西方人同样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解。1862年，闭关锁国已久的日本国门刚刚被打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②遇害，此地正是日本掀起攘夷运动的源头，萨摩武士既傲慢又好战，闻名全国。为了惩罚这次行为，英国派出了远征军，炮轰萨摩藩十分重要港口鹿儿岛。英国舰队取得了完胜。出乎胜利者意料的是，日本人不但没有对英国夷人进行誓死报复，反而向他们寻求友谊。萨摩的人亲眼见识了敌人的强大，希望敌人能够赐教他们。于是他们同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允许英国人次年在萨摩建立学校。③当时一位日本人有着这样的记录：这所学校“教授西方学问，……源于生麦事件而发生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①这里的生麦事件②就是指英国舰队炮轰鹿儿岛的事件。
上述这个例子并非孤立事件。与萨摩藩有着同样名声——好战并激烈排外的长州藩对于当时朝廷的一道“到1863年（阴历）5月11日之前，把所有夷狄赶出日本”的敕令非常积极。这道敕令是皇室颁布给将军的，可是幕府对此没有理睬，而长州藩则与幕府的态度正好相反。当局向通过其辖区的西方商船开炮，不过低劣的火炮和炮弹对于外国船只没有任何损害。但是西方人决定惩罚长州藩，他们迅速组成联合舰队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并索取赔偿三百万美元，最后的结果与萨摩藩出现的情况大同小异。诺曼在论述这两个藩国出现的事件时写道：“原来的攘夷急先锋态度瞬间发生了转变，先不论他们到底是出于多么复杂的动机，至少这表明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清楚认识和自己的冷静态度，我们对此只有敬意。”③
这种直面现实的转变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所带来的积极一面。“情面”的顾及既给日本人带来了光明面，也给他们带来了黑暗面。后者的表现如日本把美国的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视为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以此为发动这场不幸战争的动力。而它带给日本人的光明面则比如，1945年以后日本非常善意地接受了投降和战败的后果。日本仍然一如往昔地遵照自己的性格行事。近代的日本着作家或者评论家只把部分有关日本人“情面”的东西介绍给西方，说日本人是崇拜“武士道”。我们现在有理由说，这种介绍方式还是让西方人产生了一些误解。武士道这个名称是到近代才正式确定的。它并没有像“迫于情面”、“完全出于情面”、“为情面而尽力”等等格言那样深深植入所有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中。武士道也无法涵盖“情面”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另外，那些军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曾经将武士道作为片刻不离口的口号，这让武士道的信誉备受打击，而人们对于武士道的概念也开始怀疑起来。尽管如此，日本人不会因此就不再重视“情面”、不再懂“情义”。与之相关联的，现在应该正是西方人要好好理解日本人“情面”含义的重要时期。另外也不能把武士道与武士阶级等同起来。因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有遵从“情面”伦理教条的义务，这是一种共同道德。所有阶级都应该讲“情面”，而且身份地位越高的，其维护“情面”的责任也就越大。至少日本人觉得武士对于“情面”的维护责任要远高于平民。很多外国观察者认为，日本的普通民众在“情面”责任上是要求最高的一方，他们因为情面从来不计较回报多少。不过在日本人看来，当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得到尊敬的时候，就是“情面”给予的充分回报，若是一个“不懂情面的人”则只能被他的同伴藐视或者成为一个让人厌恶的“可悲者”。
